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建党100周年，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重要指示精神，广州日报从今日起将陆续推出《广东红色“物”语》全媒体系列报道，派出全媒体记者深入红色史迹蹲点，以“一件红色文物引出一个红色史迹、一位红色人物带出一个红色故事”的方式，深入挖掘广东广州的红色基因，解读精神密码，传承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
“自马克斯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其光辉，所著 《资本论》 一书，劳动者奉为经典… …马氏以唯物史观为经，加之以在英法观察经济状况之所得，遂构成一种以经济的内容为主之世界观，此其所以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也”——1919年11月11日，广州出版的《广东中华新报》，刊载了一篇题为《马克斯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以下简称《马克斯主义》）的文章。文章只有三百多个字，却荡起不息的涟漪。
从这一天一直到当年的12月4日，《广东中华新报》分19次连载了《马克斯主义》。这篇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的重要文章，掀开了华南地区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序幕。
今天的“红色物语”专栏介绍的，就是这份刊载了《马克斯主义》连载第一期的1919年11月11日《广东中华新报》，以及写下这篇文章的人——杨匏安。
杨匏安
华南地区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第一人
《广东中华新报》是民国时期广州一家进步刊物，报社位于广州西关第七甫58号（今荔湾区光复中路一带），原建筑已不存。
作为中国传媒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许多传媒业的“之最”都是在广州创下的。全国第一个红色政权机关报——广州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的机关报《红旗日报》（前身是16开4版小报《红旗报》），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第一个机关刊物——《工人之路》周刊，都诞生在广州。而西关一带，在上世纪初早期是报馆林立之地，在推动国民革命意识觉醒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如辛亥革命广州光复后，1912年创办《广东日日新报》，社址在十八甫55号；《大公报》社址在第七甫；《中国日报》也从香港迁至第八甫；《民生报》《商权报》《现象报》等都在打铜街（今光复南路）。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在西关创办的报刊更多。
写出《马克斯主义》的杨匏安，1896年11月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南屏乡北山村（今属珠海市），1914年毕业于广雅书院，1915年东渡日本横滨求学，其间接触到西方各种流派学说，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日文译著。次年杨匏安从日本回到家乡，后在澳门当家庭教师。
约1918年至1919年底，在广州时敏中学任教务主任的杨匏安受《广东中华新报》社长容伯挺、总编辑陈大年聘请，担任专栏作家。这段时间，他发表了多篇译述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比较全面的介绍。《马克斯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系统阐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斯主义》共分 19 天 ( 十九段) 刊登( 其间缺 4 天) ， 现存文字15段， 约 5400 字。《马克斯主义》一文和杨匏安其它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一起，奠定了杨匏安华南地区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第一人的历史地位。
《广东中华新报》分19次连载了《马克斯主义》。
“《马克斯主义》的发表，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几乎是同时，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光辉文献”，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吴石坚介绍，“杨匏安是马克思主义在华南传播的先驱，也是五四精神在华南传播的先驱。”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省委党校原副校长、教授曾庆榴在专文中指出，《马克斯主义》发表的时间比较早， 是紧随着 《新青年》 的 “ 马克思研究专号” 发表的， 本身是对李大钊在北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迅速回应，“作为广东地区第一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杨文确有耕荒播漠的意义。”
率先采用“劳动力”的用法难能可贵
“由于杨匏安的文章发表的时间比较早， 因而引起很多人、 包括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的专家的关注。 他们常问：杨的文章有无来源？ 如有来源， 则源于何处？”曾庆榴对此深研后认为，《马克斯主义》与顾兆熊、 李大钊、 陈启修稍早发表于 《新青年》 第六卷第五号的三篇文章之间，有明显的对应关系。但杨匏安的文章作为华南第一篇宣传马克思主义文章的意义， 并不因此而受到影响。
曾庆榴指出，杨文发表之前， 《新青年》 第六卷第五号 ( 马克思研究专号) 发表了顾兆熊的 《马克思学说》 、 李大钊的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 上) 、 陈启修的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 三篇文章。 该号 《新青年》 原注明出版于1919年5月，由于出版拖期， 实际出版的时间延至9月。“经过对照和分析， 杨文与上述顾、 李、 陈三篇文章之间， 在字句和内容上， 存在着明显的相对应的关系， 故杨文可能来自顾、 李、 陈三文”，曾庆榴认为，“这三篇文章， 就是杨匏安《马克斯主义》 一文的参照之作， 或者说是杨文的学术因源所在。”
曾庆榴指出，杨匏安对 《马克斯主义》 一文的写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付出了艰苦的劳动。 从现存的文字来看， 杨匏安的写作主要包括如下几项工作：一、 按唯物史观、 阶级斗争原理和经济学三个部分， 剪裁有关的资料， 对采自顾、 李、 陈三文的十四段文字作统一编排。二、 统一了一些提法， 改动了一些用语，如在参照文章中， 对于时间概念的表述是 “ 现代”“ 近代” 并用， 杨文统一称作“近代”；将“ 工作力”统一改为“ 劳动力”，“查 《新青年》 第六卷第五号几篇评价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均未见有 ‘劳动力’的用法 ( 该刊第六号李大钊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下篇， 写作 ‘工力’ ) ， 杨当时对‘劳动力’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术语的用法，与今天的用法一致， 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三、以文言文的形式行文， 文句简洁， 全文语言风格归于统一， 使之成为首尾一贯、 独立成篇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
杨匏安在《马克斯主义》的结尾部分说:“ 马氏之言验矣， 今日欧美诸国已悟 Bolsheviki 之不能以武力扫除矣!” 这鲜明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向往、 信仰与尊崇。 1922 年春， 杨为 《青年周刊》 撰写 “宣言” ， 更明确宣称:“ 我们最服膺马克斯主义!” 在这家刊物上，杨又发表了 《马克斯主义浅说》 。
“他走过了一条从学习、 宣传马克思主义， 到投身中国革命， 最后为中国革命壮烈牺牲的人生之路， 他的革命精神和英勇业绩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纪念”，曾庆榴指出。
旧居杨家祠是早期重要红色活动据点
杨匏安提笔写下《马克斯主义》的杨家祠，位于广州市越秀区越华路116号。杨匏安1918年至1927年在广州工作、战斗的十年间，主要居住在这里。
杨家祠始建于清乾隆三十七年，为纪念北山杨氏始祖杨泗儒，被命名为“泗儒书室”。它原为珠海北山杨氏家族在广州设立的宗族祠，也是杨氏子弟到广州读书应试的寓所。祠坐北朝南，前后二进。当时祠的西边为杨家祠道，紧邻两广总督署，即今广东省民政厅；东边为新丰街，前临司后街，即今越华路；后边为兵营。祠的东侧有附属房屋。前座面阔13米，进深9.5米。前后座都有带阁楼的耳房。现仅余前座。
2018年12月7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召开保护修缮杨家祠工作会议，决定从省政府城乡资源保障工作专项经费中拨出915万元，用于杨家祠现有住户搬迁安置、文物本体修缮、周边环境微改造以及陈列布展等方面。2019年4月30日，杨匏安旧居陈列馆在此正式开馆，第九批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杨匏安旧居”也于同日挂牌。在开馆仪式上，杨匏安的儿子杨文伟动情地说：“父亲杨匏安对我影响最深的是：对党要忠诚，对信仰要坚定不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陈列馆内，杨匏安的胸像穆然而立，目光望向远方，仿佛望向他一生为之奋斗的光辉未来。
杨家祠是广东早期党、团组织重要的红色活动据点。1920年12月，陈独秀来到广州，即到杨家祠探访杨匏安。1921年2月，杨匏安、杨章甫在杨家祠后座举办“注音字母训练班”，学员有阮啸仙、刘尔崧等，实质上是掩护党、团组织活动的招牌，一直坚持到1922年6月，为党、团组织培养了一批重要干部。1921年8月，中共广东支部在广州成立，1922年扩大为中共广东区委，其活动地点多在杨家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部分筹备工作也是在杨家祠进行的。
在中共广东支部及中共广东区委建立初期，陈独秀、谭平山、周恩来、陈延年等常在杨家祠开会，研究工作；瞿秋白曾在这里教唱《国际歌》，并有一个时期教授社会科学；刘少奇在这里报告过京汉铁路大罢工经过；国民党左派也常来拜访，廖仲恺、何香凝均是杨家祠常客。他们在杨家祠开展的活动、做出的决策，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广东乃至全国的革命进程。
“为官清廉，一丝不苟，称得上是模范！”
杨匏安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是他的革命生涯的起点。他不仅始终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且矢志不渝地践行，以此为终身的信仰，并为之付出了生命。周恩来曾评价他：“为官清廉，一丝不苟，称得上是模范！”
杨匏安1921年加入共产党。1922年下半年，杨匏安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代理书记。1924年国共合作建立后，他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常委兼组织部长。在1926年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仍任中央组织部秘书。
1925年，党的第一个地方纪律监察机构——广东区委监察委员会在广州诞生。林伟民、杨殷先后担任监委会书记，杨匏安、梁桂华为监委委员。广东区委监察委员会帮助广东各地建立党的秘密组织，不断壮大党的队伍；积极搜集秘密情报，确保党组织正确决策；开展复查开除陈公博党籍案和处理开除周佛海党籍案，严明党的纪律；组织工人纠察队，维持省港大罢工秩序；监督罢工经费的使用，维护党组织清正廉洁，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也为党中央成立专门的纪律监察机构提供了宝贵经验。
1927年4月底至5月上旬，党的五大在武汉召开。会议期间，杨匏安向大会报告了广东区委成立监察委员会的情况。在王荷波、杨匏安等人的提议下，五大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一次把纪检机关写进党章。杨匏安也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杨匏安以中央监察委员身份出席中共八七会议，之后前往新加坡、吉隆坡等地开展革命运动。1929年，他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参加编辑党刊；1930年任中共中央农民部副部长。1931年7月，杨匏安在东有恒路2048号的秘密印刷厂再次被捕。
“父亲被捕的那天半夜，我们被一阵粗暴的打门声惊醒。闯进来的是一群持枪的特务，开口就说要找杨匏安。父亲知道自己暴露了，说：‘我就是杨匏安。’母亲给他找了几件御寒的衣服，我们忍着极度的悲愤，看着他被特务押走。这一走竟成为永诀!“杨匏安次子杨明回忆到，”他在狱中曾传出一张字条子，那是铅笔写的，大意是：近日有个南京‘旧识’去劝他，他不为所动；告诫家里的人千万不能接受那些人的钱和物，如果不能生活下去，就立即南返。我们记得两句原话是‘玄儿不可顽皮’，‘缝纫机虽穷不可卖去’(缝纫机是我们家中唯一的可以谋生的工具，别无财产，故父亲着意叮咛)。从此以后，我们虽然到处打听，但再也得不到他的确切音讯了。”
被捕后，蒋介石对杨匏安十分看重，屡次劝降。他不为所动。8月，杨匏安被枪杀于上海龙华。就义前，他写下了著名的《示难友》诗：“慷慨登车去，临难节独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知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从兹分手别，对视莫潸然。”
以世俗的眼光看来，曾经的杨匏安，实在是一位身居高位、手握重权的人物。他不但善于在复杂的环境中努力开拓工作局面，更始终坚持原则，清廉朴素，体现出一位共产党员的操守。《广东中华新报》总编辑陈大年夫人梁慎容回忆，杨匏安“身任要职数年，每月有300大洋薪俸，除了生活费外，他全数上交给党，如果每月稍存一点，他死后子女便不会流落孤儿院了”。
策划：杨清蒲、周成华、林明
执行：赵东方、余靖
内容统筹：王菁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卜松竹，通讯员：段澜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维宣（部分图片由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提供）
视频：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维宣
海报设计：郭俊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