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7日，“‘老城市新活力’与城市高质量发展”——2025年度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广州智库论坛在广州召开。本次论坛由华南理工大学主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广州智库、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决策咨询研究基地共同承办。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聚焦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推动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的生动实践，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展开了深入交流和研讨。特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控制“城”的过度扩张，加大“市”的发展力度
郑永年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教授
对城市的理解不能仅停留在“城”的层面，即居住与管理的功能，还要看到“市”的本质——开放与交易。如果城市的发展只追求高端人口和功能配置，就难以满足多元群体的需求，最终也会失去活力。一是“城”与“市”失衡，不少城市“有城无市”“城大于市”，城市服务单一，缺乏多样化消费场景，难以满足多元需求。二是开放性不足，户籍制度改革缓慢，异地务工人员难以获得城市居民权利，而居民国际化程度低，且城市心态封闭、文化环境欠佳，难以吸引外籍人才。三是城市更新思路存在偏差，忽视“市”的价值。
老城市要焕发新活力，必须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为牵引，将规则、标准和制度落实到实践之中，把城市化、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放在一个整体中统筹谋划。中国的城市新增人口多来自外部，农村资源单向流向城市。在城市发展重点上，应加大“市”的发展力度，控制“城”的过度扩张，借鉴欧洲经验，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宜育”的城市。其中，尤其要关注“宜育”的问题。
同时，广东要重视县域城市的发展。以实施“百千万工程”为契机，推动县域城市现代化，为年轻人提供低压力的生活环境，激发生育意愿。促进城乡双向开放，推动社会资本下乡，实现城乡要素流动。加强区域协作，在省级政府协调下优化劳动分工，参考江苏、浙江城市均衡发展的经验。此外，珠三角应依托港澳优势，充分利用其国际通道功能，积极引入全球的人才、资本和技术，推动大湾区可持续发展。
影响产业链稳定的三大核心因素
江小涓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国务院原副秘书长
当前全球产业链正经历一场深刻变革，呈现出紊乱、重构与升级并存的复杂局面。受科技进步、产业分工深化及地缘政治等多重因素影响，全球产业链处于不稳定的重组状态。在此背景下，产业链发展趋势多元交织，既有收缩与扩张、重构的动态变化，也存在向国内闭合与向区域、全球开放的并行态势。
影响产业链稳定的三大核心因素包括：第一，地缘政治型产业链紊乱造成的干扰。第二，数字技术驱动产业链升级。以5G、AI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大幅降低运输、匹配与交易成本，推动产业分工不断细化，成为推动全球化重启的关键力量。第三，绿色发展引领产业链重组。全球对低碳生产的需求日益迫切，欧盟等地区不断提高贸易与投资中的排放标准，促使产业链“向绿而行”。
面对复杂形势，一方面，要坚持高水平开放，构建竞争性合作关系。以高质量产业链与海外高水平环节对接，实现技术互补与学习，提升产业综合竞争力。另一方面，要强化风险防控与自主创新。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加强攻关，避免因外部技术限制陷入被动；同时，充分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在更高起点加快自主品牌建设。产业技术水平的提升也为引进更高水平合作资源奠定了基础。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产业发展的龙头区域，凭借显著的产业优势、区位优势与体制优势，在全球产业重组中肩负重要使命。未来，须持续坚持高品质开放道路，以开放升级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中国不断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力作出贡献。
以“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驱动创新发展
王一鸣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当下，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产业和金融发展生态，迫切要求加快构建与科技创新相适应的金融体系。近年来，广州科技创新进入活跃期，但科技创新仍存在短板弱项。一是原始创新能力有待提升，基础研究投入和顶尖人才储备仍显薄弱；二是关键技术自主可控能力不够强，缺乏具有全球话语权和产业控制力的国际一流创新型企业；三是金融体系仍不适应科技创新需求，股权融资和风险投资不够发达；四是“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尚未形成，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广州需要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转向“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的创新驱动模式，即由债务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转向以股权融资为主、支持科技创新的金融体系。第一，强化科技创新的核心地位，从跟踪追赶转向部分领域引领超越，从终端产品创新拓展到关键零部件和中间品突破，从集成创新转向原始创新。第二，推动科技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建立专业化科技成果转化机构，建设专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布局一批中试和应用验证平台；强化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打造科技与产业紧密结合的创新生态。第三，推动金融供给体系作出适应性调整，拓展商业银行支持科技创新的空间，优化投贷联动模式，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加大对科技型企业、股权投资机构和金融机构等发行科技创新债券的支持力度，鼓励发展创业投资，增强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功能，同时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提升金融机构风控能力，建立多元化融资担保和风险补偿机制。
以新合作模式破解大湾区发展的瓶颈问题
叶嘉安 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大学教授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出现多个多中心的超级特大城市群。它们在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与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回顾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早期的“前店后厂”模式下，香港与深圳等内地城市实现了互惠互利、共同发展。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原有的经济合作模式面临挑战。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意味着香港与大湾区内地城市开启了经济合作的新阶段。今天，合作模式正从过去香港单向投资内地，转向协同发展。
未来，大湾区的发展愿景将是建设成为“曼哈顿+硅谷”的金融与科技创新中心。但目前大湾区的发展正面临一些瓶颈问题。首先，管辖权的不同导致大湾区内部各个城市之间竞争格局仍需优化。要应对这些挑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智慧系统的应用。其次，城市行政区域与功能区域不匹配。经济活动和人口的跨区域流动，对传统的基于行政区域内居住人口的静态规划、管理模式带来挑战，要求各地在人口管理、公共服务上加强城际合作，并进行配套的户籍制度改革。再次，大湾区内部仍存在人流、货流、资金流交流不够便利、通关效率不够高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行政服务便捷化改革，打造便捷商贸通道，加强地区交流，营造优良环境，打造世界级特大城市群的标杆。最后，需要进一步加强大湾区品牌的塑造，通过争取举办奥运会、世博会等全球性大型活动，进一步提升大湾区的全球知名度。
以“湾区大治理”撬动大湾区大发展
何艳玲 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二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意义，应基于“城市崛起—区域繁荣—国家繁荣”的发展逻辑。从全球视角看，城市群的发展格局不仅承载着产业链三级分工体系“内部化”的趋势，更体现了大国在发展过程中增强自主性的国家战略意图。
在此背景下，大湾区在世界、国家与区域三个层面均承担重要使命：在世界层面，需探索超大城市的治理新路径；在国家层面，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和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在区域层面，则应发挥增长极与示范区的双重功能。大湾区作为多座重要城市聚合发展的关键区域，必须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当前，大湾区发展的关键任务之一，是有效平衡制度多样性、发展均衡性与认同统一性之间的张力。为此，要有湾区大治理观，并以构建系统化的“软基建”作为重要抓手——通过打造“连接、流通、融合、协同”与“制度、服务、场景”相结合的“4×3矩阵”路径，推动大湾区逐步发展为功能整合、共建共享的有机共同体。
具体而言，可推进以下举措。在规则衔接方面，建立制度性“连接器”，如共同发布大湾区规则差异清单（涵盖金融、医疗、建筑、社工等领域），并试点推动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对接，共同打造“湾区标准2.0版”。在数据流通方面，提升要素跨境流动效率。对个人数据可采用“用途清单”管理模式，清单外默认可流通，工业数据则可借助“湾区工业数据空间”实现跨境模拟与训练。在社会融合方面，向着湾区社群转型，持续建设“湾区生活圈”。在创新协同方面，推动科研、产业、资本同频共振，建立“湾区科技经纪人”机制。
以引领型创新激发城市经济新活力
王珺 广东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原主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原党组副书记、院长
城市经济活力体现在要素、人口、企业的密度与净流入方面。产业作为这类流动性的载体，是城市经济活力的决定因素。受供需结构影响，产业兴衰导致城市经济活力变化。新产业、新动能的快速崛起，成为城市可持续经济活力的关键。
当前，广州可从三个方面推进。一是推动创新机制从线性向多样化转变。诸如依托产业链在大企业与中小供应商之间形成链式联动，鼓励民企联合科研院所等主持或参与“两重”建设，面向中小专业集群构建有效的专业服务机构。二是推动城市从创新苗圃向创新枢纽扩展。以大学科技园、创新街区为抓手，推进“五个一”建设（一个创投基金、一批成果转化、一批明星企业、一个创新网络、一个专业服务机构）。以成果转化激励新创企业孵化，以孵化新创企业支撑科技成果转化。三是推动创新从注重增量集聚向释放存量活力扩展。
文化引领城市发展的生动实践
刘士林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副主席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广州在国家发展规划中被明确赋予建设“美丽宜居花城、活力全球城市”、打造具有经典魅力和时代活力的中心型世界城市的目标愿景。广州需在加强社会治理与保持城市活力之间探索形成更好的平衡。聚焦“经典魅力”与“时代活力”，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推进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将文化活力城市建设纳入城市现代化总体框架。
围绕推进活力城市建设，提出以下建议：一是要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二是突出经济活力的基础支撑作用，为彰显城市文化活力与精神魅力提供坚实保障；三是处理好文化创造和文化消费的关系，注重发展生产性文化活力，避免将文化活力片面理解为消费活力。
文化生产的本质是流动与包容
范周 北京京和文旅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文化产业协会副会长
当前，广州亟须实现从传统要素驱动向创新生态系统驱动的根本性转变。这要求城市治理范式从产业政策转向创新生态培育，通过制度创新激发内生动力。要挖掘岭南文化特色，推动产业向高质量、高附加值方向转型。要优化创新策略，强化数据要素对数字创新的支撑，加速创新成果落地转化，提升产业集群竞争力。此外，通过完善城市治理，以城市更新为契机，系统性规划基础设施建设。
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要注重流动与包容，避免形态僵化；要推动文化价值向经济价值的创造性转化，形成良性循环；要注重重构文化空间功能，强化自我造血与场景创新；要精细化利用城市空间，做好精致化管理；要警惕技术至上对城市文化遗产阐释权的窄化，始终结合广州实际，让文化赋能真正适配城市发展需求。
做好广州城市名片的培育与传播
吴志才 华南理工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广州打造“一城二都三中心”六张城市名片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基于2000多年城市发展脉络自然生长的结果，深深植根于文化魅力、产业实力与民生活力之中。然而，目前广州的城市品牌名片仍面临缺乏合力、联动不强、共鸣不够的问题。
在品牌理念层面，应以“四共融合”为引领，实现城文共生、文产共融、多方共建与主客共享；在品牌生态层面，推动生活化、场景化、体验化“三化”联动；在品牌体系层面，应推进“六位一体”建设（包括历史文化名城、国际时尚之都、国际美食之都、国际赛事中心、国际演艺中心、国际会展中心建设）。例如，通过数字化手段带动会展、演艺、赛事等产业升级。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广州发布第十五届全运会科技赋能场景机会清单，形成了“赛时促科技、赛后留产业”、城市名片反哺城市产业的良性生态。
注重培养“元能力”，着力打造“超学科”
伍楷舜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协理副校长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根本目标，在于打造全球科技创新高地与人才高地。当前，大湾区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核心交叉领域，存在高端科研人才不足、传统学科壁垒明显、复合型人才紧缺等问题。为应对挑战，广州必须依托其雄厚的教育资源与创新政策，致力于成为融合学科人才培养的核心。
培养融合学科人才，需要创新人才培养生态，从传授“确定性知识”转向培育“驾驭不确定性”能力的新型体系。具体而言，要注重培养认知、社会、实践、数字等方面的“元能力”，构建“动态能力图谱”；打造“超学科”，以融合学科方法解决真实情境下的复杂问题；构建多元人才评价体系，全面培养人才的人际交往、情感素养、生活审美与素养、终身学习等能力，促进人才的全面发展；要提升国际交流水平，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
推动大湾区新质生产力发展与产业链建设
李胜会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大国强链”的核心是通过强化产业链自主可控、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提升国家综合经济竞争力与保障经济安全。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则在于技术革命推动、生产要素创新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二者存在耦合逻辑，相互支撑促进：产业链革新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支持，后者反哺产业链升级；产业链整合为技术创新搭台，技术创新提升产业链效率。
未来，广东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地方科技管理机构改革，深化科研机构体制机制改革，着力破除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一方面，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外贸提质增效，深化对外开放合作，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同时，发挥大湾区的经济窗口作用，积极推进国际科技合作，增强对高端人才、先进技术等全球资源要素的吸引力。
打造大湾区人才高地，要更加注重扬长
刘善仕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所谓“韧性人才供应链”，强调的是人才链与产业链的协同。一方面，人力资本在价值链攀升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另一方面，特定产业生态能够集聚人才。数字支付、新能源汽车、光伏面板等领域的突破，正是人力资本与技术、产业、制度和政策高度匹配的结果。因此，产业规划必须具备前瞻性，而人才则要在其中发挥创新引领的作用，二者相辅相成、形成协同。
广州在新兴产业与创新人才方面具有优势，但在国际化人才竞争力上仍需要进一步提升。为此，广州应在明确产业定位的基础上，避免同质化竞争，结合自身优势产业制定差异化战略；在平台建设上，要强化孵化服务、专业技术服务与金融支持等关键环节；在引才政策上，应聚焦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注重“扬长而非补短”。
以人机共生智能开拓湾区发展新空间
刘思源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与未来技术学院双聘长聘正教授
当前AI应用的关键症结，在于AI系统与人交互协同不优。“人机共生”强调人与AI系统深度融合、协同工作与共同进化，形成增强智能体，进而实现“1+1>2”的效能跃升。具体而言，要推动三大转变：一是从“替代人”转向“增强人”，使AI成为“超级外脑”与“灵感伙伴”；二是从“数据驱动”升级为“知识+数据双轮驱动”；三是在“感知—认知—决策”过程中全链条实现人机协同，从“大模型思维”转向“智能体思维”。
实践中，重点是突破人工智能的交互瓶颈。通过提升人机协作效率，赋能智能制造、金融科技、社会治理等领域，增强区域的全球竞争力。需依托跨行业融合与复合型人才培养，激励企业推进智能化转型；要加快人机共生标准和应用体系建设，推进跨区域协同创新，加强协同创新平台建设。
（郑永年 江小涓 王一鸣 叶嘉安 何艳玲 王珺 刘士林 范周 吴志才 伍楷舜 李胜会 刘善仕 刘思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