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的北京路以西、起义路以东、泰康路以北、高第街以南的老城区里，有条巷子叫“木排头”，这里就是清代岭南著名学者陈澧的旧居所在地。
而在广州城中的越秀山上，曾耸立起学海堂、菊坡精舍等著名书院的屋舍，陈澧也留下了足迹。
越秀山上曾有学海堂、菊坡精舍等书院，陈澧留下了足迹。（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苏俊杰摄）
花地张维屏的听松园，陈澧经常去，还写了“听松园记”。
白云山畔的大蟠龙岗，现在已是一片楼群。根据史料记载，陈澧百年之后就葬在这里，但墓地的精确位置究竟在哪里，目前还没有明确发现。
陈澧并无显赫家世与家学渊源。他的家族世居江宁上元，祖父辈来到广东番禺。陈澧10岁丧父，但他坚强聪慧，刻苦努力。陈澧9岁能写诗文，17岁考取县学生员。而他之所以能成为大家，主要得益于广东方兴未艾的学术氛围。晚清广州书院林立，他在羊城书院、粤秀书院、越华书院读过书。道光十四年入学海堂，学海堂的学风对其影响深远。道光二十年十月，陈澧被聘为学海堂学长，并居此位达27年之久，桃李遍地，达到学海堂创办者、曾任两广总督的阮元冀望的“人才日起”之目的。
陈澧曾在自述中淡然地表示：生平无事可述，唯读书数十年，著书百余卷耳。陈澧的一生功名并无显赫之处，但他的卓越智慧和才识却使日益璀璨的岭南文化大放异彩。
陈澧像（资料图片）
创立东塾学派成为清末学术主流
陈澧最主要的贡献体现在哪里呢？
“他首先是一位学者”，广州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陈澧评传》的作者李绪柏说，“陈澧在经学、小学、地理、音韵、乐律方面造诣精深，著有《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切韵考》《汉儒通义》《声律通考》《东塾读书记》《东塾集》等，这些著述，奠定了陈澧在学界的崇高地位，跻身于清代一流学者之列而毫无愧色。”
陈澧也是著名教育家，先后任塾师及学海堂学长、菊坡精舍山长，培养出一大批学生，形成著名的东塾学派。
陈澧学识渊博，被称为“海内通儒”“东南大儒”等。晚清学界流行一种说法，叫：“远师亭林，近法兰甫。”兰甫就是陈澧，将陈澧与顾炎武相提并论。
学派的形成是学术文化成熟的标志。学者王韶生曾说，“吾闻岭学源流，以二陈为大。”二陈指明代陈献章及白沙学派、清代陈澧及东塾学派，这正是明清两代岭南文化崛起兴盛的典型标志。东塾学派是晚清广东文化群体的主力和中坚，活跃于教育、学术、文化领域，借助学海堂、菊坡精舍、广雅书院、广东书局、广雅书局等阵地，大展身手，取得了累累硕果，推动广东文化走向高潮，书写了晚清广东文化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
就全国来看，东塾学派在学术思想、治学精神、治学方法上自觉坚守乾嘉学术优秀传统，从学术渊源传授追溯，东塾学派为乾嘉学派嫡传正宗。
陈澧的几个著名弟子，如文廷式、冯焌光、于式枚、梁鼎芬等，与光绪帝、翁同龢、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风云人物交往密切，对东塾学派声名的传播和地位的巩固有推动作用。
东塾学派是清代广东朴学的产物，反过来又推动了广东朴学的发展，并走出广东，流衍湖北、京师一带，成为学术主流。
现在的粤秀书院。（资料图片）
《东塾读书记》是陈澧调和汉宋的集大成之作
李绪柏认为，陈澧的学术生涯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中年前，陈澧主要从事训诂考订，中年后，转而从事汉宋调和，以撰著《东塾读书记》为主，宗旨是‘通论古今学术，不分汉宋门户’。”
李绪柏解释道，汉学和宋学的说法由来已久。“以训诂考据本于汉儒，名曰汉学。以义理性道阐自宋儒，名曰宋学。”陈澧调和汉宋涉及方方面面，编纂《汉儒通义》，认为汉学、宋学有相同、相通之处，可以调和兼容为一。陈澧还着手编辑郑玄、朱子二人的文集、语录，著成《郑氏全书》《朱子语类日钞》。为了将学说建立在更牢固、更坚实的学术论证基础上，陈澧决心追溯经学历史，撰著《学思录》一书，后改名为《东塾读书记》。
《东塾读书记》是陈澧的经典名作。
《东塾读书记》得到当时及后世普遍肯定。它是陈澧后半生倾注心血之力作，以至于人们一提起陈澧便想到《东塾读书记》，反之亦然。据说光绪帝曾经长期在案头上摆放着一部《东塾读书记》，不时翻阅。此说是否真实尚待商榷，但也体现出当时人们对这部书的价值认可。
有学者指出《东塾读书记》实际上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经学”，下篇为“经学史”。陈澧生前已刻者多属上篇，是关于十三经的读书心得体会，带有一种融会贯通式的综合概括、阐释评论性质。这部书原计划有25卷，陈澧生前已刻15卷。他临终前表示：其未成者，俟儿子与门人编录，名曰《东塾杂俎》，此书当可传也。陈澧去世后，大部分藏书文稿由子孙或门人分存，《东塾杂俎》稿本由长孙陈庆龢保管。1932年，他将稿本重新编录并刊刻出版，相当于将《东塾读书记》的“经学史”部分整理发布了。1957年，陈庆龢将陈澧遗书50余种共705册，以及其他书画、印章等遗物捐赠给中山大学图书馆，其中包括《东塾杂俎》稿本和编录本。由于《东塾杂俎》成书要比皮锡瑞的《经学历史》早20余年，故称陈澧为中国经学史的先驱或开拓者之一，《东塾杂俎》为中国经学通史的开创之作，当不为过论。
目前云南省图书馆还收藏有一批陈澧手稿，以《东塾著稿》之名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并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共150册。此稿内容虽有部分编入《东塾读书记》，但大部分原稿未曾刊印过。
对于陈澧调和汉宋的努力，著名学者钱穆概括为“提倡新学风”。“新学风”的核心是强调认真读书、力戒轻率著述、倡导博学知服以及“读书修行”等。陈澧一直身体力行，堪称学界楷模。
此外，陈澧的地理代表作《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被称为“海内无匹”。他研究了《水经注》，著《水经注西南诸水考》，纠正其讹误。
1865年，陈澧与门人弟子等负责编绘广东全图，细心绘制成《广东图》20卷及《广东图说》90卷，其中，《广东图说》“保存了丰富历史资料，弥足珍贵”。
现在的“听松园”。（康志斌供图）
七次会试不中却长期主持重要书院
陈澧是学术大家，但其会试之路比较坎坷。1823年，14岁的陈澧开始走上漫长的科举考试之路。他17岁考取秀才，又继续考了几次乡试，23岁的时候中了第18名举人。从24岁起，他七次赴京参加会试考进士，历经19年之久，始终未能考取。
根据当时的规定，陈澧可以参加拣选。1849年，陈澧被“大挑”选授广东河源县学训导，但他到任两个月便告病而归。1856年，他又被挑选为知县，但到班不愿出仕，从此基本了却了从政之心。
李绪柏说，陈澧本质上还是一位“书斋型”学者，钟情于教书、著述，“他在科举考试上是一位失败者，但在学术著述上却是一位成功者。人生精力有限，有失有得，他放弃仕途之路，沉浸于学术研究，才取得一系列骄人的成就。”
陈澧曾长期担任学海堂学长，晚年任菊坡精舍山长，直至逝世。他在两所书院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就斐然。
李绪柏说，菊坡精舍的办学宗旨大体规仿学海堂，不过两者还是有一些差别。其一，学海堂一岁四课，即分春夏秋冬四季考课。而菊坡精舍一岁三十课，考课数量大大增加。其二，学海堂是公开开卷考试，课卷可以拿回家做，到时缴卷。而菊坡精舍是闭卷考试，限定当日缴卷。其三，学海堂设学长八人，共司课事，轮流负责。而菊坡精舍仅陈澧一人为山长，主阅卷。另委任监院一人，管理其余事务。其四，学海堂并无教学讲授可言，菊坡精舍就不同了，讲课成为菊坡精舍的一项重要工作，至少在陈澧主持菊坡精舍时是如此。这是自阮元督粤后广东朴学兴起以来在培养汉学、朴学人才方面正式讲学授课的开始，而陈澧是开创者。
李绪柏介绍，中国书院有刻书传统，晚清曾国藩倡建“官书局”，更将刻书推向高潮，成为“同治中兴”在文化建设方面的一个重要内容，而陈澧是主持学海堂和广东书局刻书的核心人物。同治、光绪时期，学海堂、广东书局重新刊刻或辑刊了几种大部头的学术经典名著，如《经典释文》30卷、《通典》200卷等。广东书局所刻以经书为主，而学海堂所刻明显偏重典章制度方面，属于工具书，二者正好互为补充。
陈澧是被列入南粤先贤馆的先贤之一。
阐述广州方言与隋唐音韵的关系复原晋代十二律笛
在《切韵考》中，陈澧不但创造了著名的“系联法”，被后世学者奉为经典，而且首次对《切韵》系统的声母进行了整理。
许多人觉得一些唐代之前的诗歌用粤语读出来，不但更加切合音韵，而且在语调和节奏上也更具美感，多了几分婉转悠扬的味道。其实在陈澧所处的时代，这种现象就已经被不少来粤人士注意到，而第一个比较具体地论述这一观点的人是陈澧，他写了一篇论文，叫《广州音说》，以《广韵》为审音标准，比较各地方音的异同，说“广州方音合于隋唐韵书切语，为他方所不及”，指出广州方音是因中原移民而保存了中原中古时代的音韵。
梁启超评论说：“清儒最能明乐学条贯者，前有凌次仲，后有陈兰甫。”寥寥数语，将陈澧在清代乐律学研究史上的地位表达得一清二楚。
陈澧在《声律通考》中指出，古乐中的八十四调的流行应提前到南北朝，并对历代乐理上的十二律、十二宫、宋人十六字谱、唐宋俗乐二十八调等详加考证和论述。他又据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考据出晋代荀勖“笛”的声位，并根据历代典籍中有关黄钟律管的长度等资料，仿制了荀勖十二律笛，成为我国研究和复原古乐器的先驱。他还依据《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之例，选出南唐、两宋词人名作50首，在每首词牌下注曲谱宫调，词句旁注工尺谱，推出《唐宋歌曲新谱》。
“陈澧不仅是岭南学术史上，也是当时我国传统学术领域第一流的学者。对于这样一位人物，能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了解他，是很让人欣慰的一件事情。”李绪柏说。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卜松竹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廖雪明（除署名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