金兰寺遗址
10月23日至25日在西安召开的第四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众多考古新发现、新研究成果在引来专家学者热烈讨论的同时，也不断吸引着公众的目光。
而不久前广东公布的“早期岭南探源工程”，同样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从旧石器时代到秦汉，岭南大地的人类和社会是如何一步步发展的？这里的人们是怎样汇入历史洪流的，又是怎样展开对外交往……
早期岭南探源工程重点关注的考古遗址中，列入了广州地区的横岭、浮扶岭、金兰寺、陂头岭、茶岭、甘草岭等遗址，其中金兰寺、陂头岭遗址曾组织过多场公众研学，许多普通市民在考古专业人士的带领下，徜徉于这些数千年前先民们活动的空间之中，心里可能也会冒出和记者同样的念头：在我们今天熟悉的这个“广州”形成之前，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小区域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活动轨迹是什么样子？社会是什么样子？他们怎样吃、穿、住、行？这些和今天的我们，有着怎样的关系？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强禄。
发现
从“面”到“里”需要长期系统研究
“早期岭南探源工程”成果值得期待
“请问在早期岭南探源工程的框架中，广州的地位是怎样的？”
“横岭、狮象、浮扶岭、金兰寺、陂头岭、茶岭、甘草岭等遗址之间的关联性是怎样的？它们和广州之外的哪些遗址表现出令人感兴趣的联系？”
“近来，‘横岭类型’对于构建广东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的价值似乎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请问这个‘类型’是否已经可以比较明确地确定了？为什么大家那么关注它？”
“从博罗到增城、黄埔一带东江下游的夔纹陶-原始瓷文化中心，到后来以番禺城为核心的这个转移过程，现在有没有更多的考古发现可以描述它是怎样发生的？在这两个核心区生活的古人，是否是同一群人？”
面对记者提出的一连串问题，张强禄说，这些问题有不少正是探源工程想要解答的，所以可能要到探源工程作为一个项目快要结束的时候才能给出答案，“考古要靠材料说话，有什么样的考古发现，你对它的认识有多么清晰、准确，你才能给出一个怎么样的结论。”
近年,虽然广州地区有了不少重要的考古新发现，但是很多发现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也还只是停留在“面上”的阶段，比如知道它是哪个时间段，出土了哪些器物等等。这些东西需要进行长期系统地梳理、研究和阐释，才能慢慢揭示出它们下面隐藏的“内容”是什么。
张强禄说，早期岭南探源工程列入了广州的这些考古发现，那么说明这些发现应该是能够在其中为解决至少一部分问题起到一定作用的。但具体能起到什么作用，现在还说不好。其实之所以启动探源工程，正是因为我们还有大量的问题没有解决，许多资料缺乏整理，不少新发现也没有来得及真正吃透。
据介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01年启动预研究，2004年正式启动，到了2022年，差不多用了20年的时间，算是有了初步的成果出来，然后才开始逐步向社会做推广和宣传。参照它大家就能体会，“早期岭南探源工程”的成果也不会很快出来，可能至少需要七八年，甚至十年以上的时间。所以要回答广州在其中的位置，可能也得等到那个时候再来谈比较合适。
陂头岭遗址
谱系研究
日益深入细致，越来越多“人间烟火气”
早期岭南历史图景描绘现在刚开头
那么，为什么类似数千年前乃至更早的古人如何使用礼器，如何制作陶罐，如何在田里耕作，如何结婚生子，如何歌舞娱乐这些问题，会让普通人也越来越感兴趣呢？可能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随着近年来考古研究的日益深入、细致，越来越多带着“人间烟火气”的历史瞬间被较为精准地还原，给了今天许多人有代入感的触动。
张强禄说，早在2000年之前，考古工作者已经把黄河流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基本建立起来了，做到了八九不离十，“所以它那些发掘出来的早期文明的东西，不管是夏商周还是新石器时代，一看就可以相对比较准确地知道它的年代、它的文化属性”。长江流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完成得稍晚一些，但在2010年前后也基本做出来了，不同考古发现之间的年代框架、早晚关系，都给弄明白了。所以对这两大流域的考古在一二十年前就开始进入了社会研究，“也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些内容。”
考古要透物见人，那首先要解决研究对象的时空框架，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去研究背后的人，研究当时的社会，也就是所谓的“历史图景”，或者说与老百姓生活相关的社会场景。通过这些，考古工作者才能呈现给大家一个相对比较生动、比较动态的历史场景，把当时的一些鲜活的东西呈现出来。张强禄表示，“我估计快的话，大概还要五年的时间，慢的话大概需要八年，我们才能够把广东的从史前到商周的这个文化谱系、这个时空框架建立到大概90%这个程度。”
所以张强禄说，现在考古工作者需要做的事情非常多，“我们在同时开展很多的多学科研究，收集大量的信息，不停地推进很多方面的研究。但这一切的前提，就是我们首先要去做这个考古学谱系，弄清楚各个考古发现之间的早晚关系。”考古一方面要纵向研究，就好比从孙子追到父辈再追到爷爷；另一方面也要横向比较，“横向的话肯定是这家的孙子辈和那家的孙子辈去比，不能说用这家的孙子跟那家的爷爷去比，然后说你看这个孙子多么优秀。”只有在一个相对完善的考古学谱系里面，然后你去研究各个地区的不同的文化面貌，才能有更好的凭依。
张强禄表示，从长江下游一直到越南北部，属于一般所说的百越文化圈。这个大文化圈里的不同地域，又有自己的“越文化”特色，构成了很多小的文化圈，就好像今天的广府人、潮汕人、客家人这样。而还原这些小文化圈的独特面貌，可能就是早期岭南探源工程未来要去做的工作。而现在只是刚刚开了个头。
考古发掘现场
当下
仍有很多部分有待完整揭露
广州近年来有大量的重要考古发现，让人惊喜，那么，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在哪里？
张强禄表示，广州的大量考古资料确实是已经发掘出来了，但囿于时间、精力和场地等因素，很多还没有系统地整理、研究，“很多我们现在只能说是知道了它的时期这样一些基本的信息：这座墓是4500年前的，出土了些什么东西，器物的特征是什么，器物组合代表了墓主是个什么身份，跟这个墓同时期的还有一些什么东西；那座墓是3800年前的，这些方面的情况又是怎样的，等等。”
可是比如说，一个墓地可能是有100多座墓都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那它们当中又有哪些大致是同时期的？它们的时间间距可能只有个三五十年，那我们可以根据它们来推测如果这里当初是一个聚落的话，这个聚落可能有多少人。但如果这100多座墓的时间跨度达到了四五百年，你肯定不能把它们都算到某个特定时期的人口统计里。类似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精力去完成。所以现在要详说这些引起大众广泛关注的考古遗址马上就能解决什么问题、回答什么问题，应该还做不到。这需要在大量的基础工作完成了的基础之上才能够去回答。
另一方面，很多考古项目暂时也做不到把所在地块上的东西都“做”完了。比如无论茶岭、甘草岭，还是陂头岭，因为是配合基建开展考古发掘，所以要说仅凭已经揭露的部分就去讨论遗址原来的人口规模啊、建筑布局啊，是没法从整体上讲清楚的。
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比如2022年开始启动的对从化狮象遗址的主动考古项目。张强禄介绍，这个项目有它的特殊情况，它本身就是文物保护单位，而流溪河流域作为广州水源地的保护区域对于其他方面的开发限制很严格。那考古工作者就比较方便扎下来做多一点，比如做个十年、二十年，尽量把这里的考古信息搜集全面，“以后这个案例的情况我就可以说多一点”。
但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张强禄表示，根据考古人员多年来的调查，在广州东部、北部都发现了一些可能是比较重要的地点，但在现在的条件下也不可能展开主动性发掘。包括增城金兰寺那么重要且知名的遗址，也做不到。在没有办法全面了解和解读这些遗址文化内涵的前提下，要立体完整地讲清楚广州地区早期的发展情况，目前不可能。
金兰寺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M21全景
探索
广州近年在先秦和史前考古取得突破
位于天河龙洞的华南国家植物园里，有个“广州第一村”，它就是飞鹅岭遗址，是广州最早进行考古发掘的先秦遗址。1956年8月，中山大学地理系同学到广州市东郊进行测量实习，在龙洞附近的土冈中采集到6件石斧，于是转告了历史系。经梁钊韬教授鉴定，是新石器时代遗物。于是，梁教授等中大历史系的师生和市文管会的麦英豪等人一起做了第一次地面调查。随后的考古发现表明，当时飞鹅岭的先民已转入了定居生活，有了比较稳定的农业生产，也兼有一定的渔猎。
飞鹅岭遗址的发现把广州这片土地上人类活动的历史向前推了一大步。之后随着越来越多先秦遗址的发现，在史书所载的秦始皇平南越及“任嚣筑城”之前的广州地区的人类活动状态和社会面貌也一点点地浮出水面。张强禄对记者表示，经过科学缜密的调查，现在大家对广州范围内先秦和史前时期的代表性的考古资源可以说已经做到了心中有数。这为未来的文物保护和基建项目的协调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广州被评价为“中国近现代意义的田野考古学的策源地之一”。张强禄说，20世纪前半叶，广州在高校和专业学术机构的层面上，中山大学语史所和“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相继成立；在地方古物古迹保护的层面上，有民间考古团体——中华考古学会，和当时的官方文博机构——广州市立博物院的成立，随后依托广州市立博物院又成立了中国最早的地方职业考古学团体——黄花考古学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州有全国第二部地区性断代考古专著《广州汉墓》，有南越王墓、南越国宫署遗址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近年来在先秦和史前考古方面又取得许多重要的突破，在协调考古和城建等方面也做出许多有益探索。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张强禄说，在岭南大地上，数千乃至上万年来，人、器物、技术、思想观念交相往来，百越族群、南岛语族、海丝贸易等重要的文化名词时时闪现。广州是岭南文化中心地，中国南方的“南方”。作为文化交流的桥头堡和中转站，广州考古经过几代人的接续奋斗，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相信随着更多研究的深入，很多大家感兴趣的话题，会得到更加清晰、准确的解答。
科技
给考古装上“火眼金睛”
近年来，考古的一些领域之所以能够成功实现新突破，与创新的科技手段运用和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思路密不可分。新技术让人的感官得以大大延伸，过去田野工作中肉眼难以察觉的许多“微痕”成为破解历史谜题的好帮手；多学科的介入，则让大家跳出固有思维模式的限制，更多地尝试从前所未有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在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开展的海珠区南沙港快速以东至南沙区乌洲岛以北珠江流域、扶胥古运河流域进行的物探调查和潜水探摸中，专家们运用了多波束测深系统、侧扫声呐系统、磁力探测系统、浅地层剖面系统等多种技术手段。为了解水底形态和目标物情况，还采用了侧扫声呐系统并形成了水底二维声像图。配合水下探摸和确认工作，调查基本摸清了自黄埔古港以下至虎门大桥珠江水域（广州辖区）水下文化遗存的分布情况。
在增江流域考古调查中，“考古通”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平板电脑的轨迹记录功能、Arcmap软件、GIS（地理信息系统）等的综合运用，实现了遗迹遗物信息、遗址自然地理环境信息、影像信息、测绘信息等系统而全面的记录，为构建考古信息数据库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也大大提升了基础数据的使用效能。
而在松丁山、甘草岭等遗址中，伴随浮选法等先进的采集方式，以及丰富的实验室分析手段的广泛使用，不少农作物的遗存被辨识和分析出来，为研究早期人类的农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卜松竹
图：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