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艘鼎鼎大名的古船。
在广州的很多展览里，你都能听到它的名字，看到它的故事。南汉二陵博物馆“中原出海——巩义窑与海上丝绸之路”展里，有它；在广州海事博物馆的固定陈列里，有它；在南越王博物院之前的“泛海凌波——9世纪以广府为中心的贸易陶瓷专题展”里，也有它。
那么，这究竟是一艘什么船？
项坤鹏在讲座中
3月5日下午，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项坤鹏在南汉二陵博物馆做了一场题为《沉没的历史：从“黑石号”“印坦”“井里汶”沉船谈9-10世纪我国陶瓷的外销》的学术讲座。作为馆方“考古广州·海丝专题”系列讲座2025年的开篇，项坤鹏对黑石号以及它与广州的深厚渊源进行了深入的解读。
约沉没于9世纪早中期 体现丰富中外文化交流信息
项坤鹏指出，黑石号沉船发现于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Belitung Island）附近，因打捞时旁边有黑石礁而得名，部分专家也称之为勿里洞沉船。该船年代约为9世纪早中期，经造船专家判断，它可能是一艘来自阿拉伯波斯地区尸罗夫港（Siraf）的船只。因客观原因，无法对黑石号沉船遗物进行整体的数据统计。出水物中，以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入藏最多，共计53227件，其中长沙窑瓷器50589件，广州地方窑瓷器1591件，巩县窑瓷器256件，越窑瓷器218件，白釉绿彩瓷器185件，邢窑瓷器119件，陶器17件，金银器及鎏金银器66件，铅、铜器55件，石、木、象牙、树脂、玻璃、漆器56件，波斯陶器4件，绳、砚台、珊瑚、矿石、填充物71件。
黑石号出水长沙窑瓷器
亚洲文明博物馆入藏的黑石号出水器物中，长沙窑瓷器数量最多，加上湖南、上海、香港等地博物馆零星收购的，有学者统计黑石号沉船中长沙窑瓷器总数约5.75万件，在黑石号沉船中占绝对多数。此外，沉船周围散落着大量铅锭，出水6吨，这些铅锭可能既是货物，又起到压舱作用。
“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铭文碗
黑石号出水的一件碗上刻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铭文，宝历二年为826年，是唐敬宗的年号。据此可判断黑石号沉船的沉没年代稍晚于826年，但不会太晚，这也是目前大多数学者认定黑石号沉没于9世纪早中期的主要依据。
在黑石号出水的长沙窑瓷器上，部分纹饰带有西亚风格，如菱形花叶纹，与波斯、伊拉克地区的釉陶器构图相似。诗文方面，部分未被《全唐诗》收录，有学者认为其来源可能与湖南一带的民歌“西曲歌”或敦煌写经里的“太公家教”有关。此外，一些器物上的文字还传递了粟特文化信息，推测长沙窑的生产可能受到粟特文化或粟特窑工的影响。
《长安十二时辰》里提到的稀世金银器 黑石号上也有
南汉二陵博物馆前不久推出的“中原出海——巩义窑与海上丝绸之路”展中涉及不少黑石号的内容。项坤鹏说，黑石号沉船中发现的部分瓷器，如带有“盈”“进奉”字样的白釉绿彩器，表明其与宫廷可能存在联系。这些瓷器进入宫廷及流落民间的渠道存在两种可能：一是被进奉到宫廷后，因赏赐、贸易等原因流落到坊间，最终汇聚到广州；二是作为贡赋的剩余品被售卖，而后集散到广州并登上黑石号。此外，部分瓷器带有龙纹，显示这些瓷器等级较高。而且，一些瓷器的纹样为菱形花叶纹，推测可能存在波斯或阿拉伯的定制情况。
黑石号出水八棱金杯（上），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八棱金杯（下）
早前热播的以唐代为背景的古装剧《长安十二时辰》中，主角张小敬在追查“狼卫”的过程中曾提到了何家村的金器。何家村窖藏是中国考古史上重要的发现，1970年发现于陕西西安南郊，出土了200多件金银器以及数量可观的银铤、银饼和金银货币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金银器等级较高，专家推测可能与宫廷或官府有关。黑石号沉船出水的金银器质量精美，且与何家村窖藏金银器在工艺和风格上存在明显关联，如金手镯、八棱金杯等，质量也难分伯仲。这表明黑石号出水金银器也具有较高的水准。
黑石号出水江心镜
项坤鹏指出，黑石号出水的器物面貌纯净，主要呈现阿拉伯风格和中原风格。部分高质量的白釉绿彩器、白釉瓷器与金银器被放置在一个单独的小空间里，推测很可能属于同一个货主，与大众风格的长沙窑器物有所区分。其中，一面等级很高的铜镜“江心镜”或“百炼镜”，在唐代小说中有相关传说，且其铭文显示与宫廷有关。基于这些，推测货主可能有两种身份：一是官方使者，货物为官方赏赐；二是商人和旅行者，货物通过自行收购获得。第二种可能性更大。
东南西北的瓷器是如何汇聚到广州 登上黑石号的？
黑石号上的广东窑产品约有1000件，以罐子为主，不同大小，多种样式。部分罐子上有刻字。荷兰“公主庭院”博物馆一件相似罐子上的刻字被识读为波斯摩尼字母，意为“油”，推测这些罐子可能用于盛油，可能存在波斯人订制的情况。
黑石号出土“广东罐”
项坤鹏指出，铅锭是黑石号上最重的货物。从船货构成来看，这批铅锭和长沙窑瓷器、广东本土陶瓷器构成了船货的绝大部分。考虑到船货的装载量和分布情况，如果船只在装载了这些大量船货后再前往扬州装载少量船货，这种航行模式在逻辑上存在不合理之处。因此，综合判断黑石号可能是在广州离港，顺着季风返回目的地，这代表了9世纪早中期中国与其他地区进行陶瓷贸易的一种基本模式，即直接航行到中国来购买瓷器再回去。
那么，不同窑场的中国瓷器是如何汇集于黑石号船上的？项坤鹏认为可能有两种途径：
一是直航来华。这种可能性可以得到不少早期文献的支持。《中国印度见闻录》详细记载了当时船货从巴士拉、阿曼等地到尸罗夫装货后，直接航行到中国广州，该文献写成于9世纪上半叶，与黑石号年代相近。《经行记》中记载杜环从西亚坐船到广州上岸，阿拉伯文献《道里邦国志》也详细记载了从巴士拉出发沿波斯海岸到东方航行的路线，终点为广州。
黑石号出水“广东罐”中装的铅锭 
1994年 广州市德政中路唐代码头遗址出土唐长沙窑彩绘瓷片
二是在广州载货离岸。唐代广州港十分繁荣，《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广州港有众多来自婆罗门、波斯、昆仑等地的船只，香药珍宝堆积如山。广州也是唐朝唯一设市舶使的地方，主要任务是收税和为皇帝搜罗珍奇异宝。当时僧侣出海求法、使者出使等大多选择从广州出发。《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记载出海求法的人大多从广州登船，如义净先从扬州到广州，再在广州等待季风出海。唐朝国使杨良瑶出使黑衣大食时也是从广州经海路抵达巴格达。《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载的“广州通海夷道”明确了从广州出发前往波斯湾的路线。此外，广州是当时阿拉伯商人的最大规模聚集地，今有怀圣寺光塔、清真先贤古墓、蕃坊等遗迹。黑石号船货的组合也可作为其在广州离港的证据，如船中的大罐子、大盘等多为广州产品。广州出土的长沙窑瓷器与黑石号上的瓷器有密切关联，说明长沙窑瓷器有途径运到广州。黑石号上有大量铅锭，而广东历来是产铅地，铅锭很可能来自广东，装在广东产的大罐子里。
项坤鹏指出，9-10世纪时，我国海上对外贸易进入了第一个高峰时期，陶瓷器的大规模外销可视为其标志。位于东南亚水域的“黑石号”“印坦”和“井里汶”沉船，正是这一历史现象的缩影。9世纪初，“黑石号”沉船从尸罗夫直航来华，并于广州载货离岸。及至10世纪，正如“印坦”沉船和“井里汶”沉船所体现的，在东南亚地区出现了中国陶瓷外销的中转港，地点之一是“箇罗国”，而触发此事的导火索可能是黄巢对广州的攻掠。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卜松竹（文中素材由南汉二陵博物馆提供）
图/项坤鹏提供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刘丽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