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近日正式发布。《决定》指出，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助于全面深化改革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优势条件。
记者：《决定》提出，要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高水平对外开放意义何在？
姚洋：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关起门来搞发展。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利于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形成内外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开放格局，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而为我国高质量发展不断提供新机遇，注入新动力。当前中国正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国是一个有14亿多人口的超大市场，超大市场也意味着超大机遇。近年来，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中国市场，也让世界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让世界经济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获益。如今，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经济比重达到18%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保持在30%以上。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既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对世界经济稳定的担当。
《决定》提出，扩大自主开放，有序扩大我国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这也为我国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描绘蓝图。
记者：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关键点在哪里？
姚洋：首先，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尤其是我们的产业政策，要更加符合国际经济环境和国际市场规则。打个比方，这几年我们出口“新三样”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像光伏行业由于资源过于集中，造成我国的光伏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遇到了一定的贸易壁垒。接下来，我们新能源汽车的出口中要避免类似问题。
放眼国外，中国新能源汽车因为价格优势明显，在欧洲市场很受欢迎。今年上半年，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出口量达60.5万辆，同比增长13.2%，这也体现了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的巨大韧性。如今，我们超越日本一跃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出口国，进一步稳住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的良好势头，对于畅通“双循环”具有重要意义。不过眼下受欧美市场政策影响，中国新能源汽车面临更多贸易壁垒，所以，中国车企到海外本地化生产或是趋势。中国车企可以在欧洲或者在区域性中心地区建立生产基地，这可以给当地带来工作岗位，提高当地民众对中国商品的接受程度，也有助于减少出口过程中可能遭遇的贸易壁垒。《决定》提出，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这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其次，要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简而言之，要为外资准入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加快出台和实施新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持续扩大外资市场准入。要进一步降低外资准入的门槛。切实保障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和合法权益。要一视同仁支持内外资企业发展，保障外资企业在要素获取、资质许可、标准制定、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国民待遇。
记者：《决定》提出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方面，我们应该如何发力？
姚洋：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大有可为。今年以来，我们多措并举加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我们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我们的对外开放，必须是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要让国外市场也能从中国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受益，这种高水平对外开放才能持久。《决定》提出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非常及时。我们要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大机遇。
我再举个例子，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在欧洲很受欢迎。一辆入门级的名爵新能源车，在我们国家的售价为十多万元人民币，在欧洲，可以卖到2.8万欧元，也就是说，价格比国内高出一倍。即便如此，在欧洲依然卖得很火。当欧盟对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加征关税后，很多欧洲企业也表示反对，并为中国发声。因为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来越大，中国和欧洲国家的经贸关系更加紧密，中欧经济具有高度互补性，加强双方合作，符合双方利益和人民期待。这就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带来的好处——只要我们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就自然会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更大的合作空间。随着中国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改善营商环境，加大吸引外资力度，必将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多发展机遇。
记者：《决定》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在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姚洋：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窗口，也是中国科技创新的高地。粤港澳大湾区在参与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有独特的优势。一是产业优势，大湾区的产业非常齐全，产业配套体系非常完备，长期以来是中国对外开放水平最高的地区。比如，在粤港澳大湾区方圆20公里之内，相关产业要找供应商非常容易。二是市场优势，有了产业优势后，企业的创新能力就会很强，因为企业在不断提出需求，市场会催生各种解决方案。所以粤港澳大湾区有着众多像华为这样在全国都处于龙头地位的科技创新公司。龙头企业又会带领着行业走高水平创新之路。三是金融优势，粤港澳大湾区内有香港这样的金融中心，可以为企业科技创新提供资金支持。所以，这三重因素叠加，粤港澳大湾区才构成了中国科技创新的高地。现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能力已经呈现井喷之势。比如，华为的鸿蒙系统用不到10年的时间走完了同行30年的历程。从操作系统内核，到编程语言、人工智能框架和大模型等全部实现自研。
正是因为近年来我们进行了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水平的竞争对手同台竞争，才倒逼着我们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在和国外的高科技公司的高水平竞争中，华为公司开发出自己的“万物互联”操作系统，华为公司也从一家通信器材公司变成了一家全口径的高科技公司。所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我们是受益者。按照《决定》要求，我们要“扩大自主开放，有序扩大我国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
目前，在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正迎来新一轮外商投资热潮，粤港澳大湾区要继续争当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排头兵。
观点
当前中国正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中国是一个有14亿多人口的超大市场，超大市场也意味着超大机遇。近年来，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中国市场，也让世界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让世界经济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获益。
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既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对世界经济稳定的担当。
今年以来，我们多措并举加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我们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我们的对外开放，必须是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要让国外市场也能从中国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受益，这种高水平对外开放才能持久。
在我们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正迎来新一轮外商投资热潮，粤港澳大湾区要继续争当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排头兵。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姚洋
文、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肖欢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