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自古就崇尚创新，以创新精神不断进行物质文明创造、精神文明创新和政治文明创建，展示出蔚为大观的文明成就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是主动式的变革创新、辩证式的守正创新、开放式的融合创新，秉持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新征程上，中国正与更多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进步，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实现新的超越，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是世界上唯一连续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在时间的长河里，中华文明展现出恒久的生命力，静水流深与波澜壮阔交织，奔腾不息。这得益于中华民族始终以创新为支撑，不断革故鼎新、推陈出新。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大论断，对我们更好坚定文化自信，不断提升中华文明的影响力、感召力，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创新性集中体现在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
中华民族自古就崇尚创新，以创新精神不断进行物质文明创造、精神文明创新和政治文明创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曾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屹立于世，展示出蔚为大观的文明成就。
从物质文明成果来看，中华民族始终注重在创新中积累物质文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华先民就开始栽培粟和黍，研究烧制陶器，用于存放、蒸煮食物。战国时期，大型打击乐器——曾侯乙编钟，被誉为“稀世珍宝”。良渚文化时期，高超的琢玉技术为世人惊叹。商周时期，中华先民借鉴铜器铸造方法，发明了范铸法铸造铁器技术，为铁器的普及应用奠定了基础。两汉诞生的炒钢、灌钢技术在相当长时间内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汉代的造纸技术以及唐代的雕版印刷技术、宋代的泥活字技术、元代的木活字技术、明代的金属活字技术，大大促进了知识传播。
汉代《周髀算经》表明中国人在西周就已经掌握勾股定理的基本原理，《九章算术》中首次提到分数、负数及加减运算的法则，元代数学家祖冲之精确计算圆周率到小数点后第七位……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国人民始终辛勤劳作、创新创造，在天文、算学、医学、农学、丝绸编织等多个领域取得累累硕果，为世界贡献了无数科技创新成果，对世界文明进步影响深远、贡献巨大。
从精神文明来看，中华民族始终注重在创新中提升精神文明。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极其重视精神建设，不断凝结优秀文化成果，形成独特的中华传统哲学思想体系。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个思想流派激荡碰撞，产生出儒家文化、墨家文化、道家文化、法家文化。其中，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不断得到发展和传播，并为欧洲的启蒙运动提供重要思想资源。
两汉时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经学家在儒学的基础上纳入阴阳、五行学说。魏晋时期，儒学又与道家学说相融合，产生玄学。宋代，佛、儒、道融合，周敦颐、张载等儒学大家纷纷阐述义理，理学和心学成为儒家哲学发展的特殊形式。元代至清末，以理学和心学为代表的新儒学作为主流的学术思想，影响着一代代中国人的生活。在三千多年的中国传统哲学发展过程中，儒、释、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各家学说相互融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形成许多日用而不自觉的价值观念。
例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是非曲直评判标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政治智慧；“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追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这些精神文明成果一直在世界精神文明史中熠熠生辉，展现出中华古代先民的文化素养，对今天精神文明建设产生着积极作用。
从制度文明来看，中华民族始终注重在创新中发展制度文明。国家制度层面，夏朝作为中国史书记载的第一个国家，按照世袭制度确立权力的转移方式。西周灭商后，实行分封制开启中央和地方关系模式的探索。秦朝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奠定后来国家制度发展的基本框架。在国家行政体系方面，秦朝确立三公九卿制度，隋唐演变为三省六部制，明代废除宰相制度，这些对国家治理的不断探索，集中体现我国古代先民的治理智慧。
选人用人方面，世袭制、军功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古代选人用人制度逐步完善，阶层之间得到广泛流动，民众参与国家治理的机会增多。
此外，与行政体系制度相匹配的监察制度，与选人用人密切相关的文官制度、品级制度等，比西方至少早了一千多年，有的法律制度书籍还超越国界，成为不少国家学习的范本。中国的政治文明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变革探索，与中国古代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密切联系，在世界政治文明中独具中国特色。
创新性有其独特的内在特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中，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文明皆未能承续，唯有中华文明生生不息，这与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密不可分。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禀赋，是中华民族内在品质和精神气韵的表现，有着独特的内在特质。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是主动式的变革创新。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中华民族从不因循守旧、拘泥传统，自古就敢于主动求变、善于求变。
商汤时期，中华先民提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理念；《康诰》曰：“作新民”，激励人弃旧图新；《诗经》中指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易经》中指出：“凡益之道，与时偕行。”这些创新、立新的理念，反映出因时而变、与时俱进的创新思想早已植根于中华先民的精神世界。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长河里，中华先民始终保持主动创新的精神魄力，一次次主动变革，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
比如，就中国古代农耕文明发展轨迹而言，从石器的使用到铁器的生产发明，从石犁、铁犁、曲辕犁的更替到都江堰、坎儿井的修建，这些农业器具和水利工程，见证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归根到底得益于中华先民的主动创新精神。再如，中华先民从结绳记事再到根据图画，发挥想象创造出甲骨文，后经过金文、战国文字、小篆、汉隶、楷书的演变，最终让汉字成为记录历史、传承文化、传播文明的重要载体。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是辩证式的守正创新。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在中国古代的精神文化中，创新是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
《易经》中《杂卦传》指出：“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淮南子》中提出：“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则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汉代恒宽在《盐铁论》中写道：“孔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故圣人上贤不离古，顺俗而不偏宜。”这些均表现出中华先民推陈出新的重要理念。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体现的是传承与创新并重，变与不变、原则性和创造性的辩证统一。中华民族在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中，形成传承与创新交互为用的特点，始终保证中华文明具有开创新局的旺盛生命力。
比如，从中国古代行政区划制度的演变来看，秦朝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后，实行郡县制，强化中央集权。随着战乱、人口迁移等因素的影响，郡县发生变化，南北朝时期便在郡县的基础上设置州，实行州郡县的三级管理体制。元朝时期，疆域面积的改变和出于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实行行省制，省下有路州（府）县并延至明清。中国历朝行政区划制度在借鉴前朝经验的基础上，实行符合实际情况的疆域制度，集中反映了我国古代治理体系在借鉴中谋创新，在传承中求发展的显著特点。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是开放式的融合创新。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疆域面积广阔、地域文化多样、民族特色异彩纷呈。不同民族和地域为中华文明的发展贡献了独特的文化元素，各民族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交融，形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保持了多元丰富的面貌，彰显出“融同化异”的坚韧特性。
历史上，北魏孝文帝改革，加速民族融合；唐朝文成公主入藏，同少数民族积极开展文化交流；元朝时期，边疆各族大量迁入中原和江南地区，相互通婚，促进文化传播……中华民族在融合交流中诞生中原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等。这些都是文化相互融合创新的典范。
同时，中华文明还善于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形成创新开放的文化格局。21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打开中国同中亚、西亚地区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15世纪初，郑和七下西洋，加强同亚洲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友好关系。
面对外来文明，中华民族以取长补短的态度，为中华文明增添新的内容。西汉末年，佛教文化传入中国。中华文明结合儒家学说和各种哲学思想，对其加工、改造，形成带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明末清初至民国时期的“伊儒会通”以及后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都是中华文明交流互鉴史上不容忽视的一环。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不竭的思想源泉。
大力弘扬中华文明创新性
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必须承担起新的文化使命，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大力弘扬中华文明具有的突出的创新性，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持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努力从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延续文化基因，萃取思想精华，展现精神魅力。”
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持续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载体和传播渠道，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迸发出蓬勃活力。按照新时代的新特点、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形式进行补充、拓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当代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相适应。深化文明的交流互鉴，在国与国的交流中兼收并蓄，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马克思主义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弘扬中华文明具有的突出的创新性，应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推进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发展，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类文明新形态建构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现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是世界上独具特色的新形态。与中华古代文明相比，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中华古代文明的内在超越，把传统的中华文明带入了现代状态。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正与更多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进步，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实现新的超越，我们要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文明发展进程贡献更多智慧，开创出既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文丨魏尧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刊于《瞭望》2024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