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千百年来，荔枝成为岭南经典文化符号，为岭南乃至中国的文化传播和经济发展源源不断注入“荔”量。即日起，南都、N视频推出《广东荔枝的全球口碑》专题报道，深入探寻荔枝如何借助不同载体跨越时空、出海传播，满足世界对东方、对中国的好奇与想象，又怎样在当下“甜”出新高度。
1786年，有英国商人记载了广州“中国街”上的情景。他说，“中国街”沿街都是店铺，全部做着欧洲人的生意，“我为您购买了一些绘画作品，其中一套113幅的画展示了中国社会的不同行业”。
这则文字是当时广州外销画行业繁盛的见证。十八、十九世纪，在广州一口通商的年代，大量描绘中国风土人情的外销画，包括纸本水彩画、壁纸画、玻璃画、通草画等，漂洋过海销往欧美。其中，荔枝既是岭南风物的代表，又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符号，以绘画为媒介，流传至西方社会。现藏于荷兰、英国、美国等地博物馆的相关画作显示，荔枝作为植物、装饰品和生活场景，扮演跨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
摄影术出现之前，中国外销画起到明信片的作用，满足了西方人对东方的好奇和想象。通草画绘制技艺传承人颜康平告诉南都、N视频记者，从文创角度看，通草画等外销画是清代广州走向海外的文化消费产品，充当了传播中国图像的重要媒介。“当下的通草画，能够代表岭南文化元素的题材广受欢迎，荔枝画就在其中。”
19世纪荔枝图通草画。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藏品
画中荔枝
1847年7月，一位奥地利女士来到广州，她对外国人在广州食用的菜式和习惯进行了详尽的观察。在游记中她提到，除了正餐和甜品，水果如菠萝、龙眼、芒果和荔枝，“中国人认为荔枝是世界上最好的水果，能吃的是白色软软的部分，核是黑色的”。
尽管吃起来比较水润，但这位奥地利女旅行家并没有给荔枝太高的评价。不过她仍是幸运的，在十九世纪，可以尝到荔枝鲜味的欧洲人尚属少数。
1827年，法国巴黎出版的《帕克斯顿植物学杂志与花卉名录》指出，欧洲植物学家早已熟悉荔枝，1786年就被引入，“但是它从未被大量种植”。
那时候，西方人认识这种亚热带作物的重要途径之一，是通过中国外销画。
学者江滢河考证说，中国文化产品外销源远流长，十八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沿海对外贸易逐渐向广州口岸集中，尤其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一口通商之后，广州成为西方船舶最终目的地。由此，广州外向型百工技艺面向西洋市场转变创新，逐渐形成主题多样、技艺精良的各式外销画。
外销画种类丰富，包括油画、纸本水彩画、纸本水粉画、壁纸画、玻璃画、通草画等。其由中国画师兼采中西画法绘制所成，售卖对象主要为在华西方人。
荔枝图纸本水彩画。英国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藏品
南都记者查阅发现，英国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现藏一幅来自广州的中国外销画，作品精巧，它的高度37.6厘米、宽度29.8厘米，系纸本水彩画，绘于厄特曼纸（一种高级绘画纸）上。画作非常细致地将荔枝作为一种植物展现，其枝叶和果实栩栩如生。这幅画的创作年代已无法精确，博物馆判断大致为1795年-1820年。
事实上，1656年，波兰传教士卜弥格出版的《中国植物志》介绍了荔枝，并收录迄今所见最早的由西方人绘制的荔枝树画像。到十八世纪中叶，欧洲人对异域植物的兴趣，促使荔枝进入越来越多植物学家的视野，其中不少人正是在广州见到荔枝，确立了对荔枝的科学认识。例如，英国探险家、植物学家，受雇于东印度公司的斯当东，曾作为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的副使出使中国，1793年在广州时就荔枝做了记载。
岭南佳果图。Alastair Blackburn 先生藏品
当时，中西方的花鸟画有较大区别，中国的花鸟画更多是“以物言志”，西方则注重自然科学。中国的外销画画家们，也经历了从遵守传统画法到按照西方植物图样式绘制的过程。
中国人的植物画在十八世纪就给欧洲人留下深刻印象。有博物学家赞叹“不管是画在纸上的，还是刻在家具上的，都能让人一眼看出是什么植物”。
外销画中，除了上述的纸本水彩画，更为后人熟知的是通草画。它利用中国本土的通脱木制作的通草纸绘制，成本较低、便于携带、显色度高，出口数量巨大。
文博专家、二级研究馆员程存洁，钻研广州外销画多年。他向南都记者展示了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所藏的一幅荔枝图通草画，所描绘的同样是作为植物的荔枝，并呈现了果实成熟和非成熟两种状态。
程存洁透露，该画成于十九世纪，经过时间流转，其收藏记录已不可考，几年前由馆方从欧洲购得。
时代气息
南都记者了解到，因为被排除于当时主流文化视野，大部分广州外销画画家名不见经传。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叶，广州十三行商馆区附近的“中国街”就有约三十家画店。外销画画家为吸引顾客，会在店铺挂上中英文组成的招牌。有研究指出，广州十三行外销画客源，主要来自欧美国家，部分销往亚非拉地区。
在摄影术流行之前，这些描摹中国风土人情的图画漂洋过海、辗转万里，流入西方社会。
“很多外销画是偏写实的风格，无意中保留了图像方面的历史材料，这也是我们现在关注、重视它的原因所在。”程存洁说。
卖荔枝图纸本水粉画。荷兰莱顿民族学博物馆藏品
荷兰莱顿民族学博物馆藏有多幅表现街头小贩给荔枝称重、售卖荔枝的中国外销画。其中一幅卖荔枝的画作上，分别有中英文标题，卖荔枝的男子似乎没有为商品销路担忧，反而自个儿品尝起来，满足口腹之欲。
享受荔枝图玻璃画。荷兰莱顿民族学博物馆收藏
具有岭南生活气息的画作还不少。
画面中间位置是一棵荔枝树，树下多人围坐于桌旁，桌上摆放许多刚刚采摘下的新鲜荔枝。画中人物置身富丽的花园建筑，一家人的生活悠然闲适。这幅精美华丽的玻璃画产自广州，制作时间在十八世纪末，如今也被荷兰莱顿民族学博物馆收藏。
荔枝在画中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岭南风土的真实写照。
依照《岭南荔枝谱》《广东新语》等文献记载，清代广东的荔枝多达一百余种，嗜荔枝已成当地社会崇尚的风习。“问园亭之美，则举荔枝以对，家有荔枝千株，其人与万户侯等。故凡近水则种水枝，近山则种山枝。有荔枝之家，是谓大室。当熟时，东家夸三月之青，西家矜四月之红，各以其先熟及美种为尚。主人饷客，听客自摘。”
十八世纪，荔枝被法国植物学家索拉内赋予第一个植物学名称Litchi Chinensis，它也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符号。
学者江滢河著文称，十八世纪中叶，英国社会对中国外销玻璃画需求达到顶峰，一些玻璃画还被当作镜子镶嵌在家具上，成为英国上流社会家居生活的重要陈设。
他注意到一幅作于十八世纪五十年代、现悬挂于美国麻省塞伦迪美博物馆亚洲外销艺术画廊的玻璃画。此画描绘了在荔枝等中国元素环绕下，坐在中国凉亭中、身着中国服装的一对西洋母女，背景是珠江沿岸风光。这两人实际上是英国中国事务部亨利·李维尔的妻子和女儿。江滢河认为，这幅画非常符合十八世纪中国贵族妇女的实际情况，“形式和题材都体现中西合璧”。
外销壁纸画里，也出现了荔枝。
研究者这样描述当时“中国事物”在英国富裕家庭中的特殊地位：这些人家大多有一间“中国房间”，陈列精致的中国物品，张贴中国墙纸……
清乾隆农耕商贸图外销壁纸（局部）。
“清乾隆农耕商贸图外销壁纸”诞生于清乾隆年间的广东，手绘于桑皮纸上，用水彩画成，有150多个人物，50余组生产生活场景，极富岭南民间生活气息。收获荔枝的场景中，几名孩童用衣物兜着成熟的荔枝，每个人都收获满满，饶有趣味。
这组十八世纪的手绘中国出口壁纸，最早由英国的拉斯切利斯家族购买，用来装饰他的夏活庄园里的中国房间。根据记载，亨利·拉斯切利斯是东印度公司商船“约克号”的船长，1741年至1748年三次到访广州，这套壁纸就是亨利到访广州时的订购之物。200多年后，其中12幅经广东省博物馆购藏，重回故乡广州。
对话古今
2024下半年至2025年初，广州海事博物馆推出“遇见黄东：一个清代广州‘事仔’的大世界”展览，以十八世纪的植物科学画为核心展品。
黄东是1767年-1796年间活跃在十三行的“小人物”，他曾受雇于英国茶商、植物学爱好者约翰·布莱德比·布莱克，协助制作一部有关中国植物的图录，又带着它远赴英国。这批植物画资料里，不仅出现了荔枝，还记载了进凤荔枝、黑叶荔枝、大造荔枝等多个品种。
颜康平作品。
广州海事博物馆借此机会，邀请通草画绘制技艺传承人颜康平，以本地古树名木为题材，绘制了包括荔枝在内的多幅通草画。荔枝这一岭南风物，实现了跨越时空的形象对照。
颜康平向南都记者介绍，当年的荔枝画大概有几种类别：一类是为博物学目的，侧重科学性；另一类是起到装饰性的作品；再有就是表现荔枝售卖等生活场景。十九世纪晚期，面对摄影术等因素的冲击，通草画行业逐渐衰退。
他总结这段历史称，从文创角度看，通草画等外销画是清代广州走向海外的文化消费产品，充当了传播中国图像的重要媒介。
颜康平表示，当下的通草画，能够代表岭南文化元素的题材广受欢迎，荔枝画就在其中。他也曾经在多个场合向外国友人介绍、教授通草画。不过，画荔枝还是有很大难度，不适合入门教学。
花果盘景图。英国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收藏
还有很多精美的荔枝画，正等待公众发掘和欣赏。
英国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收藏一幅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中国壁纸画《花果盘景图》，尺寸为243.9厘米×122厘米，体现具有强烈东方色彩的园林风光。画面中，一株荔枝树种在海青大瓮内，旁有太湖石陪衬，红荔成串、绿叶遮掩，甚是夺目。盘景外还有绣球花、海棠花、牡丹等，绣球花枝干、牡丹枝旁各有一只丹顶鹤。
《花果盘景图》出现的动植物元素组合，显示其并非为了生活写实，而是以装饰艺术品隐约寄托着来自东方的祝福。中国古人以荔谐音“利”，作为吉祥之物，传统绘画亦多见其形象。
当然，解读文化上的寓意有点复杂，回顾到荔枝食用上可能更加直接。
十七世纪末，法国传教士李明对荔枝的外形、果肉、储藏、食用方法进行介绍。他认为，中国水果之中荔枝味道最美，并提及中国人会将荔枝干放在茶水中，使其略带酸甜味。
如今，西方人也在开发荔枝的美味。当代一位法国人出版的西餐烹饪书籍，介绍了这种中国典籍早有记载的食物，视其为“融合了玫瑰和葡萄味道的小珍珠”，并解释“像欧洲的樱桃一样，这种珍贵的水果上市期短暂”。
若论啖荔枝，还是中国人想说的话更多。清代僧人金堡常年在广东生活，他留下一组诗，道尽对荔枝的痴恋。其中一首是：来迟来早失中间，饕餮空嗟数亦悭。余福尽堪供晚景，徐家又送小华山。
十八、十九世纪，绝大多数西方人只能从中国外销画里远观的水果，或许正是广东“饕餮”们的消夏日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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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南都记者 马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