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5月15日，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数十万巴勒斯坦人被迫逃离家园，沦为难民。
后来，5月15日被巴勒斯坦人作为民族“灾难日”。76年后的“灾难日”这天，大多数巴勒斯坦人仍在逃难，甚至面临着一场更大的灾难。
本周，尽管国际社会一再警告和反对，以色列仍执意继续推进加沙攻势，升级在拉法的军事行动。
英国《卫报》直言，持续7个多月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进入了新的“血腥阶段”。
5月14日，加沙中部的努塞拉特难民营，一名小男孩从四层楼房的废墟中被救出。
当天凌晨，人们还在熟睡中，以军空袭了这栋住宅楼，许多人被压在混凝土板下面。
加沙记者 萨塔里：一夜之间就有三十人丧生，其中一些人被找到，另一些人仍被埋在废墟下。人们疯狂地试图找回亲人的尸体。
据称，超过100名巴勒斯坦流离失所者在这栋建筑里避难，遇难者很多都来自同一个家庭。
巴勒斯坦民众：我的孩子们，儿子女儿都在废墟下，还有我的妻子、我的父亲，我们在睡觉时遭到了袭击。
废墟之上，人们不停地徒手挖着，期待能看到生还的奇迹。
但与此同时，以色列的无人机仍在他们的头顶飞过，以军在加沙的血腥空袭和炮击仍在进行。
5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报告了最新战况。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 哈加里：目前，以军三个师在加沙地带的北部、中部和南部三个不同地区作战，仅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和独立日期间，我们就在加沙消灭了大约100名恐怖分子。
值得一提的是，5月14日是以色列1948年建国以来的第76个独立日，而独立日的前一天，也就是5月13日，被设为“阵亡将士纪念日”。
从5月12日晚上8时开始，以色列全国响起一分钟警笛声并默哀，特拉维夫等地还举行了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首个阵亡将士纪念日活动。
以色列民众 西蒙：当然，这不是一个常规的纪念日，因为这个国家如今的局势非常复杂。
在这个充满战火与杀戮的独立日，不少以色列人庆祝之余，也陷入反思。
当天，在耶路撒冷，以色列警方在默哀后逮捕了一名带领一群孩子焚烧以色列国旗的男子。
实际上，以色列“独立日”的第二天，5月15日，是巴勒斯坦人的“灾难日”。
这一天的约旦河西岸，同样是警报拉响，持续76秒，纪念第76个“灾难日”。
牧师 尤利奥：我们仍处于一场持续的灾难之中。在加沙和整个巴勒斯坦土地上发生的事向所有人证明，巴勒斯坦的灾难正在持续，自1948年以来一直在持续。
今年“灾难日”的口号是：“尽管我们被杀戮，但是我们依然存在；尽管我们流离失所，但我们终将回归”。
5月15日当天，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数千名民众参与游行，他们高举象征巴勒斯坦人民回归权的钥匙和象征沾满鲜血的援助物资的道具，高呼口号，要求结束以色列占领以及巴勒斯坦人回归故土。
拉姆安拉市民 哈桑：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特别是加沙人民所遭受的“大灾难”，是一场更加悲惨的“大灾难”，是毁灭、饥荒和杀戮。他们（以军）试图再次将人们从加沙地带原来的家园驱逐。
也是在当天，以军公布了在拉法东部的地面行动的画面。
以军表示已扩大在加沙北部行动，并继续“在拉法东部地区和拉法过境点加沙一侧”的军事活动。
这天的卫星图像则显示，随着以军军事行动加剧，原本在拉法的一些帐篷和避难所已经被拆除，大量民众向北部沿海地区转移。
近期，以军一直在不断向拉法居民下达疏散令。
据悉，已有约11万人被迫重返在战火中被大面积摧毁的加沙北部地区，还有约30万人前往以方指定的所谓马瓦西“人道主义区”。
在拉法避难的安塞尔一家把家当装入一辆破旧的汽车，希望在以军对该地区发动地面进攻之前逃离。
巴勒斯坦难民 安塞尔：我首先从北方的拜特哈嫩逃离，逃到贾巴利亚难民营，然后又逃到拉法。不幸的是，我们又要开始新的逃亡。
安塞尔表示，由于以色列的轰炸，他们已经搬了3次家。随着以军逼近加沙地带南部边缘的最后的避难所，他们只能继续逃亡。
巴勒斯坦难民 安塞尔：我们不知道如何离开，我们的经济能力不允许我们获得适当的交通工具。
如今，以军坦克已切断连接拉法口岸和拉法东部的萨拉赫丁公路。安塞尔表示，她的孩子患有心脏病，亟需药物治疗，但留在这里根本不可能获得药物。但如果逃离，她也不知道能逃到哪去。
如果说“灾难日”是一个延续了76年的悲惨故事，那么故事的开端，还要向前延伸到100多年前。
1896年，犹太人还散居在世界各地。
奥匈帝国犹太裔记者赫茨尔出版的一本名由《犹太国》的书，勾勒了建立犹太国家的蓝图。
谁也不会预料到，在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推波助澜下，这竟一步步成为了现实。
1917年，占领巴勒斯坦地区的英国起草《贝尔福宣言》，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家园。
从此，厄运开始降临在巴勒斯坦人的身上。
以色列历史学家 伊兰·帕佩：（以色列）领导者持有一种观点，要把巴勒斯坦变成一个犹太国家，唯一方法就是让巴勒斯坦人离开。尽管阿拉伯国家反对，《贝尔福宣言》还是在1922年得到英法控制下的国际联盟的认可。
巴勒斯坦历史学家 塔克里蒂：英国自我标榜为一个做正确事情的帝国，就像拜登今天试图将美国塑造为所谓不偏不倚的角色一样。但实际上，它们追求的目标，从结构上导致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毁灭。
1948年5月14日，英国对巴勒斯坦所谓“委任统治”期满，在英国支持下，以色列宣布建国，进而引发第一次阿以战争。
联大第181号决议规定的巴勒斯坦国没能建立，从1947年到1949年间，以军摧毁了约530个巴勒斯坦人村庄，约有1.5万人在一系列大规模暴行中丧生。
对于这一切，93岁的幸存者阿萨德依然历历在目。
代尔亚辛大屠杀幸存者 达乌德·阿萨德：1948年4月9日，我所在的代尔亚辛村发生了大屠杀。
代尔亚辛村坐落于耶路撒冷以西，曾经是一座约有750名阿拉伯村民的平静村庄。
该地一度被认为最不可能遭到犹太人袭击，因为当时村民已跟在耶路撒冷的犹太指挥官达成一项互不侵犯协定。然而，袭击和屠杀最终还是发生了。
代尔亚辛大屠杀幸存者 达乌德·阿萨德：我的叔叔（一家）在大屠杀中失去了27人。
当天，在代尔亚辛共有超过110名村民在大屠杀中遇害。
而在巴勒斯坦历史学家巴里夫看来，当时，以军之所以背弃承诺大开杀戒，就是要在巴人心中制造恐慌、以达到驱赶目的。
代尔亚辛大屠杀幸存者 达乌德·阿萨德：当时巴勒斯坦有75万人迁走或逃离他们的家，因为他们害怕类似代尔亚辛村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代尔亚辛事件后，难民数量开始像潮水般激增。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当时至少有75万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军队驱逐出家园。约78%的巴勒斯坦领土被以色列军队占领，剩下的22%现在被划分为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8年5月15日英国撤军。
从此，5月15日成了巴勒斯坦人的民族“灾难日”。
巴勒斯坦历史学家 塔克里蒂：“灾难日”见证了巴勒斯坦社会的毁灭。巴勒斯坦城市生活的毁灭，巴勒斯坦失去了海法和雅法这两个最重要的文化和经济之都。许多其他城市在大灾难期间被摧毁。
从此之后，逃难的巴勒斯坦人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家园，而是看到“灾难日”一次又一次重演。
每一年，以色列都会拆除数百座巴勒斯坦人的房屋，据统计，仅2009年至2022年间，至少8413座巴勒斯坦人的房屋被以军拆除，导致超过1.2万人流离失所。
2023年加沙冲突升级后，失去家园的巴勒斯坦人的人数更是超过了1948年。
80岁的乌姆·穆罕默德，也曾是1948年“灾难日”的亲历者。
她表示在自己漫长的一生中，从未见过今天加沙所遭受的灾难。
乌姆·穆罕默德：没有比这更糟糕的灾难了，我在这里生活几十年了，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灾难。我们的家园没了，我们的孩子没了，我们的财产没了，我们的黄金没了，我们的收入都没有了。我们还有什么可哭泣的呢？
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数据，自去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3.5万巴勒斯坦人死亡，超7.8万人受伤。当地媒体甚至将本轮冲突称为“第二次大灾难”。
巴勒斯坦歌曲《Rajieen | We Will Return》：被杀死的孩子犯了什么罪，他只不过想要安稳的未来。而活下来的孩子却失去了亲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究竟遭遇了什么。在这片土地，我们绝不放弃抵抗。
对巴勒斯坦难民来说，“灾难日”并非遥远的历史事件，而是几代人从未停止过的流离失所的过程。的确，巴以冲突由来已久，其根源复杂而深远，然而历史也一再证明，“强硬态度”和“以暴制暴”在短期内或许奏效，但从长远来看，只会加剧双方的仇恨和对立。如今，加沙平民死亡人数不断攀升，以色列政府却执意推进加沙军事行动，也使其在国内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立之中。
随着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不断推进，谴责以色列、声援巴勒斯坦的浪潮在全球蔓延。
5月14日，美国加州芒廷维尤。在谷歌公司的年会会场外，一些人正在对谷歌参与以色列政府的“光轮计划”表示强烈抗议。
抗议活动组织者：我们要求谷歌立即放弃“光轮计划”的合同，并立即停止与以军的所有业务往来。我们呼吁科技行业有良知的人从谷歌撤资。
“光轮计划”是谷歌为以色列国防部所提供的人工智能项目。
此前有前谷歌员工披露，以军正在使用谷歌的面部识别工具，拘禁和杀害加沙平民。
加沙记者 萨塔里：（以色列）一直在使用的最先进的技术。他们使用人工智能来识别谁是战斗人员、谁是非战斗人员，并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不幸的是，实际的统计数据令人震惊，（大量）平民被当作目标。
5月15日，智利首都圣地亚哥。
一场支援巴勒斯坦人“灾难日”的抗议活动正在进行。人们高举“反种族灭绝”“解放巴勒斯坦人”等标语。
智利大学教授 维护尔：我们在这里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并谴责针对平民，尤其是妇女儿童所进行的人权侵犯。
联合国大会主席 丹尼斯·弗朗西斯：表决结果如下：143票赞成，9票反对，25票弃权。
5月10日上午，应多国要求，联合国大会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恢复举行。
会议通过决议，认定巴勒斯坦国应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对决议投反对票的除了美国以色列外，只有寥寥数国。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发表声明称，联大决议展现了世界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支持。
要知道成为联合国会员国，是76年来巴勒斯坦实现国家独立的夙愿。
而追根溯源，巴勒斯坦的“灾难日”也与此有关联。
194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巴以分治的181号决议，提出在巴勒斯坦地区分别建立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国家。这项决议成为以色列的“出生证”，但巴勒斯坦建国始终未能落实。
1974年，联大通过第3237号决议，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观察员实体”。
就在这次大会上，“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说出了那句著名的“我拿着枪和橄榄枝而来”。
然而，在枪与橄榄枝之间，巴勒斯坦人的建国与入联道路还很漫长。
1993年“以土地换和平”的奥斯陆和平进程开启，巴民族权力机构暂时搁置“入联”进程。
而随着21世纪巴以和平谈判中断，2011年巴勒斯坦向联合国递交成为正式“会员国”的申请，但被美国否决，今年4月18日，美国再次行使否决权，击碎了巴勒斯坦入联之梦。
因此，5月10日的联大决议也折射出美国阻扰巴勒斯坦入联在世界上不得人心。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傅聪：美国在巴以问题上一再行使否决权，无理阻挠国际社会为解决巴勒斯坦长期遭受历史不公所作出的努力，不符合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值得一提的是，联大会场上还出现了惊人的一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埃尔丹掏出小型碎纸机，将《联合国宪章》封面插入其中当众粉碎。
伊朗外交部随后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举显示出以色列的“傲慢”。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则掏出一本新的《宪章》，并表示，自己“在联合国待了很长时间”，看过太多类似戏码。
事实上，在巴以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已被逐步孤立：2023年5月15日，联合国大会举行高级别会议，纪念巴勒斯坦“灾难日”75周年。
2024年5月12日，在巴“灾难日”前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出警告，全面入侵拉法可能会引发“史上最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
而在明显的是与非面前，一些美国的盟友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社交平台X上发文称：“将拉法受困平民疏散到不安全地区的命令是不可接受的。我们敦促以色列不要在拉法采取地面行动。”
5月11日，一直支持以色列的德国总理朔尔茨表示，对拉法地面进攻是“不负责任的”，德方对此“提出警告”。
不过，在国际压力面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态度依然强硬。
5月15日“灾难日”当天，内塔尼亚胡宣称，他的政府“一致拒绝”联大有关巴勒斯坦入联决议，而包括联合国大会在内的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能阻止其“行使自卫权”。
以色列总理 内塔尼亚胡：军事胜利是无可替代的，用这样或那样的说法来绕过它的企图是与现实脱节的。胜利只有一个替代品，即失败。军事和政治的失败，国家的失败，我领导的政府是不会同意的。
几乎就在同时，美国也作出了新的表态。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5月14日，拜登政府通知国会，推进对以色列提供10亿美元武器交易的程序。
尽管华盛顿的圈内人也承认这让美国在国际上有点难堪，不过利益面前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高级成员 亚当·史密斯：很显然，内塔尼亚胡总理已经将以色列、美国和整个中东置于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我们不想撤回对以色列的支持，至少我不想，总统（拜登）也不想。
事实上，眼见无法阻挡内塔尼亚胡攻占拉法，拜登政府已在着眼加沙的战后权力安排布局。
而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不仅美以间存在矛盾，就连以色列战时内阁中也矛盾重重。
5月15日，战时内阁成员、以国防部长加兰特高调召开新闻发布会，将他与内塔尼亚胡的分歧公开化。
以色列国防部长 加兰特：我呼吁内塔尼亚胡总理作出决定，宣布以色列不会在加沙实行军事统治并立即在加沙地带建立一个替代哈马斯的领导层。
面对公开质疑，同天内塔尼亚胡做出针锋相对的强硬回应。
以色列总理 内塔尼亚胡：除非明确哈马斯不会在军事上控制加沙，否则没有任何一方会因为担心加沙的安全而愿意接管加沙的民事事务。
据称，加兰特今年3月访美期间，提出建立一支有阿拉伯国家参与的多国维和部队、负责监督加沙地带的秩序，而这恰是拜登政府心中所想的。
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高级成员 亚当·史密斯：内塔尼亚胡总理正在推行的战略既不符合以色列的最佳利益，也不是和平的最佳选择。
5月16日，第33届阿拉伯国家联盟首脑理事会会议在巴林首都麦纳麦闭幕，会后发表《巴林宣言》，呼吁国际社会承担起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责任，在“两国方案”基础上实现地区公正、全面的和平。
“结束暴力和不稳定循环的唯一永久办法是两国方案，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平、安全地毗邻共存，以耶路撒冷作为两国的首都。”
——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雷斯
从去年10月至今，新一轮巴以冲突已延宕7个多月，而从1948年至今，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已持续了76年之久。如今的加沙地带残垣断壁、满目疮痍，伤病者无法得到及时的救治，饥饿者难以获得基本的补给，逃难者又不知何处可去。
巴以冲突不仅是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更是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关键问题。国际社会应加大斡旋力度，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尽快得到全面持久解决，让巴勒斯坦“灾难日”永远成为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