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乃华 暨南大学副校长
莫岳云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江滢河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山大学广州口岸史研究基地主任
2月1日至10日，APEC“中国年”首场正式活动在广州举办。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会议主题和“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与会嘉宾深入展开讨论。广州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始终是中国参与亚太合作最活跃的实践者。“向海”是传承千年、融入血脉的禀赋，“向新”是把握主动、接续奋进的进路，“向未来”是面向世界、携手并进的邀约。广州正以全球一线城市的气魄，全力推动区域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繁荣，见证中国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世界提供新机遇。
暨南大学副校长顾乃华
开放创新：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的强劲脉动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纳入国家创新体系核心范畴，强调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和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面向“十五五”，广州作为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要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推动开放创新实现能级跃升，加快构建彰显核心优势的全局竞争力胜势。
夯实实践根基
近年来，广州以开放创新为引领，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前沿科技方向，通过推动跨境技术联合研发、集聚国际化创新人才、畅通成果跨境转化通道，持续提升科技创新的开放度、协同性与国际影响力，为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累了深厚的实践底蕴。
第一，以国际联合研发为抓手，激活跨境协同创新效能。为更深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广州主动打破制度壁垒，深化与港澳及全球创新力量的联合研发，以制度创新疏通跨境协同堵点，激活区域创新合作的“源头活水”。第二，以跨境人才协同为支撑，迸发创新体系内生活力。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理念，持续推动广州与港澳在政策衔接和公共服务上的“软联通”，通过不断降低制度成本、提升服务保障，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发展环境。第三，以科技成果转化为导向，释放产学研用融合价值。聚焦“创新链对接产业链”目标，加快打通从实验室基础研究到市场产业化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推动优势前沿基础研究与完备产业配套的精准衔接，让科技创新成果充分赋能实体经济升级。
重塑运行模式
当前，广州开放创新实践已逐步超越依赖简单的要素引进、项目对接的初级阶段，升级至衔接国际规则、系统建构的更深层次阶段，并内化形成一套兼具稳定性、可扩展性与可复制性的体系化运行模式，为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第一，规则衔接牵引，构建制度型开放协同创新范式。广州将制度创新作为核心驱动力，通过构建与国际高标准规则相衔接的政策体系，将开放创新嵌入科技创新体系的整体设计，推动国际科技合作从被动、偶发、受项目驱动的“1.0版本”，升级为主动、稳定、有制度保障的“2.0版本”，实现“规则先行、要素随行”。广州以南沙自贸区为压力测试、制度孵化的载体，率先打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整体性推动降低跨境创新活动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为全球创新主体提供长期合作的稳定预期。通过探索构建“钱过境、税平衡”的要素无感流动机制，从源头减少全球高端创新要素跨境配置的制度合规成本与不确定性，让国际创新人才与机构在较小的制度规则差异中实现资源共享和深度协同，持续提升全市科技创新体系的开放深度、融合广度与运行效能。
第二，平台聚合赋能，形成资源配置型国际合作体系。通过前瞻性布局与高标准建设一批高能级、实体化运作的创新平台，广州将分散于全球的创新资源有机整合、动态优化、高效配置，使国际合作从零散、随机的点对点学术交流，提升为有组织、有目标、网络化的协同创新共同体。这些国际化创新平台扮演着双重关键角色。一是“系统连接器”，有效促进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多元创新主体的常态化互动，打破区域行政壁垒与学科领域界限。二是“产业路由器”，精准对接产业发展与市场需求，大幅提升资源配置精准度与响应速度，显著增强区域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
第三，生态治理筑基，培育包容共生的持续创新生态。经过多年探索实践，广州逐步构建形成特色鲜明的生态化治理模式，营造“政产学研金服用”相互滋养、包容共生的“热带雨林”式创新环境，为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筑牢可持续发展根基。其中，政府核心功能是聚焦优化制度规则、营造公平环境、提供基础保障与关键公共品，推动治理实践渗透到创新生态的关键环节。通过全面深化生态治理，有效激发多元主体的内生动力，增强创新体系的韧性、包容性与自组织能力，让创新链、产业链上的各类主体均能找到适宜的发展空间，推动创新成果转化为可持续的内生增长动力。
推动提质升级
立足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要求，面对全球科技竞争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与自主可控的深刻变革，以及全球科技治理转向“多极竞合”格局的新形势，广州需在现有实践与模式基础上，推动开放创新实现能级式跃升，将局部先发优势拓展为全局竞争力胜势。
第一，从项目合作到体系开放，构筑全球创新策源核心引擎。广州需推动开放创新顶层设计从“政策清单”向“制度体系”聚合升级，将流动性的吸引力固化为稳定、可预期、可信赖的体系竞争力。建议在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优势领域，依托南沙、黄埔等战略平台，率先开展“监管沙盒”式体系化制度试验，探索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国际协同监管规则。通过构建与国际高标准衔接、规则透明的制度体系，降低国际创新主体在穗开展“从0到1”“从1到N”的全链条研发制度成本，夯实广州作为全球创新规则理想试验地与首选对接区的竞争优势。同时，进一步发挥“平台联盟”战略协同效应，推动国家实验室、省实验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新型研发机构等高能级平台转向“网络化结盟”，主动嵌入并力争主导全球创新网络关键节点，提升广州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与合作网络韧性。
第二，从单向引入到双向嵌入，打造创新资源要素环流枢纽。广州需进一步打造成为全球创新要素双向溢出、高效配置的“资源配置枢纽”，实现从“合作参与者”到“网络共建者”的角色升级。在人才环流方面，持续优化“引进来”政策，大力实施“走出去”嵌入战略。在产业协同方面，推动合作模式从过去“市场换技术”“研发在外、转化在内”的单一流向，升级为“研发共担、产能共享、市场共拓”的深度嵌合模式，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将核心产品的区域性研发或生产环节落地广州。
第三，从政策驱动到生态赋能，建设国际一流开放创新高地。一座城市持久的、内生的科技创新竞争力的根本源泉在于能够形成自我演化、持续滋养的“创新生态系”。面向未来，广州需通过地方立法、制定标准等形式，将前期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固化下来，强化制度保障的稳定性与权威性。同时，政府的角色需进一步从“给优惠”转向“给机会”、从“行政化管理”转向“市场化服务”，持续释放庞大的本地市场所蕴含的丰富应用场景，为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提供首秀舞台与迭代空间。常态化定期发布机会清单，面向全球公开征集创新解决方案，吸引各类创新者扎根广州、共谋发展，打造兼具宜居品质与宜创活力的创新生态，为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持续注入内生动力。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莫岳云
敢为天下先：从打开进步之门到引领开放之路
从千年古港到大湾区核心引擎，开放进阶之路已是广州城市发展的核心脉络。率先打开国门，引领高水平开放，靠的是广州人持续创新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打开进步大门——
秦汉时期，广州（番禺）就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唐代，广州设立市舶使管理外贸，波斯、阿拉伯商人聚居的“蕃坊”兴起，广州成为东方第一大港。清代“一口通商”，十三行一度垄断了海上对外贸易，使广州成为“天子南库”、中外交流的核心枢纽。千年商都在历史长河中孕育出开放包容的城市性格。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广州成为首批通商口岸之一。大量西方商人、传教士涌入，开洋行，办工厂、学校和医院。西方的技术、文化、商业模式乃至政治思想随之传入，倒逼城市从传统商都向近代化城市转型，打开了近代中国接触世界的进步大门。从被迫开放到主动求变，千年商都努力突围。从经济转型看，1873年，广州机器局成立，仿制西式枪炮。1872年，继昌隆缫丝厂设立，开启民族工业先河。依托便利的通商条件，广州的纺织、食品、造船等行业迅速发展，成为近代中国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从思想觉醒看，1839年，林则徐在广州组织翻译《四洲志》，开“睁眼看世界”之先河；广东士绅郑观应撰写《盛世危言》，主张“商战甚于兵战”与政治改革。
主权危机激发民族觉醒，催生了“救亡图存”的诉求。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在广州讲学、办报，传播变法思想。孙中山在广州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发起多次反清起义。1895年的广州起义，打响了孙中山领导的反清起义第一枪；1911年黄花岗起义，重创清廷统治的根基。广州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重要策源地。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高举护法旗帜，先后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为捍卫民主共和制度，与封建军阀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广州建立，黄埔军校在广州创办。“全中国国民革命者联合起来”，掀起反帝反封建斗争浪潮。1925年，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爆发，广州成为工人运动与反帝斗争的中心，影响远及东南亚。1926年，北伐战争从这里出发，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反帝反封建斗争。1927年，广州起义爆发，由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民主革命的蓬勃兴起，不仅沉重打击了封建专制统治，更将广州从单纯的商业港口转变为全国革命力量的集结地和行动中心。
广州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开放传统，通过持续的革命实践、思想传播和发展建设，成功地从一个传统商贸中心转型为近现代中外思想、技术交汇与传播的核心枢纽。
引领开放之路——
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后，凭借毗邻港澳、商贸传统深厚的优势，广州先行一步，成为“探路者”。
率先突破体制束缚，打造外向型经济样板。1979年，成立全国第一家民营出租车公司，引入“扬手即停”等服务模式，引领行业变革，让出租车走向普通市民。广州大胆探索，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第一家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第一条个体户商业街，第一个农村股份经济组织，第一个劳务集市……
搭建开放平台，连接中国与世界。“中国第一展”广交会是我国历史最长、规模最大、商品种类最全的综合性国际贸易展会，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名片、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白云国际机场是我国三大全方位门户复合型国际航空枢纽之一，通航全球200多个航点，是中国连接世界的空中桥梁、“空中丝绸之路”核心节点。广州港是世界大港，联通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覆盖全球400多个港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中欧班列“广州号”连接了广州与欧洲、中亚等地区，构建起海陆空立体开放网络。
推进制度创新，优化开放环境。广州引领开放，不仅体现在搭建平台，更体现在制度创新，用“破冰”举措持续优化开放环境。2013年，广州成为第一个实行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国家中心城市。2020年，暨南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和广东省科学院三家单位入选职务成果赋权改革试点名单，允许科研人员自主决定科技成果转化方式。2024年，率先启动产业版营商环境改革，针对重点产业制定专属服务方案。
近年来，广州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与国际接轨，成为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节点。
广州开放的深层逻辑——
敢为天下先，是刻在广州城市基因里的行动密码、开放之路的深层逻辑。
从历史逻辑看，开放、敢为是广州人的生存本能。广州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源于地理禀赋与历史积淀的双重塑造。三江汇流、八口入海，具备连接内陆与海洋的枢纽功能，开放是必然选择。在闭关锁国环境下，十三行商人开辟出“有限开放”的生存空间，形成了“敢与洋人做生意”的商业传统。近代广府商人“下南洋”“闯欧美”，在全球建立会馆网络，“敢闯未知领域、善用全球资源”。近代以来，广州的“敢为天下先”更从一种文化特质升华为救亡图存的行动自觉。进入当代，广州的敢为天下先在改革开放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从制度逻辑看，从“政策突破”转向“规则再造”。广州的“敢为天下先”，本质是用制度创新打破路径依赖，形成“试错—迭代—推广”的良性循环。改革开放之初，广州开发区在全国经开区推出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和转让办法，用实践回答理论问题。白天鹅宾馆率先引入外资建设，成为改革开放的“活标本”。新时代，开办企业从“一天办成”到“秒批秒办”，从“多证合一”到“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把政府“权力清单”转化为企业“责任清单”。广州实践启示我们：开放不仅仅是“打开门”，更重要的是“打破墙”——思想的墙、利益的墙、体制机制的墙。
从实践路径看，“不争论、先干起来”塑造了行动哲学。如今，广州的开放视野已转向“世界的广州”。“敢为天下先”更体现为对规律的尊重、对趋势的洞察、对人民的负责。广州人坚信：“路是人走出来的。”“敢为天下先”是蕴藏在广州开放进程中的精神力量和成功密码，已成为开创广州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方法自觉与制度基因。其始于对旧体制的勇敢破除，成于对国际规则的主动对接，最终指向在全球治理中为中国方案贡献广州智慧。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山大学广州口岸史研究基地主任江滢河
千年商都：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融入发展基因
广州有着两千多年的城市发展和历史文化积淀，在世界商贸交往和文化交流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已从千年商都发展成为全球城市。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不可逆转。深入发掘广州作为世界经贸往来枢纽的历史脉络，阐释广州在不断推进文明互鉴、开放合作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软实力，就能深刻认识广州展示和传播中华文明之美的窗口作用，不断为广州参与全球合作、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融入城市发展基因提供历史经验。
作为中国的“南大门”，广州的向海性和与世界的联系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上珠江三角洲是大海湾，广州位于这个海湾的北岸。在此居住生活的先民是航海的先驱，他们作舟造舶、入江下海，积极拓展海上交通。先秦文献及广州出土的文物显示，上古时期此地就已经呈现出鲜明的海洋性和商业性。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山四路发掘出秦汉造船工场遗址，显示了当时已经具备相当规模的造船能力，能造出船身宽3米至8米、载重25吨至30吨的平底木板船，航行于内河和沿海地带。船尾舵作为定向工具，也是岭南古代舟师的一大发明，在世界航运史上遥遥领先。南越王墓出土的犀角象牙、波斯银盒和焊珠金花泡等文物，更将史载“番货云集”岭南都会的商业性展现出来。
历史上，广州因海外交通和对外贸易而为国家所倚重。历朝统治者都把广州作为经略南海的枢纽，最著名的莫过于南海神庙和镇海楼，二者就是商业贸易与海洋治理的典型代表。“珍异之货”辐辏广州，使国库收入、外国商贾和沿海人民都受益匪浅，广开海舶之利的深意便存于南海神庙之中。明朝初年，广州城最北端也是最高处建立了“镇海楼”，“威震海疆”在此牢牢扎根。镇海楼的建造显示广州是经久不衰的海洋城市。到了清代，广东文化巨匠屈大均在其《广东新语》中将广州形容为一艘大舶：“花塔、光塔为一城之标，形胜家谓会城如大舶，二塔其樯，五层楼其航楼云。”其寓意广州像一艘整装待发的航船随时准备远航，绝妙地呈现出鲜明的海洋特性。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从广州出发的海上航线经历了由间歇性、季节性到常年性的发展，由近及远、绵延不绝，从东南亚诸地逐渐延伸到南亚、西亚，直到大西洋两岸，不断拓展为全球性航线网络，广州随之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海洋与商业在这里交集，塑造出广州独特的历史文化面貌。在漫长历史长河中，不同文明经由海上丝绸之路来到广州，与中华文明互动交流，使广州成为中华大地得风气之先的窗口。中华文明也通过广州，与世界各地发生了密切的往来，向世界人民传递和平友好的文化形象。
在发展历程中，广州表现出对世界文明的吸收和学习，在适应国外市场和文化交流上表现出很强的思想创新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唐代，吟咏岭南的诗歌首先出现大量以海洋和海船为题材的诗句，“海对羊城阔”（高适）、“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刘禹锡）、“牙樯迎海舶，铜鼓赛江神”（白居易）、“舶主腰藏宝，黄家砦起尘”（元稹）等，这些诗句是中国海洋意识觉醒的文化表现。唐代海洋意识的觉醒并非偶然，而是与当时市舶贸易制度化相表里。唐代在广州创设市舶使一职，是当时国内首创的对外贸易管理机构，表明随着海上贸易的季节性展开，海外蕃客及中外商贸活动的影响日益增强，广州对外商贸活动日益受到国家重视，频繁的商贸交往促使制度创新跟上了时代发展的步伐。宋代进一步发展出更加制度化的市舶司机构，出现了完整的市舶条例和管理模式，为日益繁荣的南海贸易提供制度保障，并延续至明代。到清代海关和广州贸易体制的创设，广州链接了全球性贸易网络，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贸易中心。
广州作为中国与海洋文化的接触点，商贸阜通，人口流动频繁，世界风云与格局变迁都曾在这里留下深刻的烙印。广州既成为中华文明借鉴和吸纳外来文明的窗口，也成为中华文明走向世界和影响世界的桥头堡。作为历史上多种文明汇聚的港口城市，这里物质阜通、人口聚集，世界风云激荡。作为最早感知多元世界的中国城市，广州在不断创新、不断变化中适应世界的发展，开辟出更多自由的空间。不同历史时期，雄心勃勃、积极进取而不畏艰辛的人们来到广州。其中，既有来自我国各地的人们，也有循海路而来的海外商旅。他们在广州贸易和工作，获得机会、实现理想，与包容的广州所提供的良好环境密不可分。这种历史积淀塑造了广州以创新和开放包容为特点的文化软实力，是看似无形实则有形的内在品质。这里多元的文化环境和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形成了广州无法替代的包容性，成为广州魅力的一部分，也成为广州乃至国家发展至关重要的战略资源。
在跨文明交流中，广州成为创新之城和中外文化荟萃之城，良好的商业环境和文化氛围孕育了敢为天下先的城市精神。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市场发育迅速，与岭北的市场关系日益密切，江南、安徽、福建一带的商人以“走广”为时尚，江南社会生活中也出现了“想发广东财”的社会心理。16世纪以来，随着世界性海洋贸易圈的形成，广州面临的新世界贸易格局发生剧变，全球商业竞争日趋激烈。对传统海洋商贸中心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18世纪以来，世界进入全球化商业扩张时代，近代经济体系逐渐形成，中国经济通过广州贸易的渠道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西方社会的“广货”是“华式”的代称。中国经济通过广州贸易的渠道，对近代世界的形成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这已经为很多研究所证明。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广州不断进行制度的调适和创新，以适应新的国际形势变化，从而保持长达千年的城市活力。在全球治理和大国博弈的时代，既需要国际视野和人文情怀，也需要加强国际协调和应变能力，文化软实力日益重要。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全球城市，可以从广州的城市发展中看到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深刻认识文明互鉴的动力机制。这也是两千多年来广州城市发展的特点和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