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列为未来五年发展的首要战略任务，并明确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粤港澳大湾区是世界级的产业聚集地，也是新技术应用、新业态创造、新模式示范的前沿阵地。“十五五”期间，要继续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脉动，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走在世界前列，率先实现先进制造业发展范式的大跃升，为我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好样”。
转变智能化范式
放眼世界，如果从2011年德国提出“工业4.0”算起，目标明确且有计划、有政策引导的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已有十余年的历史。自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大规模机器制造模式开始出现变化，制造业产品周期明显缩短，低成本大规模定制在一定范围内得以实现。但也要客观地看到，受限于技术和场景，以及受传统发展方式的路径锁定，制造业并没有迎来颠覆性的智能化改造。到目前为止，相当多制造企业的智能化改造都是要素替代关系的更优解，是一种成本上涨倒逼的被动选择。随着以劳动力为代表的传统要素的稀缺和价格上涨，智能化确实降低了制造业的经营成本，但也引发了在既有产业路线上的价格竞争。
制造业要实现智能蜕变，就不能停留在简单的设备更新或自动化替代层面，而要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重塑产业的技术基础、组织形态和运行逻辑。即便从全球范围看，大湾区仍是提供最丰富的制造业场景、智能化转型科技和人才资源的区域，同时也面临紧迫的制造业发展模式与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变革压力。大湾区已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如果按照传统工业化路径，把发展重点转移到服务业上，制造产能就会大规模转出，出现产业“空心化”特征。然而，无论是为保持大湾区自身发展定力，还是保障全国范围制造业保持合理比重，都不允许大湾区丧失其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
“十五五”时期，大湾区经济社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要防范产业空心化风险，并避免走发达国家老路，不能只依靠“总部经济”来实现对域外产业链的控制（事实上，这一方式在大多数国家和城市都被证明是无效的）。大湾区应通过智能化重塑制造业竞争优势，使之与发展阶段性条件和特征相匹配。一方面，通过深度智能化，制造业能够符合大湾区高要素成本、高科技投入、高人才黏性的阶段特征，“黑灯工厂”“灯塔工厂”“母工厂”成为主要的制造业形态，这在就业方面更契合当前以人为本的要求。另一方面，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下，要构建世界级的产业大脑，能对全球制造业的分工、排产、交易、供应链实时干预优化，让大湾区成为智能化时代全球制造业价值创造中心。
转变绿色化范式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中国主动迎接“双碳”目标的硬约束，展现了作为工业大国的责任担当。当然，绿色转型绝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完全依靠市场的自发行为。从制度建设的角度看，加强环保监测、补贴环保减排设备的采购、推进产业结构降低高排放行业的比重，共同构成了工业绿色转型第一阶段的基本政策工具箱，但其本质属于“成本式减排”范式——即以行政约束与财政补贴对冲绿色转型的短期成本。
随着绿色成为经济社会的“必需品”，绿色产业成为增长最快、最具创新活力的新兴产业，以及新质生产力孕育和发展的核心引擎，绿色化正从“外部制度约束”转化为“内生生产力”。大湾区是全国绿色技术创新策源地与产业化高地，在新能源装备、新型储能、智能电网等领域已形成全球领先的产业集群。据统计，仅广东省2024年新能源产值已超1.1万亿元。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产业链配套完整性、企业数量均处全国第一梯队。大湾区还建成一批标杆性“零碳工厂”，省级零碳园区建设加速推进，推动零碳制造走向规模化落地。
当前，大湾区作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应以绿色技术标准、绿色金融工具和绿色供应链管理为支点，撬动全球绿色价值链重构。一方面，需要在大湾区范围内打通相关制度和政策，形成湾区绿色转型、共同促进的局面。2025年6月，前海深港智汇风华产业园获得香港绿建环评（BEAM Plus）铂金级认证，这种“标准协同、技术共研”的模式为大湾区绿色产业生态建设提供了示范。另一方面，大湾区应率先探索工业绿色转型跨境创新。2025年11月，全国首笔“中葡”碳汇交易在珠海金湾落地，以金湾本土特色物种金滩柽柳碳汇与葡语国家国际认证碳汇为组合，在澳门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所挂牌成交。该实践依托“一国两制”优势，首创境内外碳汇资产组合交易模式，构建跨区域碳资产确权、互认与流通机制，为中国碳汇项目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范本。
转变融合化范式
技术进步不仅推动生产效率提升和新产品涌现，也使得传统产业分类边界消融。近年来，服务型制造逐步从理念倡导步入实践深耕阶段，取得了阶段性的成绩。大湾区是服务型制造的先行示范区，诸多头部企业率先构建“产品+服务+平台”生态体系，通过嵌入智能运维、远程诊断、全生命周期管理等增值服务，显著提升客户黏性与产业附加值。但是，目前以服务型制造为代表的融合化发展并没有完全打破传统的价值创造和分配模式，不同行业、产业链不同环节之间的关联和衔接仍然以上下游产品、产品（中间品）订单或服务交付为纽带。大多数时候，价值的创造是分割的，利益的分配是对抗的。
融合化的走深走实，需要推动产业链、价值链从“线性交付”转向“共生共创”，重构价值创造与分配逻辑。实现这一转变，需要制度层面完善数据确权、知识产权保护与跨界监管框架，也需要制造企业和服务企业从按环节切分利润，转向按贡献动态评估价值，探索使用价值、数据资产、协同创新等多维度的利益分享模式。
对于大湾区而言，可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下不同地区的制度优势与产业禀赋，以制度型开放与规则衔接为抓手，探索更高水平的大区域层面的融合发展模式。例如，2026年4月，澳门特区招商投资促进局与广州市南沙区商务局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建大湾区汽车出海新通道：南沙依托千亿级汽车产业集群、华南最大汽车滚装枢纽，提供产业组织、港口物流与交付等核心支撑；澳门则立足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定位，协同拓展巴西、墨西哥等西班牙语系、葡萄牙语系国家市场。这一“南沙制造+澳门服务”的创新模式，将制造端产能优势与服务端贸易、金融、物流优势深度耦合，为大湾区产业跨界融合与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典型示范。
（作者邓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