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升温持续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频发。《高端访谈》专访《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他如何看待当前的全球气候治理状况？多次访华，他对中国近年来在绿色转型发展中取得的成就有何评价？又期待中国与国际社会分享哪些气候治理经验？一起在对话中寻找答案。
近一段时间，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美、欧多地山火频发，欧洲水上动脉多瑙河、莱茵河水位跌至历史低位。世界气象组织7月发布的报告称，厄尔尼诺现象未来数月将持续增强，预计全球将出现更多热浪、干旱和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是联合国系统内负责支持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门机构。前不久，该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访问了中国。
王冠：您如何看待近年来更加频繁的极端天气现象？
斯蒂尔：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真实存在，全球各地都备受煎熬，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我的工作之一就是走访全球各地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我的家乡格林纳达本身就属于高度脆弱区域。两年前，飓风“贝丽尔”重创了我家乡所在的岛屿，当地98%的建筑都遭到损毁或破坏。
王冠：格林纳达有98%的建筑受损吗？
斯蒂尔：具体来说，是卡里亚库岛98%的建筑遭到损坏，飓风与格林纳达主岛擦肩而过。我家乡所在的岛屿位于格林纳达主岛附近海域。飓风损坏了我家，扫过岛屿，造成严重破坏。
王冠：您家里人情况还好吧？
斯蒂尔：家人们都安好。我的父母直到最近才修好屋顶，刚刚搬回老宅居住。两年过去了，他们才终于完成屋顶的修缮。还有大量民众至今仍无法重返家园。这样的遭遇正在全球各地上演，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承受气候灾害带来的冲击。无论是飓风、干旱、洪涝、火灾还是极端高温，都对各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气候变化还会引发气候移民问题，进而影响国家安全。干旱和洪涝会造成农作物减产，继而引发粮食短缺。气候变化已经对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人们已经真切感受到，且未来只会愈发严峻，我们只会看到更多由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
王冠：您希望通过这次访问中国实现什么目标？
斯蒂尔：我们就年底前气候谈判需达成的目标进行了沟通，了解了中国现阶段的工作重点以及具体举措。在我看来，各地正在推进的实际行动是最值得关注的。现实层面的实际情况往往比数字所呈现的更为立体。因此，我希望实地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
王冠：此次到访是否有别样的感触？您是中国的“常客”了。
斯蒂尔：我感受到了活力！本次访华行程，我没来得及在北京安排与私营企业会面。但来北京之前，我在香港与企业进行了交流。我们在金融市场上看到一些很好的情况，他们在支持可持续发展。他们活力十足，务实肯干，大家都认识到其中蕴含的巨大发展机遇。这种决心、专注力与成效令人鼓舞、令人振奋。人们能从中看到路径。当你了解了中国的长期发展轨迹以及数十年来持续取得的发展成就，便会由衷惊叹中国沿着明确的发展道路持续前进的决心。
数据显示，2011年至2020年间，地球平均气温比1850年至1900年间高出约1.09℃，全球海平面自1901年以来上升了约20厘米，且近几年来上升速度加快。联合国不断发出警告，气候变暖可能会将生态系统推向灾难性的临界点，使数十亿人面临不适宜居住的环境，并加剧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巴黎协定》提出，到21世纪末，应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内而努力。然而，地缘政治博弈、绿色技术竞争与资金落实困境相互交织，全球气候治理仍面临着动力与信任“双赤字”的考验。
王冠：对于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1.5℃以内这一目标，您抱有多大希望？现在情况如何？
斯蒂尔：我们知道科学已明确指出了我们的目标与现状，而目前我们距离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但让我抱有希望的是，我们已掌握所有必要工具。我们清楚该开展哪些工作，清楚这些工作该由谁来完成、何时完成，这些都十分明确。现行多边合作机制也清晰划定了世界各国的责任与贡献方式。综合梳理各国最新提交的气候行动方案后，我们发现依托这些规划，全球碳排放曲线将首次出现下行拐点。这一点值得关注。我们看到如果当前所有提交的计划都能落实，全球排放量将下降12%。这将是首次出现排放量减少的情况。但到2035年，我们需要达成的减排目标并非12%，而是60%。由此可见，我们距离目标仍有较大差距，但我们看到我们的努力方向是正确的。
王冠：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趋势，到访中国的各国元首或政府首脑经常会专门考察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并试驾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斯蒂尔：推广新技术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体验并成为用户。过去几年，我们见证了电动汽车从一个新奇事物变成如今许多人的首选。尤其是在当前的能源危机下，人们对电动汽车的热情正迅速升温。这一趋势不仅会持续，还将不断加快。
王冠：在您看来，当前中东地区的地缘冲突是否会客观上加速这一进程？是否会进一步凝聚各国的政治共识、提升市场驱动力，推进电动汽车产业发展？
斯蒂尔：我认为，其影响范畴并不局限于电动汽车产业。此次能源危机暴露了全球经济依赖化石能源的脆弱性。当前全球约75%的国家为石油和天然气净进口国，我们已经看到这次危机对燃料价格与能源安全造成的冲击。这体现在两个层面。在政府层面，我们看到有关能源安全和脆弱性的问题正在被不断提出；同时，讨论还集中在如何加快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把转型作为一项关键措施，这不仅事关能源安全，更关乎经济竞争力。国际能源署将此次危机称为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能源危机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当下正在上演，未来亦将再度发生。因此，无论是普通民众考虑出行用车选择、家庭供暖方式，还是各国政府考量国家主权、国家安全、能源安全与经济竞争力，能源相关议题均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王冠：也就是说，人类如今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关键转折点。
斯蒂尔：我们都知道，在过去的两三年里，气候问题在政治议程上的优先级有所下降。纵观今年的情况，受中东战事影响，我们看到各国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为我们推动各方接受这一观念提供了机会。那就是想要妥善处理国家安全、能源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等问题，唯一的出路便是加快推进能源转型，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2026年5月，斯蒂尔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他表示，中国是气候多边主义的领航者，其气候领导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他还表示，全球能源转型不可逆转，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王冠：斯蒂尔先生，您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时称，全球预估升温幅度已大致减少一半。您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斯蒂尔：回顾2015年《巴黎协定》签署之前，全球气温预估升温幅度最高可达5℃。协定签署10年后，这一数值已经降至原先的一半左右。虽然这距离保障人类生存安全所需的1.5℃温控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但这一成果足以说明，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合作机制与相关进程正在产生实效。中国在2015年推动195个国家达成协定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也与其他主要国家一同积极参与并推动各项必要变革。《巴黎协定》签署10年后的当下，我们需要迈入全新阶段，将工作重心转向全面落地执行，把工具和规则付诸实施，这就关系到实际的经济运行。我再说回中国，中国在脱碳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十分出色，中国的经验值得众多国家借鉴。回顾中国过去10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向绿色低碳经济转型的速度与投入令人惊叹。这一转型不仅促进了就业，还创造了经济新机遇。更重要的是，中国发生的这一切，以其体量之大、规模之广、速度之快持续推动着创新，同时降低了成本，惠及世界其他国家。我们可以看到，电动车行业正呈现爆发式增长，太阳能、风能等领域也在快速增长。这些变革很大程度上由中国驱动，而全球其他国家正从中获益。
王冠：您认为中国的哪些创新探索与实践经验可供其他国家参考借鉴？
斯蒂尔：我认为首先是中国最高领导层展现出的政治意愿。2025年中国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报告》中明确表明，达成相关目标需要付出艰巨努力，同时中方力争做得更好。这一表述传递的信号清晰而坚定。众所周知，中国信守承诺、言出必行。中方作出的各项承诺不仅都能兑现，还常常超额完成。以光伏、风电发电装机规模目标为例，中国较原定时间提前6年完成既定任务。因此，中国展现出的政治意愿持续推动了这些变化，这是第一点值得学习的。第二点，在于如何将政治意愿切实转化为落地见效的务实行动。无论是对转型所需的各项关键技术进行研发投入，还是推动创新成果实现规模化生产应用，以及培育国内市场并为市场供给商品，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还有，如何有效带动就业，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民生。在这方面，中国有一个相当清晰的发展模式，其他国家可以借鉴和学习。中国政府的领导力给世界树立了榜样。依托自身的体量与创新动能，中国正影响着全球市场，推动技术创新，降低产品价格，并为全球市场提供这些产品。
王冠：我们总能看到有的国家承诺过多，但落实不足。您本人也曾经说过，我们现在应该关注落实，而不是继续作出承诺。
斯蒂尔：确实如此，现在正是把书面上的承诺转化为实际行动的时候。我们正在亲眼见证，这绝非理论层面的推演。
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事业。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一直坚持多边主义、合作共赢。
在哈萨克斯坦，中国建设者与当地企业共同投资建设的谢列克风电场，为当地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作出积极贡献，助力其减少碳排放；
在肯尼亚，中国企业承建的斯瓦克大坝项目建成后可缓解130多万人的生活用水和灌溉问题，改进土壤耕作条件，缓解食物短缺问题；
在秘鲁，中国与其共同建设的钱凯港是南美首个智慧绿色港口，装卸、水平运输设备全部采用绿电驱动，作业过程零碳排放……
目前，中国已与四十多个发展中国家签署了五十多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文件，为相关国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切实的帮助。
王冠：您此前反复提及“气候多边主义”这一概念。您还曾表示，中国在推动变革、引领气候多边主义浪潮方面发挥着示范作用。能否请您进一步阐述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并谈谈中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斯蒂尔：在多边进程中，各国能够主动参与、凝聚共识，这样我们才能向前推进。我们正在从谈判磋商转向落实执行的阶段。我认为核心信息是：中国展现出了领导力，作出了贡献，不仅持续推动国内技术进步，也为全球南方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支持，展现出了领导力。这也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标杆，带动各国在多边进程中积极参与，作出所需的关键决策，采取实际行动，展现了领导力。中国引领，其他国家自会跟上。
王冠：您如何看待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性，特别是绿色“一带一路”在巩固和团结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斯蒂尔：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大量资金已投向发展中国家，涵盖气候行动、能源转型等多个领域。这再次体现了言出必行，这是在全球南方内部开展国际合作。这为各国携手互助、共同实现发展进步树立了典范。《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在巴库落幕时，各方就新融资目标达成共识：2035年之前每年筹措3000亿美元，同时画出路线图，从2035年起每年提供1.3万亿美元。这笔资金将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去年一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规模已达到2.1万亿美元，而在化石能源方面的投资仅为1万亿美元。这一数据清晰表明资金正从化石能源转向可再生能源。目前我们面临的挑战是，除中国以外，全球相关投资分布极不均衡。未来资金流向应该更加均衡，确保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能把握这些投资机遇，从而也能实现能源转型。
王冠：这是否也是您多次提及公平公正的全球能源转型这一理念的原因之一？
斯蒂尔：这正是《巴黎协定》的核心要义，确保在能源转型进程中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能源转型并非只有一条路径，而是多元不同的。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有各不相同的发展路径和起点，但为实现1.5℃的温控目标，我们最终都要到达同一个终点。
王冠：我们注意到，个别大国在履行《巴黎协定》承诺方面明显缺位。该国曾加入协定、退出协定，再度加入后又再次退出。这对全球气候治理造成了多大损害？
斯蒂尔：显然，全球最大经济体退出气候治理进程在当前是十分不利的。但从过往经验来看，我也希望即便该国暂时退出，但终将在未来某个时刻回归。与此同时，《巴黎协定》其余194个缔约方始终坚守承诺。全球能源转型本身蕴含巨大经济机遇。在今年年底召开的气候大会上，一个重点是行动议程。选取中国的实践案例，并将其纳入行动议程，我认为这将是今年缔约方大会上很有意义的一个成果。
在专访中，斯蒂尔先生高度评价中国政府在绿色转型领域的卓越领导力与务实举措。他指出，中国不仅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可借鉴的绿色发展经验，更通过推动全球绿色市场繁荣与技术创新突破，为世界各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