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指出，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
立足大湾区之滨，今年11月，作为“中山大学医科办学16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第十二届广州消化道疾病周即将在羊城开幕，这一具备全国影响力的学术活动伴随着中山六院一路成长，在大会主席汪建平、兰平、胡品津等国内知名医者的心血浇灌下，已经走进第十二个年头。
六大能力的提升，离不开真知灼见的交流和资源整合。为推动消化道疾病诊疗水平整体提升，面向大众普及权威医学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本届大会期间，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联合广州日报健康有约，邀请七位专家开展访谈。访谈从医者第一视角、临床真实案例切入，全方位解读消化道疾病领域前沿进展；依托权威媒体融媒矩阵，为大众科普健康新知，增强人民群众的健康素养，共同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本期专访，中山六院副院长——邓艳红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同样是结直肠癌，有的患者担心化疗的不良反应，有的在“能否保肛”之间艰难抉择，也有人因发现肝转移而焦虑。面对这些不同的难题，医生不仅要思考如何控制肿瘤，还要回答另一个问题：怎样让患者尽可能长久、也更有质量地生活？
在第十二届广州消化道疾病周举行之际，这个问题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副院长、肿瘤内科学科带头人邓艳红教授。从医二十余载，她带领团队通过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的合理组合，让不少患者的肿瘤降期退缩，为外科手术争取到空间。“面对进展期、晚期肿瘤，我们同样要有战胜的信心。”她坦言自己从来不是一个内耗的人，习惯以积极乐观的角度看待问题。在她的感染下，不少患者也慢慢学会换一种眼光看待疾病——这份心态对治疗同样重要。
肿瘤科团队
从普通内科到肿瘤专科：找到自己的方向
多次登上国际舞台、发出中国肿瘤科医生声音的邓艳红，医路起点其实是普通内科。二十多年前，肿瘤内科尚处起步阶段，可用药物不多，实体瘤治疗选择有限。但临床中越来越多消化道肿瘤术后患者面临的后续治疗与随访难题，让她把方向定在了这里，这是顺势而为，也是医者责任感使然。
“手术只是治疗手段，治好肿瘤才是我们的目标。”这句朴素的话，道出了她开展临床研究的出发点。面对局部进展期结直肠癌，是否每个人都应该使用相同的术前治疗方案？能否在保证肿瘤控制的前提下，减少不必要的治疗损伤？这些源自病床旁的问题，逐渐成为团队持续攻关的方向。
邓艳红教授与学生讨论病例
从FOWARC到PICC：用研究拓宽治疗选择
立足中国人群特征，邓艳红选择用前瞻性临床研究来回答这些问题：团队在全球率先证明术前化疗作为结直肠癌治疗新模式的有效性与安全性，相关研究分别于2015年、2018年、2022年、2023年获得全球肿瘤学顶级会议ASCO口头报告机会，是肠癌第一个登上ASCO国际舞台的中国研究。
其中，她牵头开展的FOWARC研究，围绕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术前治疗策略展开探索。以往这类患者常规接受术前放化疗，而放疗容易带来盆腔慢性纤维化，损伤排尿、性功能、生育及肛门功能。该研究历经长期随访，为经过严格评估的部分患者选择不含放疗的新辅助化疗方案提供了循证依据，让“控制肿瘤”与“保护盆腔器官功能”能兼顾；团队还依靠磁共振动态评估，每两个疗程复查一次，实时调整方案。
邓艳红教授参加学术会议
精准治疗的另一项探索来自PICC系列研究。针对错配修复缺陷或微卫星高度不稳定（dMMR/MSI-H）这一特定分子亚型的局部进展期结直肠癌，团队探索了新辅助免疫单药治疗及联合策略。2026年发表于《柳叶刀·肿瘤学》的随机Ⅱ期PICC-2研究显示，特瑞普利单抗联合塞来昔布组的病理完全缓解率为89%，高于单药组的69%。“部分晚期肠癌患者由于对药物应答良好，实现了临床治愈，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邓艳红说。从FOWARC到OPTICAL，再到PICC，这一系列研究并非追求某个更高的数字，而是不断回答同一个问题：如何让临床决策建立在更充分的证据之上。
从保命到保功能：把生活质量写进治疗目标
对直肠癌患者而言，“能不能保住肛门”往往是确诊后最关心的问题。但保肛不仅意味着保留解剖结构，还关系到排便功能、日常生活和心理感受。她始终强调，不能以牺牲肿瘤根治效果为代价追求保肛，然而随着诊疗的发展，让保命和保肛两个看起来互斥的目标能同时达到。
“以前大家总觉得，保命和保肛只能二选一。现在随着新辅助治疗的发展，两者可以同步实现，鱼和熊掌兼得。”她解释，药物能缩小肿瘤、清除微小转移病灶，既降低复发风险，也为保肛创造条件，特别好的疗效下肿瘤完全消失，不需要手术了。目前中山六院肠癌患者整体保肛率已超过90%，低位直肠癌保肛水平走在国内前列。当然，对达到临床完全缓解的特定患者，非手术管理也值得研究，但需结合肿瘤部位、分子特征、治疗反应及随访条件审慎评估。
邓艳红教授荣获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
“保肛还要保功能。”在她看来，医学进步的意义不只体现在检查报告上，更体现在患者能否正常工作、生活、照顾家人，能否回归到生病前的生活轨迹中。
从单一治疗到全程管理：为肝转移患者寻找更多转机
结直肠癌肝转移是另一道临床难题。放在过去，一旦查出肝转移，很多患者基本失去根治机会；而初诊时病灶难以切除，并不意味着所有机会都已消失——通过系统治疗、局部治疗和多学科评估，一些患者有望实现转化治疗，获得长期疾病控制。
2025年，中山六院成立华南首家胃肠肿瘤肝转移中心，以肿瘤内科为牵头单位，汇聚胃肠外科、肝胆外科、影像科、介入科、超声科、病理科、放疗科、核医学科等九个学科，由邓艳红担任中心主任。规范化多学科诊疗落地之后，原本只有两到三成肝转移患者有机会接受手术，如今这一比例提升到70%；过去七成肝转移患者术后会复发，现在其中一半能够长期生存，整体约35%的肝转移患者有望实现临床治愈。
胃肠肿瘤肝转移中心成立揭牌仪式
在她看来，多学科诊疗（MDT）不是把几位专家召集起来开一次会，而是贯穿诊断、药物治疗、局部治疗及随访的全过程。已接受手术的患者，团队会结合手术情况与病灶特征评估复发风险，配合影像复查、MRD微小残留病灶检测，再结合基因分型定制术后巩固方案，以三个月一次的频率规范随访——手术完成并非终点，而是长期管理的起点。
从治疗疾病到关怀患者：医者的责任与温度
临床研究可以用数字描述疗效，却很难完整呈现一位患者重新走进日常生活的意义。邓艳红一直记得一位年轻患者，经历手术和复发后接受持续综合治疗，多年过去恢复了完全正常的生活状态，与家人相伴。
这样的经历让她更加确信，肿瘤治疗需要医学判断，也需要理解患者的恐惧与期待，共情能力是医者应该有的基本素质，尤其是肿瘤内科医生。“医生一句笃定的鼓励，有时候胜过很长时间的心理疏导。”门诊里她常常看得很晚、问诊节奏放得很慢，愿意留出时间接住患者的焦虑；也常告诉病人，医学进步很快，再坚持半年到一年，或许就会等到新的突破。她还曾尝试搭建病友互助平台，让患者彼此陪伴，并募集帮扶基金，去资助MSI-H这类疗效很好、却担忧免疫治疗费用难以负担的患者。对她来说，“不抛弃、不放弃”不是口号，而是坚持专业判断、耐心沟通和持续陪伴。
邓艳红教授门诊中
让防治理念走出诊室：把科学知识带给更多人
在长期科普和基层交流中，邓艳红发现，公众对结直肠癌仍有不少认识误区：有人因害怕肠镜而不愿筛查；有人出现便血，习惯性归因于痔疮；还有人认为化疗已经“过时”，只愿接受靶向药或免疫治疗。
“肠癌早期基本没有典型症状，就算出现腹泻、便秘、腹部不舒服，也很容易被忽略。”她提醒，一般风险人群可从45岁左右开始关注筛查，有家族史或明确遗传风险者应由医生制定更早、更个体化的筛查计划；出现持续便血、排便习惯改变等异常应及时就医，不应以常规筛查替代诊断。针对不少人对肠镜的恐惧，她介绍，如今可先从粪便隐血、粪便DNA甲基化检测等无创手段完成初筛，阳性者再进一步接受肠镜检查。
邓艳红教授下乡义诊
化疗、靶向治疗与免疫治疗也并非彼此“新旧替代”的关系。“对肠癌来说，化疗是治疗的基石，靶向、免疫属于锦上添花。没有化疗作基础，再好的新药也很难稳定发挥作用。”她介绍，经过二十多年的药物迭代，止吐、护发等支持治疗进步很大，很多患者化疗期间不良反应轻微，可以正常上班、生活，影视剧里那种痛苦不堪的画面早已不是常态。
面向未来：让“中国方案”走得更远
这份努力也获得了国内外认可。对于被业界称作结直肠癌“中国方案”领航者的评价，邓艳红说，认可主要来自两块工作：一是在MSI-H亚型肠癌上，走出不同于国外、具有中国特色的免疫联合方案，与国际同步并收获国际认可；二是优化多个化疗药物组合的“鸡尾酒三药方案”，显著提高肝转移患者的转化手术率，这套方案已写成国内专家共识，在全国推广。
邓艳红教授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放眼未来，她判断肠癌领域三大治疗手段都将有新的突破，可能集中在几个方向：多组学、三代测序等新技术助力更早、更精准地诊断；人工智能赋能影像与放疗，让靶区照射更精准、更好保护正常组织；精准分型指导下的免疫联合治疗，会是进展最快的赛道。
从一线诊疗中发现问题，到用临床研究寻找答案；从推动精准治疗，到探索器官功能保护与多学科全程管理，邓艳红与团队持续拓宽着结直肠癌治疗的边界。对患者而言，治疗的目标不止于活得更久，更在于活得有尊严、有质量。
邓艳红
对话邓艳红：
访谈者：肿瘤内科发展日新月异，对年轻后辈医生，您有什么寄语？
邓艳红：三个词“热爱、勇气和同理心”，要有干一行爱一行的热情，敢于挑战困难的勇气，和关爱患者的医者父母心，一定能做一个好的肿瘤内科医生。
第十二届广州消化道疾病周所展示的，既是医学技术与科研成果的进步，也是一代代医务工作者对患者需求的持续回应。对邓艳红而言，治疗的目标始终不止于让患者活得更久，更在于让他们尽可能有尊严、有质量地生活。
文、图/周洁莹、李津、刘山青、张源泉、乐虞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