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的崛起，不仅是一场关乎经济体量的巨大跨越，更是中国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以制度创新重塑区域发展范式的一场高规格试验。站在“十四五”收官、“十五五”开局的关键节点，面对深刻演变的全球经济格局，大湾区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动样本，其探索正愈发具备战略意义。
客船驶过港珠澳大桥九洲航道桥（10月19日摄，无人机照片）
2024年，大湾区生产总值已突破14.6万亿元人民币，体量足以跻身全球前十大经济体之列。然而，其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并非数字本身，而在于依托“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创造性地将制度差异转化为发展合力，从而构建起一个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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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制度鸿沟：大湾区一体化攻坚
粤港澳大湾区是全球唯一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实现制度创新与经济融合的湾区。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法律”的独特背景下，规则衔接与机制对接不仅是大湾区建设的难点，更是其实现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命题。
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前，三地要素跨境流动面临严峻障碍，制度性的鸿沟大于物理鸿沟。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大湾区办相关负责人说，粤港澳三地在法律制度、开放程度、行政权限和管理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在客观上构成了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门槛”。跨越这道鸿沟，将制度差异转化为协同优势，是大湾区一体化攻坚的核心所在。为破解壁垒，大湾区并未采取单一路径，而是系统性地探索出一套由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的策略。
首先是立法创新模式，由国家层面通过立法和授权为规则衔接提供根本保障，标志性案例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授权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实施“一地两检”，以及国家部委授权“港车北上”“澳车北上”实施“免担保”政策，极大降低了要素流动成本，截至今年9月，港珠澳大桥边检站已查验港澳单牌车总量超过717万辆次。
在地方层面，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先后出台了《横琴条例》《南沙条例》，为推动粤港澳深度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深圳市、珠海市运用经济特区立法权开展“小切口”立法，解决教育、医疗、住房、就业、文旅等特定领域的具体问题。
法治建设始终围绕在涉外涉港澳台案件中消除制度或文化差异给当事人带来的不安感，提升司法公信力、打造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展开。例如，通过完善域外法查明与适用规则体系，以及首创香港法律专家在线出庭提供查明协助等方式，破解了域外法“找法”“用法”的难题。
其次是签订协议模式，对于涉及国家事权的事项，由国家授权有关部门与港澳方面签订协议。例如，商务部与港澳特区政府签订的CEPA及系列补充协议，进一步推动广东与港澳实现货物和服务贸易自由化。
对于不涉及国家事权的事项，由广东省有关部门或社会机构与港澳方面签订协议共同推进工作。近年来，粤港澳三地围绕湾区标准、调解平台、商事仲裁、应急管理等方面，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或方案，通过三地政府间协商的方式，共同推动跨境合作。比如“湾区标准”，由粤港澳三方政府部门共同签署《关于共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标准发展的合作备忘录》，目前粤港澳三地共同发布215项湾区标准，涵盖食品、粤菜、中医药、交通、养老等32个领域。
三是创制通道模式，通过创设特定规则或机制，在限定区域内，实现要素跨境流动。其中包括双向通道和单向通道模式，比如，通过实施“跨境理财通”“深港通”等，在相对封闭可控的环境下实现内地与港澳金融市场的双向互通，截至2024年末，粤港澳大湾区九市参与“跨境理财通”个人投资者13.64万人，境内试点机构跨境汇划资金达994.74亿元；又比如，在职业资格认可中，对于港澳律师、医师、建筑师等专业人士，单向允许获得港澳专业资格的人士在大湾区内地执业，目前已有超过470名港澳律师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获准在大湾区内地执业。
四是技术推动模式，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通过“跨境通办”和在线身份互认体系，在不改变现有制度框架的前提下，有效提升了政务服务效率。
最后是集成示范模式，依托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在特定区域内先行先试，为规则的全面对接积累经验。例如前海累计推出882项制度创新成果，其中104项在全国复制推广，包括“港澳专业人士备案执业”等标志性案例；横琴推出“分线管理”政策，琴澳一体化迈出关键步伐；在澳门新街坊先行衔接澳门公共服务体系，营造趋同澳门的生活环境；河套推出“深港联合政策包”28条，实施5条创新要素跨境流动先行先试政策，积极推动建立衔接港澳的科研管理制度，进一步便利科研要素跨境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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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链融合：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深度共振
粤港澳大湾区的全球竞争力，并非源于单一优势，而是其强大的制造业全链条与前沿的科技创新链之间形成的“双链融合”效应。这种深度共振，是其在全球激烈竞争中塑造独特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
作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大湾区的硬实力日益凸显：区域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高达3.4%，超越欧盟平均水平；2024年国际专利申请量达到7.8万件，占全国近1/4。然而，挑战同样存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蓝海涛说，大湾区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占研发总投入比重不足7%，与旧金山湾区15%以上的水平尚有差距，这在原始创新突破上形成了明显短板。为提升创新体系效能，一套新的协同格局应运而生。正如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主任王茤祥所阐释的“专业主建-产业主战”框架，大学、科研机构等“主建”力量如同建筑的“支柱”，负责夯实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的专业能力；而国家实验室、创新联合体等“主战”平台则如同连接支柱的“横梁”，根据产业需求动态整合各方力量，形成协同攻关的系统能力。
这一理论正在大湾区转化为生动实践。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已聚集447家科技企业与超1.5万名科研人才，其首创的“白名单”与科研经费双向拨付机制，正加速科研成果的转化。科技创新直接赋能实体经济，佛山、东莞等地已形成产值突破3000亿元的新能源产业链，实现了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无缝衔接。同时，数字创新链正深刻改造传统产业链。广东省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梁建伟说，南沙港四期全自动化码头通过5G与人工智能技术，使单箱能耗降低20%、作业效率提升30%，成为全球智慧港口的标杆。
通过“双链融合”，一个“基础研究-技术突破-成果转化-产业化”的全链条创新生态系统正在形成，科技创新与制造业需求形成了强大的双向驱动。这种工业实力与科研技术的融合，在被香港的金融引擎增压时，正在锻造一种在全球其他湾区前所未见的发展模式。
粤港澳大湾区正在探索一种全球独有的发展模式——以“制度创新+实体经济+国际金融”为核心的“三位一体”新范式。这不仅是对自身独特优势的深刻洞察，更是在全球经济面临“两端挤压”压力下，中国提出的战略性解决方案。
蓝海涛分析认为，全球主要湾区各有侧重：旧金山湾区以科技创新见长，纽约湾区以金融服务为核心，东京湾区则强于精密制造，而粤港澳大湾区是兼具这三大湾区核心要素的综合型湾区。这一新范式的三大支柱协同运作，构成了大湾区强大的内生增长引擎：制度创新是顶层设计，为要素自由流动提供根本保障；先进制造业与科技创新是坚实躯干，提供持续的价值创造能力；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则扮演着不可或缺的“放大器”和“连接器”角色。
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副主任纪敏说，支持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至关重要。香港是全球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其超过1.2万亿元的离岸人民币存款余额占全球比重逾七成。“债券通”南北向累计交易额分别突破1.6万亿元和5.5万亿元。这一庞大的国际化资本池，通过高效的互联互通机制，能直接为深圳一家人工智能初创公司提供与硅谷对手竞争所需的全球资金，这正是“三位一体”模式在国际竞争中的威力所在。
协同运作的图景生动而有力。深圳、广州的先进制造与香港的顶尖专业服务形成了“生产-金融-市场”一体化协作格局。2024年大湾区内地九市外贸规模创下新高，进出口总值达8.75万亿元，增长10.1%，占广东进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至96%，拉动广东经济整体增长9.7个百分点。这种集制度韧性、产业厚度与金融高度于一体的独特范式，不仅构成了大湾区的内生增长引擎，更使其具备了向全球输出资本、商品、技术乃至规则的强大辐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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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与引领：从区域枢纽到全球治理新节点
在全球经济重心东移和全球南方崛起的宏大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的角色正在发生深刻转变——从国家战略的先行区，跃升为主动参与并塑造国际经济新秩序、贡献中国方案的引领者。
大湾区正在成为“双循环”的关键枢纽。2024年，大湾区内地九市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额达1.39万亿元，同比增长4.4%，显示出其在服务全球南方、推动南南合作中强大的网络支撑和制度适配能力。
携手全球南方共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拥有良好基础。以与东盟合作为例，两地经贸相依，东盟从2020年起就是广东第一大贸易伙伴，2023年，广东对东盟进出口总额达1.34万亿元，占全国对东盟贸易额的20.9%，居全国首位。
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各国人文相亲、语言相通、渊源深厚，东盟地区的华人超60%来自广东，他们认同中华文化，熟悉广府话、潮汕话和客家话，这都有利于双方开展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两地产业互补，2023年，广东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新三样”出口东盟继续保持着高位增长，东盟向广东省出口的约1500种农产品、食品也实现连年递增，双方跨境布局更加深入，产业协作更加精细，初步形成了“广东研发+东盟生产+全球销售”的产业分工模式。
粤港澳大湾区天然享有与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等地区的国家经贸往来的历史惯性与文化基础。打造南方枢纽，可以牢牢把握民心相通这个最高层次的互联互通，发挥大湾区在历史底蕴、血脉渊源、人文资源、关系网络等方面的独特优势，通过大力发展经贸往来、科技合作、文化交流，传播中华文明、分享发展成果、促进民心相通，激发共建“一带一路”的向心力，向世界充分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和显著优势。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制度创新的中国样本”，其核心经验在于，它将“一国两制”的制度差异这一看似复杂的挑战，成功转化为竞争优势。它不仅在经济体量上跻身世界前列，更在发展模式上实现了深刻的变革与创造。其独创的“制度-产业-金融”三位一体发展模式，将制度的灵活性、产业的完备性与金融的国际性深度融合，不仅构筑了内生增长动力，更将其影响力辐射全球，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生动注脚。
展望2035年，大湾区将全面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届时，它不仅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点和全球制度型开放的核心枢纽，更将成为中国在21世纪全球经济与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坚实战略保障。
文 | 吴涛 马晓澄 赵瑞希 熊嘉艺 颜之宏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环球杂志”（ID：GlobeMagazine），原文首发于2025年11月12日，原标题为《粤港澳大湾区，为什么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