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抗日纵队（又称华南抗日游击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珠江纵队、韩江纵队等7个纵队为主体的敌后抗日武装体系的总称，也是华南敌后战场唯一成建制坚持抗战至胜利的武装力量，其作战范围覆盖广东（含海南岛）、广西东部、福建南部、香港等日军控制的华南沿海地区。不同于华北八路军、华中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规模小、力量分散，且长期孤悬敌后、身份“未公开”，但凭借强大的自主生存和独立作战能力，以小击大、以弱抗强，顽强守卫着华南战略要地，成为遏制日本资源输送及战略机动的重要力量。1944年7月，中共中央军委电文称东江纵队、琼崖纵队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1945年4月25日，朱德在中共七大所作的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中将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并称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这些评价，并非简单出于遏制国民党反共策略、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政治考虑，更多是对华南抗日纵队独立保卫华南、主动介入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之战略意义与伟大功绩综合研判之后得出的理性结论。
（惠州）东江纵队纪念馆 馆方供图
牵制日军战略机动的重要力量
华南拥有广州、香港、南宁等中心城市，控制广九铁路、粤汉铁路、滇缅公路等国际战略物资输入的关键交通动脉，占据沿海要冲及陆地边陲等战略要地，并且蕴藏丰富物产资源，是日军实施“南进”战略，进而“吞并中国、称霸世界”的跳板。
1938年广州、武汉沦陷后，国民党主力西撤，中国共产党核心力量集中在华北、华中，华南抗日纵队作为华南敌后唯一成建制的抗日武装，成为守卫华南及中国“南大门”的关键力量。比如，东江纵队活跃在香港、广州周边及广九铁路沿线，琼崖纵队阻遏日军南下太平洋，珠江纵队扼守广州—香港走廊和内河航运，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屏障广西，韩江纵队连通闽粤赣边区，粤中人民抗日解放军联动珠江与西江。这些分散于华南全域的抗战部队，有效牵制了日本南进的精锐部队，封锁了日军海上联络和资源运输的要道，成为消解日本“以战养战”战略、加快侵华力量衰竭的重要支撑。另外，华南抗日纵队通过频繁袭击广九铁路、粤汉铁路、公路网以及海上运输线，迫使日军长期留置重兵维持交通线，极大降低了日军在华南的物资运输效率。比如，日军占领香港后，开辟了一条从广州至香港经汕头到台湾的海上运输线，从日本把武器装备运输到华南和东南亚，又从华南把掠夺的物资运回日本。为阻断这一海上运输线，东江纵队和港九大队专门组建海上游击队，与日军争夺大鹏湾海域控制权。1942年至1945年，海上游击队不断发起敌后破袭战，打击敌军基地、敌船，夺取货物，最终牢牢控制了大鹏湾海域。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华南抗日纵队对日伪军作战共计3800余次，歼灭日伪军2万余人，抗击牵制日伪军15万余人。其所在的华南战场，因此成为关内与华北、华中齐名的三大敌后战场之一。学界如此评价：“八路军、新四军为敌后抗战主力兵团，华南抗日纵队则是战略支点——其价值不在歼敌数量，而在以极端劣势兵力卡住日军‘海洋生命线’，迫使敌在华南保持超量守备兵力，此即其中流砥柱地位之核心依据。”
深入敌后坚持抗战的实践范例
华南抗日纵队规模小且分散，远离中央，处于日、伪、顽的夹缝之中，但其在如此复杂严酷的环境下能够坚持斗争并不断壮大，取得无数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非凡战绩，在中国乃至世界战争史上都称得上是个奇迹。
从时空发展上看。华南抗日纵队的建立与发展，上承大革命余脉，下接解放战争风潮，斗争足迹散布在东江、珠三角、韩江、南路及海南岛等华南70余县，形成以东江流域为轴心，沿水路与铁路向珠江三角洲辐射，跨海联动海南岛的“点线面结合”的立体游击网，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星火燎原”之势开展独立武装斗争的战略精髓。比如东江纵队，其早期为1938年底成立的敌后抗日武装，主要活动于广州、香港之间，广九铁路两侧的狭长地带，在发展过程中屡受挫折，兵力一度锐减至百余人，但始终坚持独立游击战；1943年底整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兵力3000余人，1944年实施北进粤北、东进韩江策略，不断向北、东、西向发展，深入港九敌后和广州外围，控制数百里海岸线和交通要道；至抗战胜利时，已发展成为11个支队1.1万余人，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总面积接近1.5万平方公里。再如琼崖纵队，其前身为1927年成立的琼崖工农红军，人数最少时仅有五六十人；1938年底改编为琼崖抗日独立队（1944年正式改编为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简称“琼崖纵队”）后，在无外援接济（与大陆隔绝）、无中央财政支持的条件下，逐渐从1939年300余人发展到1945年的7700余人，成就了中国革命史上独立作战、长期“红旗不倒”的佳话。
从作战方式上看。华南抗日纵队结合本地复杂的政治、经济与地缘环境，探索出一系列独特而灵活的游击战术。比如，珠江纵队前身广游二支队250余名游击队员在西海大捷中，利用顺德西海的河涌、鱼塘、蔗林设伏，伏击包围2000余伪军，毙伤俘敌300余人，创下“八分之一兵力胜敌”的经典案例；东江纵队在百花洞伏击战中，利用百花洞四面环山、荔枝林茂密的地形，预设伏击圈，布设“口袋阵”，将日军压缩在百花洞与大环间的狭小高地，并依靠群众参战扩大包围圈，日伪军在百花洞被包围达两天之久，最终毙伤日军50余人（包括日军大队长长濑），日军哀叹此役为“进军华南以来最丢脸之仗”；港九大队出于敌强我弱和活动回旋余地小的考虑，采取奇袭、伏击等小仗、巧仗形式与日军周旋，组建短枪队开展“城市近郊游击战”，组建海上部队开展特色“海上游击战”，利用大鹏湾等海域袭击日军海上运输线，被群众亲切地统称为“我们的土海军”；琼崖纵队积极团结黎族、苗族群众，发挥熟悉地形的优势在五指山根据地开展山地游击战，等等。
从斗争性质上看。为增强独立作战能力，华南抗日纵队普遍采取党政军一体化的根据地建设模式，特别是结合当地宗族影响力较大的特点，深度嵌入到乡村文化网络当中进行战争动员和部署，比如借助宗族权威进行革命宣传，以宗祠、祠堂等公共空间作为重要会议、军事训练的活动场所等，体现出鲜明的人民性和乡土性特质。东江纵队领导人之一曾生敏锐地抓住宗祠的权威性、族产的公共性、侨眷的网络性这三个特点进行动员。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东江纵队前身）成立时，一无武器二无军饷，游击队员仅有几十人，祠堂贡献的五支土枪和两门土炮、六个土礼炮成为最初的抗日武器。华南抗日纵队积极融入华南宗族网络、在乡土社会汲取作战智慧的斗争实践，充分印证了中国共产党扎根基层、融合军民的战略智慧，为日本侵华必败、中国人民必胜提供了深层依据。
深圳大鹏新区土洋村东江纵队司令部旧址 李飞供图
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南方纽带
华南地处国统区腹地，同时毗邻港澳、面向东南亚。抗战期间，华南抗日纵队既要利用地缘优势积极推进跨党派合作、联结海外支援力量，也要时刻防备来自日军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突袭。在这种内外反动势力的夹缝中，华南抗日纵队却成功团结了“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的各阶层人民，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华侨和部分爱国士绅”，整合了包括国民党地方武装以及少数民族武装在内的多元抗日力量，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南方的重要纽带。
一是开展跨党派协同抗战。以东江纵队为例，1938年广州失陷后，该纵队以“国民革命军”番号开展活动，在惠广战役中与国民党余汉谋部形成局部配合；1939至1940年粤北会战中，深入敌后破坏交通线，配合国民党62军在良口实施侧翼突袭，迫使日军撤退；1940至1943年间，先后与国民党非嫡系部队达成12次临时作战协议，覆盖广州、潮汕等多个区域。纵队领导人张文彬、尹林平等，也积极联络并促成李济深等民主人士公开支持抗日。抗战期间华南国民党的对共态度虽屡有反复，但国共协同抗敌的战略局面得以保持。
二是打造跨境支援网络。华南抗日纵队凭借临近港澳，身处广东、福建等侨乡的地理优势和人员构成，成为连接华侨和港澳抗日力量的天然“纽带”。比如，1939年成立的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先后吸纳3000余名港澳和东南亚华侨青年加入华南抗日纵队；港九大队于1942年香港沦陷后，共动员数千名港澳青年参军；建立覆盖港澳的情报网和物资转运线，1941年至1945年间共计从香港转运内地200余吨药品、枪械等战略物资。琼崖纵队通过泰国、越南华侨建立“海上运输队”，仅1943年就输送枪支1800余支、弹药50吨。据统计，抗战期间，东江纵队通过港澳渠道获得的华侨捐款超过1000万港元，南洋华侨筹赈总会通过东江纵队向国内输送的捐款达3.8亿国币；东江纵队成员中，华侨占比高达45%。这种跨国支援网络，使华南抗日纵队成为全国抗战中唯一常态化接收国际援助的敌后武装。华南抗日纵队也通过这些行动，有效将海外华人的爱国热情与抗日斗争紧密联系起来，成为凝聚全球华人民族意识的重要媒介。
三是守卫秘密交通线。1941年底，香港被日军占领，数百名进步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滞留香港，处境极为危险。中共中央以特急电报指示部署营救。为确保途中安全，营救行动分水陆两路进行，并分别设立多处秘密交通站，派精干交通员作向导，由便衣交通队分批分段护送。广东党组织和东江纵队接到任务后迅速行动，经过6个多月紧张工作，最终营救出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共300多人，连同国际友人及其他人士在内多达800多人，此外还接应了2000多名到内地参加抗战的青年。这次营救行动赢得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广泛赞扬，极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东江游击队的国际声誉，被茅盾称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国画《大王岭保卫战》，图片来自《东江纵队图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广州出版社
助力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先锋旗手
华南抗日纵队在自身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仍然积极践行国际主义精神，通过战略牵制日军南进、共享关键情报、开展人道主义救援等方式，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重要一员。
一是战略配合太平洋战场。
华南抗日纵队通过持续的敌后袭扰，有目的地牵制日军兵力，支援盟军太平洋战场。比如，1943年日军计划从华南抽调3个师团增援太平洋岛屿，东江纵队在广九铁路发起“破袭战”，摧毁17处车站，迫使日军暂缓调兵；1944年日本华南方面军拟增援菲律宾，但遭到华南多个抗日纵队不断袭扰，被迫将第23军4.5万人留置广州；琼崖纵队通过持续袭击海南岛日军机场，使日军无法顺利进攻东南亚；1945年8月，东江纵队执行朱德总司令命令，对广九铁路发起总攻，摧毁15座铁路桥，歼灭日军1170人，切断日军从香港撤退的陆上通道，直接支持了盟军的反攻。
二是建立情报支持网络。
华南抗日纵队通过各种形式为盟军提供情报信息。比如，1942年专门成立港九大队国际工作组，旨在与英军、美军共享作战情报；1944年东江纵队联合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在珠三角设立28个情报站，月均提供日军舰船动向、机场布防等情报超100份，其中“一号作战”华南兵力调动报告，被美军称为“对太平洋战区决策具有决定性影响”。1944年，华南抗日纵队侦察员潜入广州天河机场，获取日军准备使用芥子气的证据，经美军送达重庆，迫使日军放弃该计划。1945年，港九大队专门为英军绘制九龙要塞布防图，助其制定反攻香港计划，等等。1945年盟军计划登陆华南时，华南抗日纵队还被纳入“海豚计划”协作序列，承担侦察、向导任务，此计划后来虽因日本投降未实施，但足见出对华南抗日纵队战略价值和作战能力的重视。
三是开展人道主义国际救援。
华南抗日纵队凭借一系列超越国界与意识形态的人道实践，成为二战东方战场国际救援的象征性力量。比如，东纵队员长达30余天救助驾B-25轰炸香港启德机场的克尔，庇护并协助挪威籍医疗传教士米道尔（Mydland）在大鹏半岛建立野战医院，保护嘉诺撒修院玛丽亚院长等12人获取日军通行证；琼崖纵队救助被日军击落的美军B-29机组人员，提供医疗救助并护送穿越封锁线，等等。美国第14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在回忆录中称：“这些游击队是我们在东方最可靠的盟友。”美国政府战后致信中共中央，称“东江纵队的救援为盟国士兵带来生存希望”。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回忆录中称“华南游击队的人道主义精神展现了中国人民的崇高品格”。
总之，在国民政府正规军全面撤离的华南沦陷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华南抗日纵队以非凡的战略智慧与坚韧意志，在战略牵制、独立作战、统一战线、国际协作等层面，铸就了不可替代的历史功勋。其斗争总体规模虽不及华北、华中战场，却以持续七年四个月且覆盖华南全域的敌后抗战实践，成为日军“南进战略”的关键掣肘，国际影响也远远超越简单的军事范畴，无愧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其历史价值和现实遗产，值得后人永远铭记并深入研究。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东纵队系列研究”课题组
（作者李宜航，广东省社科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张冰、黄欢、徐玲玲，广东省社科院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