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遇岭南——广东地区出土砚文物与砚文化展”正在南汉二陵博物馆中展出。
对于砚台，广东人可以说特别不陌生。在今天各大旅游景点、博物馆中经常可见雕饰精美的端砚，“踏天磨刀割紫云”的浪漫描写，也是很多人耳熟能详。但“砚遇岭南”展中一批朴素无华的汉代砚台，却让人看到广东砚文化的另一面，看到在“书写”的早期年代里，人们的审美情趣和使用习惯。
展览共展出文物数量276件/套，精选广东地区出土砚及文房配套文物193件/套，借展天津博物馆等藏传世名砚精品及文房配套文物83件/套。其中，珍贵文物数量62件/套。通过190余件/套层位明确，年代序列完整的考古出土砚呈现广东地区自两汉、三国晋南朝、隋唐、宋元、明清各历史时期的砚的流变和传承。展览首次系统梳理了广东地区出土砚文物两千余年来的发展史，并从砚出土背景、及其相关文房器具配套等多元视角，深入挖掘背后所蕴含文化内涵。展览展期自2025年1月14日至2025年5月19日。
院方专家介绍，砚的发展历程，可远溯至新石器时代。彼时，先祖以研石于石砚中研磨天然颜料，用于绘彩、记录符号等。
广州出土的多种汉代石板砚
在两汉及之前的漫长岁月里，广东地区出土砚台多为天然卵石砚与长方形石砚板，注重实用功能，不加雕琢修饰。
三国晋南朝时期，青釉圆砚崭露头角，很快便独领风骚。当时广东地区偏安一方，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制瓷技艺日益兴旺。于是，青釉圆砚取代石砚成为时代主流，且作为明器盛行一时，使用愈发广泛普及。
隋唐五代，箕形砚与辟雍砚式各擅胜场，石砚与瓷砚并驾齐驱，端砚因磨墨性能卓越而被广泛使用，广东地区大量出土。此间，陶质箕形砚渐被端石箕形砚取而代之。
宋元之际，石砚备受推崇，抄手砚与平底砚为主流样式。
至明清，制砚工艺偏重精雕细琢，砚形与砚式繁复多样。
总体而言，广东地区出土砚源起于史前，奠基于秦汉，发展于三国晋南朝，繁荣于隋唐，蓬勃于宋元，明清鼎盛而衰。
而从文献上来说，有关砚台记载最早见于汉代。刘熙所著《释名·释书契》:“砚，研也；研墨使和濡也。”汉代许慎《说文》说“砚，石滑也”，且将“滑“解释为“利”，与研磨之意相通。汉代崔寔在《四民月令》中记载：“正月砚冻释，命童幼入《小学》篇章。十一月砚冻，幼童读《孝经》《论语》。”
当时的砚台造型简朴 与常见的石头区别不大
由此可见，最迟在汉代，砚即作为磨墨的文房用具。广东地区出土的西汉砚多为天然卵石砚，而东汉以长方形石砚板为主；并且，随着时间推移，砚台材质、形状、审美等逐渐丰富。从展览中展出的多件汉代时期石砚也能看出，它们与普通的较为平整的卵石、板石样貌差别不大。可以想象如果不是结合具体的出土场景，很可能不会把它们与砚联系起来。
汉代的砚和研石常常配合使用
早期的砚往往和研石配合使用。从南越王墓出土的带有研石的卵石砚以及四千多枚墨丸可推断，研石的作用在于作为研磨器来施加力量，以便在砚上研磨墨丸。
南越文王墓出土西汉卵石砚（附研石）
南越王墓共出土三套石砚。展览中展出的一套石砚是用天然鹅卵石制成，圆角方形，扁平。研石以管钻的黑色页岩石芯加工而成。使用时，用研石在砚面上碾磨墨丸。砚和研石表面光平，且都附有朱砂墨痕。墨的颜色和南越王墓前室彩绘的颜色一致，显然是彩绘前室后遗留下的实物，这种石砚在广州和广西贵县等地的南越臣民墓中多有发现。
南越时期墨书木简（复制品）与墨丸
南越国宫署遗址中出土了不少墨书的木简，从中可以让我们一睹时人研墨、用墨的真实使用场景。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卜松竹 通讯员: 穗文考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卜松竹
视频/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卜松竹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谢育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