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基层。基层是党和国家治理的基石，是各项工作的前沿阵地，各项方针政策都必须要通过基层来落实。然而，随着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持续推进，基层工作逐渐呈现出“任务重、要求高、强度大、时间紧”的特点，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新的挑战。近年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成为各方共识，但基层干部“疲态”问题依然存在，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基层“疲态”一果多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基层干部“疲态”，一果多因，内因外因、显因潜因皆有。
社会环境维度，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基层干部面临新挑战。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传统社会管理体制已不合时宜，取而代之的是以多元力量共同参与的治理主体结构。这一变化产生的新问题、新挑战，对基层干部的状态提出新要求。二是部分基层干部的付出得不到相应的回报与认可。一方面是由于基层治理中资源的禀赋、分配、供给存在不充分不均衡现象，另一方面是由于受所处立场、参照视角、观念认知等因素的影响，部分基层干部的工作并未能完全得到公众的认可。三是公众的期望值过高。基层干部一方面是政府部门的“代言人”，另一方面又充当公众利益的“守护者”的角色。当社会公众利益与政府部门利益发生矛盾冲突时，公众过高的期望也会让基层干部“身心俱疲”。
体制机制维度，有三重肇因：一是“强压力—弱激励”反差。由于基层治理需求日趋多样化、风险日趋复杂多发、过程日趋严格规范，而相应的资源、服务、管理又没有充分下沉，使得基层权力小、资源少、协同差，由此产生“弱激励”的现象——一些基层干部工作干不完、干不好、不想干的思想和行为由此滋生。二是基层与上级政府部门权责关系不畅，导致“属地管理”陷入权责失衡困局。尽管“属地管理”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基层治理中的权责失衡，但在实践中会出现“异化”现象，从而导致基层干部或因部门事务繁杂而疲于应付。三是事务层层加码和过度留痕管理，让基层干部陷入超负荷运转的状态。尽管现在发文数量、会议数量、考核事项均大幅消减，但从基层实践来看，有一些地方各项负担出现“频繁转场”，给基层减负带来新问题。
干部队伍维度，有两点亟待正视：一是基层干部人员配备不足。当前，政府的机构设置采取职责同构、上下级部门对等的原则。但从人员配备上政府部门又呈现倒三角形结构，“越是基层、人员越少”，导致很多基层干部不得不身兼数职，加班加点超负荷运转。二是基层干部职业素质与岗位要求不匹配。比如，在互联网信息化技术时代下，部分基层干部工作方法仍有些“滞后”；面对繁重的任务指标，部分基层干部不得不将最低要求作为完成工作考核的目标，消极应对职责不清晰的工作；面对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多的各个领域，有的基层干部风险意识比较淡薄，风险化解的能力也较为欠缺……
破解“疲态”路在何方？
科学规范“属地管理”，实现权责均衡化。一方面，制定“属地管理”权责清单，让“属地管理”和“分级负责”实现有效衔接，基层政府和上级部门能够各司其职，形成合力；制定“属地管理”负面清单，清理“一票否决”事项，压减“痕迹管理”空间，防止上级将责任层层转嫁给基层，导致责任“连坐”和压力“甩锅”。另一方面，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逐步为基层放权和赋权，给地方适当的、匹配其治理任务的人财物自主权，增强基层政权的各项治理能力，从根本上实现基层治理中的权责均衡。
创新基层工作方法，提升治理效率。政府要推进“互联网+政务”进基层，善于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工具，实现数据归集和信息共享、互联互通，提高基层公共服务的精细化、智能化水平，用好数字技术为基层减负。基层干部要树立数字化工作理念，学会善用智能化工作方法解决老问题、新问题，持续提高基层工作效率。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激活“内生动力”。加大对基层部门编制的政策倾斜力度，科学配置基层干部编制数量并进行动态化管理。探索设立公益性岗位和依托政府购买服务，以此缓解基层干部人手不足的压力。积极开展专业化技能培训，提高基层干部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用好绩效考核这个指挥棒，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提振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激情，让他们在改革创业中敢作为、能作为、善作为。
推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建立有效互动、协商合作、开放完善的基层社会治理协同机制，实现基层政府、市场、社会组织、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共同治理。要对社会治理各主体之间的组织协同、机制协同、信息协同和工作协同作出制度安排，建立常态化机制，推动基层治理从“单兵”作战向“整体”提升，增强社会治理的效能。还要激发培育主体的自主能动性，让各主体真正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当中，发挥他们的各类资源优势与社会资本效能，推动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
（广州日报评论员 陈汉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