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鸿胪井碑档案文献总汇》1月16日在上海发布。该书由上海大学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等编纂，系统梳理了迄今存世的所有唐鸿胪井碑在旅顺原址及日本的图片、唐鸿胪井碑题刻拓片、唐鸿胪井碑自诞生至被掠入日本期间的相关档案文献资料，以及20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对于唐鸿胪井碑的研究著述，为唐鸿胪井碑的进一步研究和追索搭建起完整、系统、可靠的史料与文献支撑。
20世纪初，在大连旅顺原址的鸿胪井碑及碑亭。
唐鸿胪井碑立于公元714年，是唐朝中央政府特使奉命册封中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靺鞨族地方政权首领，确立该地区隶属于唐王朝的重要历史物证。1908年4月底前，日军驻旅顺镇守府将唐鸿胪井碑及1896年增建的用于保护唐鸿胪井碑的碑亭拆解装船，非法运至日本。中国相关政府部门、学者、社会团体与日本有识之士一直致力于唐鸿胪井碑回归中国。
新书发布仪式上，《唐鸿胪井碑档案文献总汇》编委会向日本文化机构代表赠书。双方共同发表宣言，呼吁日本政府尊重历史事实，遵循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国际共识，纠正历史错误，早日返还唐鸿胪井碑。
日本宫内厅公布的唐鸿胪井碑在建安府的近景照片
唐鸿胪井碑理应归还中国
文明瑰宝的跨境流失，从来不是孤立的历史偶然，而是近代以来战乱频仍、殖民扩张裹挟下的时代悲剧。回望近代中国，山河破碎之际，文脉亦遭重创。在众多流失文物中，唐鸿胪井碑的命运尤为典型。
唐鸿胪井碑立于唐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是盛唐王朝派遣特使崔忻册封东北地方首领大祚荣、正式确立该地区隶属于中央政权的直接历史物证。碑文虽简，意涵深远：“敕持节宣劳靺羯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寥寥数语，定格了盛唐的邦交盛典与边疆安宁。此外，碑身之上还留存着明清官员、学者览碑凭吊的题刻7则，历代文人的追思与感慨层层叠加，让这块石碑成为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载体。至光绪年间，为守护这份珍贵遗产，前登莱青兵备道刘含芳专程带人增建石亭予以庇护，是为唐碑亭。此碑体量恢宏，素有“其大如驼”的说法，据日本海军省档案《唐碑略图》附记及日本学者渡边谅的实地测量数据：整碑宽3米，厚2至2.5米，高1.7至1.8米，重量约达9.5吨。碑大如驼，巍然屹立于旅顺黄金山北麓，面朝沧海，背倚山河，默默守望千年时光。
唐鸿胪井碑的历史价值，有着坚实的文献与影像佐证。《旧唐书》《新唐书》《册府元龟》《辽东志》《大明一统志》《嘉庆重修一统志》等史志文书，对崔忻出使册封渤海、唐鸿胪井的开凿及立石碑刻有着明确记载，史料相互印证，勾勒出完整的历史脉络。更可贵的是，在唐鸿胪井碑于旅顺原址留存期间，留下了诸多珍贵的历史影像，镜头之下，石碑的形制、唐碑亭的风貌清晰可辨，为今日追溯其历史原貌、佐证其文明价值提供了直观的视觉史料。
然而，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国力衰微的苦难岁月，让这方承载千年文脉的石碑难逃厄运。其流失背后，正是日本自1894年起蓄意实施的文物掠夺计划。1904至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中国东北不幸沦为列强角逐的主战场，积贫积弱的清政府无力捍卫主权，只得无奈宣布“局外中立”。日军取胜后，随即占领旅顺等我国东北部分地区，并迅速启动新一轮文物“搜集”，而唐鸿胪井碑因其独特的历史价值，成为重点觊觎的目标。日本学者酒寄雅志在《关于“唐碑亭”即鸿胪井碑的几个问题》中明确记载，1905年7月，日本官方“大概是通过外务省由海军秘密委托内藤对旅顺唐鸿胪井碑进行鉴定，确认其史料价值，这成为日后将碑石搬送到日本的契机”。此处的“内藤”，便是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他在1907年关于渤海历史的演讲中，也曾公开披露“当时去渤海的使者的事迹最近在旅顺发现”，间接印证了日本对这一文物的蓄意探查与图谋。
掠夺，最终以“搬运”之名实施。1908年4月，日本海军大臣斋藤实致侍从武官长的报告所附《唐碑亭记》，清晰还原了这起掠夺的全过程：“唐碑亭由碑和石亭构成，位于旅顺黄金山北麓港口以东数百步处……明治三十七、八年之战役，我军占领旅顺后……此唐碑亭被搬移到东京，现在宫城内。”1923年日本印制的《宫城写真帖》收录的照片中，唐鸿胪井碑及碑亭被公然置于专门收藏日俄战争“战利品”的建安府侧面，亭柱上清晰可见的断痕，仿佛无声地诉说着它被暴力切割、强制搬运的惨痛历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对日本推行民主化改造，唐鸿胪井碑在日本的法律身份被扭曲界定为所谓“国有”。但这一单方面的法律认定，无法改变、更不可能抹去其作为非法流失中国文物的本质。
唐鸿胪井碑镌刻着中国古代王朝册封边疆、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厚重历史，对中国而言，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政治意义、深远历史价值与独特文化价值。这一价值定位，与国际社会关于文化财产保护的公约标准高度契合：它精准匹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中“有关历史……以及有关国家重大事件的财产”的核心界定，同时也完全符合国际统一私法协会1995年《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中“对于请求国具有特殊的文化方面的重要性”的关键要求。唐鸿胪井碑完全称得上是中国分量最重的“流失国宝”之一。
值得重申的是，日俄两国在中国制造战火、角逐利益，本身就是对中国主权的公然侵犯。彼时的清政府被迫宣布“局外中立”，并非交战方，而唐鸿胪井碑作为中国固有文物，与战败的俄国毫无关联，日本根本没有任何正当借口将其当作所谓“战利品”肆意掠走。更何况，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中国与国际社会早已从法理层面彻底否定了日本在华非法侵占的各项权益。
事实上，围绕唐鸿胪井碑及碑亭的研究与追索，跨越山海，从未止息。20世纪以来，乔德秀、金毓黻、瀛云萍、王仁富等中国学者，渡边谅、酒寄雅志等日本学者，一代代前赴后继投身其中，以严谨的学术研究追溯文物脉络、佐证历史真相。中外民间团体、高校及国家相关部门也积极行动，向学界及公众广泛传播唐鸿胪井碑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多方努力持续推动着唐鸿胪井碑及碑亭返还工作的进程。
2024年，中国联合18个文物原属国共同发布《青岛建议书》，为破解历史上流失文物追索返还这一国际性难题，提出了兼具原创性与可行性的中国方案。我们深切希望并郑重呼吁，日本政府及国际社会能够积极促成唐鸿胪井碑及碑亭的返还。更期待以这一案例为契机，共同推进建立国际文化遗产领域的公平正义新秩序，让流失的文明瑰宝回归故土、重续文脉。
（作者为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主任 段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