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珺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
张振刚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二级教授、广东省“十五五”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邓兴栋 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院长
赵龙跃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领军学者、国际治理创新学院院长
APEC“中国年”首场活动落地广州，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这座城市。面对全球城市发展浪潮所带来的新挑战和新机遇，广州如何以全球视野和前瞻布局，开启一场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驱动的深刻转型？又如何通过跨地区跨文化的交流互鉴，为全球城市治理注入新的活力和智慧？这座千年商都的探索实践，值得期待。
以“推力—压力”重塑广州工商的活力根基
王珺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
广州“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发展领头羊和火车头作用充分彰显。到2035年，经济总量相较于2023年翻一番，“再造新广州”主要目标全面实现。只有重塑活力根基，以创新赋能各行各业，才能使老城市焕发新活力。
影响市场环境的三个因素
一个城市的经济活力体现为人们对市场环境作出的反应。市场环境通常受到地理、技术和体制三个因素的影响。工业革命前，地理对一个城市发展的作用很重要。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莫基尔（Joel Mokyr）在他的《富裕的杠杆：技术革新与经济进步》一书中指出，工业革命以来，技术作为工具的改进，与知识体系、制度环境与文化观念共同作用，成为撬动经济增长的核心杠杆。
如今，技术在城市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核心的角色。尽管技术因素并没有完全取代地理因素，但它改变了城市竞争的关键力量和方式。当然，技术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需要不断培育、保护和革新。当前，技术因素在城市经济竞争中的重要性快速提升，对经营主体的行为产生着巨大冲击。那些已习惯于通过区位差异来捕捉差价的经营主体必须适应新技术应用的变化。否则，经营主体的生存会受到影响，进而导致城市兴衰。为适应这种变化，体制机制也要进行相应调整，以更好地引导与激励经营主体在识变应变中延续市场活力。
全球城市发展史表明，一些曾在中世纪繁荣的城市，如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等在工业革命时期陷入衰落；一些在工业革命时期辉煌的城市，如英国的曼彻斯特、利物浦和伯明翰等在信息技术变革时代停滞不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环境发生变化时，体制没有充当促进者、助力者的角色，从而使经营主体不适应这种变化，最终导致了城市的没落。
新技术与工商贸易新活力新动能
回望历史，广州以地理枢纽的初始动能奠定了“以港兴商、以商促工、工商立城”的活力根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敢饮“头啖汤”的企业家精神推动了广州工商贸易规模大幅增加、商业模式不断创新、工业“含技量”明显提升，城市能级持续增强。这种变化反映了千年商都的经营主体捕捉差价机会的敏感性与能力。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这为激发广州经济活力带来了机会，也提出了挑战。机会就是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加速重构生产与管理流程，催生大量新技术应用场景。中小企业凭借决策灵活、试错成本低的优势快速切入细分市场，抢占技术与市场先机，成为新质生产力的“轻骑兵”。挑战是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和区块链等新技术有待向各行业快速渗透，我国道路交通网络得到根本性改善，全国统一大市场堵点卡点得以打通。成功应对挑战，意味着大幅度降低区域间运输成本，推动产品与要素跨地区流动。重塑活力根基是指从以捕捉差价为主的商贸活力转向以创造差价为着力点的创新活力上来。这里所说的创新活力是通过新技术形成新供给，进而创造新需求，从而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新活力并不是替代商贸活力，而是新技术在催生新产品、新模式和新业态的同时，不断赋能现有的商贸活动，培育工商贸易新活力新动能。
“推力—压力”共同作用的新机制
新技术赋能广州商贸，离不开中小企业的动力与能力。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不仅具有门槛高、变化快和风险大等特点，而且科技与产业在日益细分的基础上，呈现出加速交叉融合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原本在人才、技术与资金等方面缺少积累的中小企业难以靠自身力量实现新技术开发与应用。所以，外部力量对中小企业开发与应用新技术起着重要的作用。“十四五”期间，广东以产业链为平台，通过大企业给订单、提要求、扶一把等机制，带动上下游中小供应商一同升级的“链式改造”，成为带动中小企业一同升级的有效之举。随着越来越多的大企业成长起来，也将有更多中小企业沿着这一路径走向创新之路。不过，由于不同行业的链条长短不一样，并不是每个行业的大企业都有这种带动效应，也不是所有的中小企业都能沿着这种路径转向创新发展。所以，重塑活力根基需要开辟新路径。这就是构建“推力—压力”共同作用的新机制。
“推力”指的是要打造一个以服务中小企业开发与应用新技术为导向的技术创新与服务体系。通过这个体系，有效解决中小企业在创新活动中遇到的各种技术应用与设备改造问题，大幅度减少其应用新技术的后顾之忧。当然，要使这个体系发挥实质性作用，一是要设计一套适合中小企业需要且对这个体系有激励作用的机制。二是要根据不同行业的技术特点设立不同的技术创新与服务机构，并把这些不同的技术创新与服务中心联成网络。这样，既有助于解决中小企业遇到的专业技术问题，又可以通过技术网络应对交叉融合的复杂问题。三是要把这个组织的一部分资金来源与服务中小企业的数量与质量挂钩。“压力”是随着产品生产质量与绿色化标准不断提高而使中小企业经营受到的挑战。面对市场变化，许多中小企业要破解困局，必须加快从低端同质化转向高端绿色化。所以，营造一个由“推力—压力”相互作用的新机制，就会促进更多中小企业从善于捕捉差价向善于创造差价转变，从而推动广州实现从商贸活力向创新活力的转变。
构建开放合作的动力系统与动力机制
张振刚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二级教授、广东省“十五五”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站在新起点上，广州当以中新广州知识城、广州国际金融城、南沙重大战略性平台为三大战略支点，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协同创新为核心引擎，致力于重塑全方位开放合作新模式，高效能激活全要素生产率，高能级提升全球产业竞争新优势。
构建动态、高效、韧性的开放合作过程性动力系统。
第一，打造AI赋能的开放合作“超级枢纽”，破解信息与沟通壁垒。开放合作的第一步是“找到”并“连接”。广州正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一个高效协同的跨境合作信息中枢。通过多模态大模型与大数据分析，整合全球技术专利、产业产能、创新需求及经贸规则信息，实现动态解析与智能匹配，为潜在合作伙伴绘制精准的“数字画像”。这使得广州的企业和科研机构能够以前所未有的精度，对接粤港澳大湾区、RCEP成员国及共建“一带一路”市场的优质资源。
第二，完善智能化的信任构建与风险防范机制，保障合作行稳致远。广州借助人工智能知识图谱技术，将复杂的跨境合作条款、权责与合规要求进行结构化梳理，并结合智能合约，将研发指标、产能标准、绿色指标等关键要素转化为可量化、可自动执行的参数。更进一步，通过构建AI跨境风险预警模型，实时监控合作方的资金状况、研发进展及供应链稳定性。此外，探索利用AI供应链金融系统，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提供精准融资服务，并积极推动与港澳的规则衔接，落地跨境数据验证业务，为解决中小企业跨境融资难题提供“广州方案”。
第三，健全协同与资源共享机制，激发创新聚合效应。一方面，实施战略科技力量领航行动，支持广州实验室、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重大平台发展，加快建设人类细胞谱系等大科学设施。利用在穗国家级研发机构集聚优势，以AI引领科研范式变革，打造“跨境研发、本地转化、全球辐射”的新范式。另一方面，依托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和数字孪生技术，大力发展智能制造与绿色制造。鼓励龙头企业与上下游企业共建智能生产与绿色生产体系，使绿色化与智能化在生产端深度融合。
第四，完善政策适配与生态融合机制，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南沙充分发挥要素资源汇聚功能，搭建国际化对接平台，持续优化新技术、新业态的准入环境。知识城以AI算法分析全球产业趋势，引导企业联合我国港澳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伙伴，共同布局前沿领域，推动开放合作向深层次“价值共创”跃升。
构建结构性、生态化的系统演进动力机制。
一个能够自我演化、持续升级的结构性生态，是长久竞争力的来源。
第一，搭建“知识—逻辑—时间”三维核心机制，引领创新模式变革。从知识维强化战略规划，以顶层设计锚定方向，形成规划引领下的错位发展与协同并进。从逻辑维凝练发展内核，明确产业目标与重点。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逻辑，落实自贸区提升战略，推动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试点。加快建设广州湾区中央法务区南沙国际片区，在中新广州知识城深化知识产权综合改革，探索创建知识产权金融创新中心，为创新提供坚实的法治与市场保障。从时间维贯通创新全链条，构建“核创新（0—1突破）—链创新（1—N迭代）—融创新（生态融合与市场扩张）”的时序逻辑。一则，强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平台对原始创新的“激发器”作用。二则，完善市场导向的成果转化机制，发挥“加速器”功能。三则，建设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体系，发挥“放大器”作用。
第二，构建“五位一体”协同体系，打造开放创新承载空间。一是制度协同，强化产业政策的系统性，优化跨境合作扶持政策，推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认定即奖励”等敏捷机制，试点科研物资跨境流动，并通过智能审批提升政策适配性。二是主体协同，聚力打造产业集群、创新协同、空间联动、合作共享、生态优良的“增长极”。三是要素协同，利用AI技术赋能要素配置。通过AI征信和风控模型优化资金供给，通过建设AI人才匹配系统精准引育全球高端人才等，确保知识、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高效流动与聚合。四是算力基础协同，推进“5G+工业互联网”的融合应用，搭建城市级智能算力平台，强化跨境数据安全流动的治理与算力支撑。五是载体协同，大力建设国家级科创平台、产业创新平台和先进制造业集群，促进空间上邻近、知识上溢出、产业上关联的各类载体形成合力。
第三，“点线面”结合与“网体态”升级，共塑系统性创新生态。一方面，在“点、线、面”上强化功能。在“点”上，大力培育在产业链中占据优势的核心企业和关键促进机构。在“线”上，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人才链“五链”深度融合。在“面”上，通过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重大科技平台和智能制造集群，全面提升城市的基础支撑与产业承载能级。
另一方面，在“网、体、态”上集成要素。在“网”的层面，建设工业互联网、消费互联网和城市数字孪生治理网络，实现生产要素的全面连接与高效集成。在“体”的层面，协同推进政策、标准、创新、产业、空间、人才六大体系建设。在“态”的层面，营造一个制度适配、文化包容、基础坚实、主体共荣的“人工智能+”创新生态，形成共创、共享、共赢的生动局面。
织密立体交通网，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
邓兴栋 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院长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广州作为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应积极落实国家战略赋予的使命和责任，以建设国际供应链创新中心为目标，不断增强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地位。
第一，织密国际骨干物流网络广度与厚度，提升链接全球能力。在航空方面，白云机场应积极拓展北美、欧洲主要城市高价值国际航线和通航点，加强直航联系，拓展医药原料、高价值生鲜、电子产品等高价值回程货源；加大至东南亚、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航空货运发展力度，通过白云机场中转运往全球。在航运方面，巩固广州港至东南亚、非洲、地中海的国际集装箱运输枢纽地位，进一步丰富亚洲航线和地中海航线，拓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航运通道，拓展欧美远洋集装箱班轮航线，大力发展国际中转和集拼业务。在铁路方面，加快广清永高铁、广河高铁等的规划和建设，增强铁路区域辐射力；推进中欧班列广州集结中心建设，完善广州国际港、东部公铁联运枢纽国际物流服务功能，建立多元化通道运行线路，拓展中亚（西亚）等方向海铁联运转口贸易，适时开行中老班列、中越班列过境广州到欧洲的接续班列。
第二，提高枢纽多式联运互联互通水平，提升全链路运输效率。
一是加快完善空铁海多式联运网络，提升枢纽辐射范围。推动广河高铁、芳白城际等铁路建设，白云机场立体交通系统，实现空铁联运，扩大白云机场辐射腹地。加快海铁、水铁联运发展，适时启动粮食及通用码头铁路支线建设，推进南沙港区码头与南沙港铁路站的设施衔接、信息共享、协同运营。加快柳广铁路建设，打通广州至大西南地区货运铁路干线瓶颈。
二是创新跨境运输组织模式，提升流通效率与韧性。争取全货机日间航班时刻资源，拓展运用第五航权，做强“空空中转”枢纽功能，提高客货运中转业务的市场份额。在南沙港区推进智慧口岸试点建设，推动港口智能化、无纸化和数据共享，提升国际航运竞争力。推动“安智贸”“关铁通”落地实施，减少跨关境多次报关查验，实现“多港如一港”“多关如一关”，促进跨关区货物流转。促进多元主体参与全球海外仓、物流场站、港口等建设与运营，在主要境外枢纽城市建设物流集散中心，建设境外揽货体系，确保供应链安全稳定。
三是推进多式联运规则“一体贯通”，打造“广州标准”。探索实施各行业互认互通的多式联运提单模式，引导进出口商、银行、货代企业和本土企业共同推动行业互认的多式联运提单模式；组建“铁箱+海箱”共享池，推动铁箱下海、海箱上路；从完善标准入手，推进多式联运数据以及跨运输方式信息互联共享。
第三，强化交通产业协同发展，打造枢纽经济新增长极。要充分发挥交通枢纽的产业带动功能，依托南沙、东部中心、南方枢纽三大战略平台，引导临港、临铁、临空产业向海港、铁路、空港枢纽周边集聚，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打造港产城融合发展片区，支撑广州城市空间功能优化。
一是发挥航空枢纽“快进快出”优势，构筑临空高附加值创新产业集聚高地。围绕白云机场着力发展航天航空与低空经济、时尚消费品、生物医药与健康等临空制造业；围绕机场综保区（中区）打造面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APEC经济体跨境电商示范基地，建设一站式、全品类的出海选品平台，降低选品成本。
二是发挥海运“大进大出”优势，推动“广货出海”。着力推动南沙港区与南沙综合保税区引育临港智造产业，加快高端装备、新能源与新材料优势产业集聚。发挥南沙粮食通用码头、南沙国际物流中心等载体功能，加快建设具有资源整合、交易展示、检验检疫、数据挖掘等功能的大湾区“菜篮子”采购交易平台。
三是发挥铁路“稳进稳出”优势，加速培育临铁经济集群。依托广州国际港、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等，推动发展“班列+枢纽+产业+贸易”多元融合生态，导入现代物流、智能制造、临港工贸等相关产业，建立港产城融合发展示范区；争取设立广州国际港综合保税区、海关一类口岸，引入保税物流、保税加工、保税服务等功能，提升枢纽国际服务功能。
为全球城市治理创新贡献广州智慧
赵龙跃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领军学者、国际治理创新学院院长
广州作为千年商都、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始终以主动开放的姿态深度融入全球发展浪潮，积极服务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城市力量。创办于1957年的广交会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已成为中国与世界互联互通的经贸桥梁；创办于2012年的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广州奖），将城市治理智慧融入全球议程，已成为全球城市治理创新领域的国际公共产品。这两大平台成为广州参与引领全球治理创新、贡献中国城市治理智慧的主要途径，在亚太区域乃至全球舞台书写开放、创新、合作的崭新篇章。
推动经贸治理现代化
作为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深耕亚太区域合作的经贸平台，广交会的发展理念与APEC的核心宗旨高度契合，始终是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的关键力量。今天的广交会，不是单一的商品交易场所，而是参与规则制定、引领绿色经济、推动技术创新、促进文明互鉴的平台。
通过持续畅通跨境贸易渠道，广交会串联全球生产商、采购商与服务商，缓解跨境供应链的断点和堵点，保障亚太区域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运转；特别是通过为全球南方的企业提供参展便利、降低贸易门槛，搭建起安全可靠的贸易对接平台。在改革完善全球经贸治理方面，广交会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率先探索绿色贸易、数字贸易的发展模式，为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和创新，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赋能全球城市治理创新
全球城市治理的创新活力，源于开放包容的交流互鉴。广州奖以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国际交流合作为宗旨，聚焦低碳转型、绿色发展、智慧城市、风险防御等全球城市共同面临的课题，通过案例评选、学术研讨、工作交流和能力建设等多元形式，推动全球城市之间的经验分享和深度合作。
广州奖的另一个独到之处是全面对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与《新城市议程》，筛选具有创新性、可复制性、可持续性的城市治理案例，为全球城市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实践参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联合国人居署在不同场合多次肯定广州奖在促进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推动发展中国家城市参与全球治理方面的作用和贡献。
广州奖既是分享全球城市治理经验的交流平台，也是赋能广州深耕突破的动力源，形成“国际目标—城市实践—经验分享”的良性循环，有力推动广州在智慧城市建设、低碳转型发展等领域取得新的突破。
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的广州表达
广州的全球治理创新实践，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范式的理论具象化，其核心内涵深度融合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重要特征，形成了兼具中国特色与全球视野的全球城市治理理论框架。
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广州市以广州奖为平台，吸收国际先进经验，同时将城市实践升华为可以复制和推广的治理模式，实现理念驱动、技术赋能与治理升级的良性循环。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城市治理的共同使命。广州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结合超大城市发展实际，在低碳转型中积极借鉴国际经验，逐步形成政策引领、场景赋能、全民参与的治理模式，探索出多领域协同推进的低碳转型路径，构建起全链条、全民化的治理格局。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实践。广州城市治理创新体系通过多元协同的实践路径转化为治理效能，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城市治理的鲜明标识。政府以政策规划引领方向，市场以技术与资源激活动能，社会组织搭建沟通桥梁，全体人民以实际行动参与治理。譬如，碳普惠平台使市民成为低碳治理的参与者和受益者，电池循环再生模式实现生态与产业双赢，智慧城市消弭服务鸿沟，形成“治理责任共担、治理成果共享”的良性循环机制。
随着全球城市创新评估体系得到广泛推广应用，智慧城市、绿色低碳等领域的实践探索持续深化，广州的全球城市治理实践将得到进一步丰富与发展。这不仅能为中国特色的城市治理提供更为坚实、可复制的实践范本，也能为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多兼具理论深度、实践价值与人文温度的广州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