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今日表示，对未成年人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严重犯罪，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核准追诉”回应了低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所引发的社会关切。
刑事责任年龄再次成为焦点话题。有刑法学专家建议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即“如果有证据证明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下限的低龄未成年人，实施犯罪时出于恶意，能够辨别是非善恶，则应推定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以对其追究刑事责任。”
未成年人的罪错行为通常有一个由轻及重、逐渐演变的过程，如何不错过最佳矫治时机？据记者了解，最高检正在推动建立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机制，依法采取责令严加管教、训诫、专门教育、专门矫治教育等分级分类的干预措施，今年拟联合有关职能部门共同出台。
刑法修正案（十一）“降龄”背后：未成年不再是免责金牌
在2020年全国两会上，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律师协会会长肖胜方提交建议：以修正案的形式对刑法第十七条第二、三款作出修改，调整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从原来的十四周岁下调为十三周岁。
两会提议“降龄”并非首次。2019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等30名人大代表联名议案建议，将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下限降低到12周岁；2018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新怡和集团董事长王刚建议，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加大校园暴力惩治力度；2017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市第四医院老年病科主任高广生建议，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将承担法律责任的年龄由14周岁改为12周岁，进一步修改完善保护未成年人的相关法律。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罗翔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主张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取消刑事责任年龄的提议可能很难被接受，但是至少可以将刑事责任年龄降低至十二周岁。”罗翔表示，十二岁的孩子对于是非对错已经存在基本的认识，很难说他们不知道杀人是一种严重的罪行。刑法不能固守法律的逻辑命题，而必须迎合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
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和社会热点问题。2020年12月26日，《刑法修正案（十一）》由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刑法修正案（十一）》调低了部分刑事犯罪的责任年龄，明确规定“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科学、理性立法的精神，是对宽严“相济”政策的贯彻，既在降低刑事责任年龄问题上“开口子”，但又严格控制适用范围，从而与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的“教育、感化、挽救”的一贯方针相协调。
对涉罪未成年人宽容不纵容 “核准追诉”回应社会关切
2024年3月1日，最高检举行新闻发布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宫鸣介绍，近年来，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总体呈上升态势。2020年至2023年，检察机关共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24.3万人，年均上升5.4%。从全国总体情况看，未成年人犯罪仍呈上升趋势。2023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9.7万人，其中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犯罪约1万人。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我们坚持零容忍态度，依法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同时坚持依法惩戒和教育挽救相结合，对涉罪未成年人宽容不纵容。“宫鸣说。
宫鸣表示，对于实施严重犯罪、性质恶劣、不思悔改的未成年人，依法惩治、该严则严，批准逮捕2.7万人、提起公诉3.9万人。对于犯罪较轻、初犯偶犯的未成年人，当宽则宽，不批捕3.8万人，不起诉4万人。
“未成年人犯罪年龄越来越小，犯罪低龄化趋势愈发凸显。一些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观恶性也在变大，手段残忍，严重危害社会的稳定、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肖胜方表示，如果因未达到法定的刑事责任年龄而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这样的惩处对受害人而言是极其不公的，且根本无法达到安抚受害人及其家属的作用，同时会使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受到质疑，从而失去法律的示警功能和威慑作用。
“‘核准追诉’是《刑法修正案（十一）》确立的一项制度。”肖胜方表示，附条件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为处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危害案件提供了一种途径，回应了低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所引发的社会关切。肖胜方表示，我国刑法规定，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死刑。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如果有证据证实三名未成年人作案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可按照刑法第232条有关故意杀人罪的规定，在不能适用死刑的前提下，适用无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许是本案的最高量刑。”
借鉴“恶意补足年龄”规则 惩治低龄未成年人犯罪
刑事责任年龄再次成为焦点话题。此前，在湖北荆州未满12岁男孩杀害4岁女童案中，由于男孩作案时未满12岁，不符合刑法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被公安部门撤案处理。
对于低龄未成年人严重犯罪，要如何从法律层面进行预防和规制？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彭新林表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立法，尤其是对刑事责任年龄下限采取“一刀切”式的刚性标准，难以适应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有效治理的现实需要。
他表示，事实上，不少低龄未成年人实施故意杀人等特定恶性暴力犯罪时，客观上已具备刑法意义上的辨别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只是刑法将其划入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推定其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而已。如果不考虑实践中这种主观恶性大、有意为之甚或恶意利用刑事责任年龄下限规定实施恶性暴力犯罪的情况，那追求的只是一般正义而忽视了个别（个案）正义。
“针对惩治严重未成年人犯罪，可借鉴域外国家刑事责任年龄下限的法治经验。”彭新林介绍，例如美国等英美法系国家对于低龄未成年人实施犯罪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一般遵循“恶意补足年龄”的规则，“即如果有证据证明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下限的低龄未成年人，实施犯罪时出于恶意，能够辨别是非善恶，则应推定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以对其追究刑事责任。”
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机制拟今年出台
“要追问为什么发生，全社会都要进行深度的反思。”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广东省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郑子殷表示。
家庭教育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最重要的一环。郑子殷承办的一件法律援助案件中，被告人韦某木2年级就辍学，从10岁以后不断作案，满14周岁后再次捅伤一名6岁女孩，并拉到池塘想淹死她，因故意杀人罪未遂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服刑4年10个月后减刑释放。
“出狱后不到两个月，他再次作案，被判处死刑。”郑子殷告诉记者，韦某木说妈妈在的那5年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5年，5岁后妈妈没有回来，父亲也不管他。”
判刑前，郑子殷打电话给韦的父亲，希望能够对被害人做出赔偿，争取死缓。“韦的父亲拒绝了，说你不要再打电话，当我没生过这个孩子，什么时候枪毙，跟我们说一下就行。”
郑子殷说，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在韦某木犯罪前，无论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介入都非常不够。韦某木的父母责任是很大的，孩子是在恶性循环里，一步一步走向了深渊。从另一个角度，他也是父母没有尽责、学校没有落实控辍保学措施、有关部门没有依法履职缺乏矫治干预的“被害者”。
“从最高检的数据来看，青少年犯罪人数上升趋势确实很明显。”郑子殷认为，是临界预防没有做好。
2021年新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通过一般预防、临界预防和再犯预防对罪错未成年人、刑满释放未成年人进行犯罪预防。临界预防是指对于未成年人出现的一些尚未构成犯罪的罪错行为进行干预和矫治，避免发展为犯罪。
“临界预防针对两类，不良行为干预和严重不良行为矫治。”郑子殷表示，不良行为具有自害性，但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可以通过家庭、社区、学校各司其职、相互配合进行干预。严重不良行为属于治安违法行为、不予刑事处罚行为，具有危害性，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严重不良行为设定了矫治教育措施、专门教育和专门矫治教育三种措施。
“即便孩子没有达到刑责年龄，也没到达到行政处罚年龄，一般的罪错行为是可以采取予以训诫等矫治教育措施，严重的可以送到专门学校接受封闭的专门矫治教育。”郑子殷表示。
目前，最高检正在推动建立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机制。
“调研发现，未成年人的罪错行为通常有一个由轻及重、逐渐演变的过程，错失最佳的矫治教育时机或者干预措施不当，部分未成年人可能实施更为严重的犯罪行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宫鸣表示，为有效预防和矫治未成年人罪错行为，最高检正在研究制定《关于加强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干预矫治的意见》，根据未成年人行为的严重程度、心理偏常状况、日常表现情况等，依法采取责令严加管教、训诫、专门教育、专门矫治教育等分级分类的干预措施，今年拟联合有关职能部门共同出台。
广州检察机关2022年以来
对罪错未成年人开展犯罪预防1000多人次
在广州市，已经有164名检察官走进校园担任法治副校长、法治讲师。3月正好是新学期的开始阶段，“法治进校园·开学第一课”活动多所中小学火热开展。花都区检察院借助电影《第二十条》的内容，用真实案例为同学们厘清正当防卫的边界。白云区检察院帮助同学们判断和应对“欺凌”……
检察官们并非进行枯燥的说教，而是借助电影、漫画、游戏等学生们喜欢的话题开展。就像在广州市运营的一辆“青穗号”普法公交车，卡通图案的设计，主题歌曲视频的播放……都融入了检察官们的苦心。这些普法教学课件是广州市检察院品牌“小Law号”的作品，年轻的检察官们还扩展出“双师课堂”，邀请社工、医生、心理咨询师、人民警察等不同领域工作者参与。全国人大代表周冲就是其中的一名“讲师”，这位以救人出名的“托举哥”用自己辍学走入社会时的“焦虑和迷茫”经历故事鼓励学生们脚踏实地，行稳致远。
诉源治理是从根源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和受侵害的关键，除了普法宣传，检察官还以“查阅案卷+实地走访”结合的方式开展调研，分析涉未成年人案件频发成因，摸排社会治理领域的盲区漏洞。网络、旅馆、娱乐场所、出租屋、校园周边……针对调研和办案中发现的问题，广州市检察机关综合推进社会治理工作。在广州市检察机关的努力下，2023年，广州市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11%。
这个数据显示了近年来广州市检察机关构建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取得了成效。
近年来，广州市打造出“护蕊”“未•蓝”两个品牌，“护蕊”是高标准一站式的办案救助机制，办案的同时，检警机关协同链接多元资源对未成年被害人开展司法救助、法律援助、心理救助等综合保护工作。“未•蓝”是广州市检察院与市公安局共建覆盖全市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检警协作机制，实现了涉未成年人案件在侦、捕、诉等司法办案环节高效运转。
据统计，目前广州市检察机关依托检警协作机制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涉未成年人案件1000余件，对未成年被害人开展协同保护救助超1000人次。
同时，广州市检察院会同10余家单位出台工作方案，推动全市加快建设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机制，并成立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在广州荔湾、黄埔、增城等区，检察机关先后与属地公安机关建立了罪错未成年人信息共享和联合矫治机制。一旦发现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检察机关协同联动学校、家长、社工等力量及时干预。通过社会观护、心理矫治等方式，广州检察机关从2022年以来对罪错未成年人开展犯罪预防逾1000人次。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魏丽娜、章程、李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