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真金白银直达消费者，手机、平板和智能手表手环成了新的年货三件套；借助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得到有力拉动，带动技术创新、产品上新。“两新”政策同步推进，有效需求牵引供给，高水平供给又创造新需求，内需潜力不断激发，高质量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并把“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放在一系列重点工作任务的首位，强调要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统筹谋划扩大内需和优化供给的要求，清晰体现了新时代以来经济治理的思路，对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抓好经济治理的关键问题
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经济活动是一个动态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也是一个供给与需求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的动态演变过程。供给与需求“齿轮咬合”得紧密，资源才能够得到合理分配，生产要素才能够流向最需要的环节，进一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才能够顺畅衔接、运转丝滑。由此，统筹好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也就成为现代经济治理中的关键问题。
促进宏观经济健康发展，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招数都要用。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经济政策是以供给侧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重点，要依据一国宏观经济形势作出抉择。纵览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非凡历程，我国一系列政策举措，也都是针对供需失衡的具体情况提出的，是为了矫正供需间不匹配乃至错配的问题，更好地通过供需两侧协同发力畅通经济循环。
2015年初，一篇《去日本买只马桶盖》的网文戳到了发展的痛点。一边是国外的马桶盖等产品被中国游客热捧，一边是大量国产电器找不到销路、过剩产能难以消解。普通日用品消费需求外溢，显示出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是生产能力匹配不上消费需求，是结构性的矛盾，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这是科学认识形势后确定的经济治理药方，展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战略视野。
我们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要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其根本目的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发展，更加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这样的改革也是为了扩大内需，而且是积极地扩大内需。
供需关系是不断变化的。抓好统筹供需这个现代经济治理中的关键环节，也始终伴随着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关系的探索。过去一段时间，正是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得不够，政府干预过多，导致产能不能及时出清，引发各种结构性矛盾。破解矛盾，下好经济发展“一盘棋”，始终需要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始终需要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
政府搞好环境“守正”，市场才能创新“出奇”。从这个角度看，“五个必须统筹”，既各有侧重，又相辅相成，统一于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全面地、联系地、系统地把握，更能深入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
应对需求不足的突出症结
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这对关系，面临新的问题。
翻看2024年中国经济成绩单，我们欣喜于持续回升向好的表现，也深切地知道，“稳”“进”之时有难处、亮点之中存隐忧。
从主要指标看，高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的指标多集中于供给端，全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高于GDP5.0%的增速；在需求端，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均显著低于GDP增速，分别为3.2%与3.5%。尚未充分激发的总需求，制约了我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充分发挥。
从需求结构看，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44.5%的贡献率较2023年的82.5%下降幅度较大；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也从2023年的4.3个百分点下降到2.2个百分点。在消费占GDP比重偏低情况下，消费的经济拉动力必然不够强劲，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自然难以充分发挥，由此导致增长速度放缓、企业经营困难、居民收入下降等问题，成为当前“国内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
与需求不足相对应的，是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全国规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5%，相比2023年下降0.1个百分点，相比2021年的高点下降2.5个百分点。随着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外需承压加重，化解过剩产能的难度还会进一步提升。
超大型经济体，必须把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基础建立在国内需求强大支撑的基础之上。纲举目张做好当前经济工作，迫切需要生产与消费亦即供给与需求两头聚力发力，既要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更好带动和引领国内国际双循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重塑竞争新优势。
拓宽空间，坚持以供给创造需求。从“闯市场”到“创市场”，传统产业进入下行通道，部分传统工业产品产量已达到或接近峰值，高附加值、知识密集型等满足需求变化趋势、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将带动产业升级。围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抓住“点数成金”机遇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突破供给约束堵点、卡点、脆弱点，有助于以自主可控、高质量的供给适应满足现有需求，创造和激发新的需求。
释放潜能，坚持以需求牵引供给。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居民收入与市场创造相联相通、相互促进。无论是扩大内需，还是检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果，都必须与提高收入、扩大消费密切结合，研究怎样让老百姓有钱花，并且敢花敢投。建立完善长效机制，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稳住楼市股市等，将为持续壮大消费提供坚实支撑。
扩大内需，不是简单的“强刺激”，而是要提升宏观经济治理的有效性；也不是需求侧“单向发力”，而是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明晰了这一目标方向，如何创新宏观调控引导新的市场创造、新的供需平衡也就有了答案。
夯实中国经济的最强底气
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各环节、各因素配合联动。最重要的，是继续用改革的办法破解深层次问题、推进治本的工作，“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夯实中国经济的最强底气。
《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正式施行、《关于完善市场准入制度的意见》印发、民营经济促进法立法进程加快推进；民营企业更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多地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推动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以来，着眼中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改革举措接力推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扩大内需的路径更加清晰。
进入2025年，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各地都拿出了务实的举措，力争把内需潜力转化为发展实绩——
北京将优化消费载体，持续打造大运河等国际消费体验区，推动中关村等重点商圈改造升级，并加快国际消费枢纽建设；上海将大力发展首发经济、银发经济、夜间经济、直播经济，推进新型消费、汽车消费、绿色消费，加快打造以国货潮牌为引领的消费自主品牌；广东要加快广州、深圳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6个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吸引培育消费平台企业，引进更多首店首发首秀首展……
做好系统工程，很难依靠某一种政策“单打独斗”，必须讲求同向发力、形成合力，让一根根政策的“细线”交织成一张扩大内需的网络。
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陈彦斌表示，需将稳定政策、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纳入统一框架，并增强三大类政策的取向一致性。“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有利于增加消费、增加需求、实现供需平衡。结构政策要着重提高消费，也能以此带动提高投资收益，从而有利于提高潜在增速。增长政策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质量，从而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在结构政策和增长政策的配合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稳定政策才能敢于持续发力来扩大总需求，也才能将资金更好地注入实体经济并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统筹的目的，在于兼顾。当前，经济工作中有很多领域，都是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结合点，既能够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又有利于扩大当期需求。只要创造有利的体制机制环境，采取适当的政策引导，就能够使这些结合点变成增长点，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越是此时，越要使有限的资源流向最有潜力的领域，助推产业链的延展、新市场的培育。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也是统筹供需中必须答好的课题。
迎向光明的前景，供需两端一起发力、积极创造市场的蓬勃朝气，必将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旺盛活力，注入更多昂扬向上的正能量。对于仍然在不确定性中摸索的全球经济来说，这也将是确定的机遇与利好。
（调研组成员：经济日报记者 曹红艳 顾 阳 牛 瑾 欧阳优 黄 鑫 熊 丽 执笔：牛 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