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要从2005年秋季说起。
那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在安徽省的一所高校教授英语课程。每天清晨，我都会到学校附近的公园散步。有一天，一位刚刚练完太极拳的老人同我交谈。听说我来自加拿大，老人立刻紧紧抓住我的双手，饱含深情地讲起当年诺尔曼·白求恩医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的故事。那一刻，我开始意识到中国人民对白求恩医生有很深厚的感情。
当晚，老人激动颤抖的双手始终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辗转反侧之际，我暗暗下定决心——我想要真正走近白求恩，了解这位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国际主义战士究竟与中国人民建立了怎样的真挚友谊。于是，2006年我前往河北省石家庄市，开始追寻白求恩生前的足迹。
在那里，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现陆军军医大学士官学校）的英语教研室主任齐明教授，并就白求恩的事迹进行亲切交流。我们一见如故，很快成为好友。在他的推荐下，我研读了大量史料，渐渐地，一个献身理想而又热爱生活、真诚善良而又执着坚强的人物形象在我的脑海中日益清晰。怀着敬仰之情，我与齐明一同赴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白求恩的墓前瞻仰，深深鞠躬并在心中默默祝愿：希望白求恩精神永驻，在加拿大和中国人民之间世代传承。
在中国退休后，我于2015年返回加拿大，但与白求恩之间的渊源并未就此终结。2018年4月，作为加拿大—中国友好协会的一员，我荣幸地受邀回到中国，重走白求恩之路。一路上，我遇到的所有人都精心保护着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故地，无声地记述着白求恩与中国人民生死与共的动人故事。
在河北唐县牛眼沟村，我们看到了白求恩当年住过的小屋，以及他曾协助创办的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前身）旧址。当年，白求恩从延安坚决赶赴晋察冀抗日前线，用自己带来的药品和医疗设备，先后在山西五台县耿镇松岩口村和河北唐县牛眼沟村协助创建了“模范病室”和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为八路军留下了一支“永远也不离开”的医疗队。
然而，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扫荡和烧杀抢掠将中国大片村庄烧得一干二净。当时刚刚成立不久的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被迫转移至唐县葛公村，山西的“模范病室”更是被夷为平地。白求恩在难过、愤恨之余，发明了“流动战地医院”——一个形似卢沟桥的“药驮子”，方便随时转运伤员。我们在位于唐县的白求恩柯棣华纪念馆见到了这一重要发明，上面装配的医疗器械和药品可以做100次手术、换500次药、配制500个处方。两个“药驮子”一拼，就是一张手术台，大大增强了场地转移的灵活性。
为减少伤员的痛苦，白求恩带着他的“药驮子”，把手术台设在了离火线最近的地方。在河北顺平县白银坨，我们沿着当年白求恩救治伤员的足迹徒步约4公里。身处深山之中，脚下是崎岖山路，白求恩带领战地流动医疗队出入火线救死扶伤的画面扑面而来。仅1939年在冀中的4个月里，他就行进1500里，做手术315次，还多次为伤病员输血。
在旅途的最后，我们来到河北涞源县孙家庄。在这个见证了白求恩生命最后时日的村庄，我深感沉痛。1939年冬季，在涞源县摩天岭前线抢救伤员时，白求恩左手中指不慎被刺破，因感染败血症而英勇牺牲，将魂魄永驻太行山脉。白求恩被安葬在位于唐县军城南关的晋察冀烈士陵园。他的墓旁立着另外一座坟茔，墓碑上镌刻着几个字：加拿大友人琼·尤恩之墓。当年随白求恩一同来华的，只有这位加拿大护士。两人在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里并肩作战，结下深厚友谊。临终前，怀着对这片土地的眷恋，尤恩选择将骨灰留在中国，并同白求恩葬在一处。尤恩是白求恩高尚灵魂和壮美人生的见证者。
“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曾经在书中读到的这段文字，因为这次旅途得到有力印证。多年追寻，白求恩的精神品质也不断感染、震撼着我。
当年重走白求恩之路时，我曾写下过这样一段话：白求恩精神让我身为一名加拿大人感到自豪，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白求恩的故事告诉更多加拿大人，让这份伟大的精神永远流传下去。如今，传承白求恩精神已经成为我的心灵归属和毕生追求。在我心中，这位跨洋越海来到中国的国际主义战士身上闪耀的光芒，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永恒生命力，就像掩埋了英雄忠骨的中国太行山脉，年年岁岁，巍然屹立，苍翠葳蕤。
史蒂芬·沙贝尔（作者为加拿大—中国友好协会（渥太华分会）执行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