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称《决定》）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并就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作出系列部署。
近日，经济学家、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燕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决定》提出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并就实施路径作出部署，为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提供了清晰路径。要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打通堵点卡点，形成以体制机制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打通堵点卡点
集聚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
记者：《决定》对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做出部署，有何新意？
张燕生：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并提出了“三新一高”的重大战略部署，即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和高质量发展。《决定》提出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并就实施路径做出部署，为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提供了清晰路径和精准落点，也体现了我们政策的连贯性，即“一张蓝图绘到底”。
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这些问题，都需要用深化改革的办法推进解决。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就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模式转变，要求相对应的体制机制必须随之而变。《决定》提出的一系列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的系统部署，纲举目张，有破有立。既有根据实践提出的改革新举措——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指出了新赛道；也有对过去改革举措的完善和提升——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支持企业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此外，《决定》对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做出部署，也对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做出部署，这中间是有内在逻辑关联的，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能起到支撑作用。因此，我们要着力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完善相关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要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打通堵点卡点，形成以体制机制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
记者：《决定》提出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如何才能形成这种生产关系？
张燕生：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从大的方面讲，第一，要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
第二，通过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和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
第三，要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必须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现有的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对传统产业有相对比较成熟的融资支持模式。但在科技创新支持方面，仍面临科技创新的融资需求，与金融机构的风险要求不匹配的情况。银行更多追求的是资金的安全性和收益的确定性，而科技创新具有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如何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我们的金融体系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决定》提出“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就是为了更好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使高质量发展取得更明显的成效。
避免一哄而上
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记者：《决定》提出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在新兴产业未来布局方面，如何避免可能出现的一哄而上现象？
张燕生：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决定》明确指出，要完善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但我们要避免像之前的“新三样”一样一哄而上。有条件的上，没条件的也上，信贷资金大量涌入“新三样”，最后可能会导致价格竞争激烈。企业需要有经济剩余，需要有利润来支撑创新。但过度竞争导致价格大幅下降以后，会导致真正的创新型企业很难得到足够的回报去支撑后续创新。
《决定》中“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的提法很关键。现在各地都在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很多地方政府都非常想上一些新项目、大项目，这些新项目、大项目高度集中在“新三样”，以及生物医药、半导体等。
如果说各个地方政府都集中地支持在这些领域的投资，就可能会形成产能的过度积累。对那些有管理经验，有足够财政能力支撑的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引导，推动这些新产业的发展。但我们看到，现在不少地方政府在发展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战略性产业方面的经验能力不足，那就不应该再在这方面投入太多。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战略性新兴产业都会经历产能过剩的阶段，产能过剩本身并不一定是坏事。但如果投入力度过大，一哄而上，本来就过剩的产能就会进一步加剧，造成资源浪费。
积极拥抱数字化
大力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
记者：《决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可以从哪些地方发力？
张燕生：新质生产力的“新”，关键在于技术的先进与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首先是创造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生态环境，尤其是要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推动科技创新，要继续“开创新的窍”；第二，要以问题为导向、目标为导向，出台政策激励来引导资源流向高科技创新，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制度创新的窍”；第三，建设开放的创新系统，通过市场转化为科技创新“输血”，所以要“开市场的窍”；第四，要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推动商品、服务、资源、要素等流动型开放，继续“开国际化的窍”；第五，要积极拥抱数字化，实现数字化转型，开“数字化+的窍”；第六，要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是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而全要素生产率有6个重要要素——提升资源再配置效率、扩大对外开放、发展高质量教育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发挥规模优势。接下来，我国的工业经济实现从要素投入支撑转变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支撑。如果按研发强度（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占GDP的比例）来衡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条件，我国各区域可分为三个明显的梯队。第一梯队包括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研发强度已超过有“富国俱乐部”之称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但在知识、技术和人才存量等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来提高。
记者：此次《决定》还在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提升地方财力同事权相匹配程度方面做出部署，这是否有利于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张燕生：在一些重大科技项目的投资中，政府资金投入能起到“种子”和“杠杆”的作用。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匹配在一定程度上掣肘了部分地方在新质生产力上的布局。这次《决定》在解决地方财权同事权不相匹配方面作出了详细部署，比如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这些措施有利于减轻地方财政压力，让地方有更多财力用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记者：《决定》提出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这是否对我国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张燕生：数字经济的发展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了技术支撑，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又有助于推动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实现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二者深度融合，可以提升实体经济的运行效率，还能为数字经济提供更广阔的市场应用空间。随着我国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相融合的制度逐渐形成，企业运营效率将大幅提升，成本将得到有效控制，市场竞争力也将进一步增强。《决定》提出“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就是对促进二者深度融合的总体要求。
文、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肖欢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