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区协作的东江答卷
桠髻钵山南麓，一脉碧水蜿蜒南下。三百山原始森林的晨雾中，清溪跌宕成瀑，玉珠飞溅处滋养着千峰叠翠，养育着南国大地。20世纪60年代，这条奔流不息的东江，在周恩来总理“一定要保护好东江源头水”的殷殷嘱托中，开启了人与自然的“世纪之约”。
安远三百山景区内的东江第一瀑。
曾经，香港饱受缺水之苦。1963年大旱期间，市民排队取水、争抢储水的场景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同年12月，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建设东深供水工程，引东江之水缓解香港用水困难。1965年3月1日，东深供水工程正式启用。
从“一定要保护好东江源头水”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民用青春丈量、用生命守护东江，将“共饮一江水”升华为“共护一江情”。连日来，记者深入东江源区寻乌县、安远县和定南县，探访三地共同绘就的永续发展壮美图景。
从“伐木丁丁”到“万木森森”
在三百山国家森林公园，护林员龚隆寿踩着晨露开始巡山。40余年来，这位大山之子累计用双脚丈量了12万公里的绿色长城，150余双磨穿的胶鞋见证了40万亩青山的年轮。“当年伐木声里谋生计，如今守护苍翠见本心。”老人的话语里沉淀着时代变迁。在他身后，六百名护林人织就生态天网，河长林长制如经纬交织，二十万株新绿岁岁拔节，源头涓涓清泉映照苍穹。
为守护这脉清泉，安远人民在发展与保护的抉择中始终将生态置于天平之上：累计拒绝千亿元矿产投资，实施“三禁三停三转”生态保护制度，年植新绿200万株，让源头水质如水晶般恒守Ⅰ类标准。
绿水青山间的东江源水库。
从三百山沿省道317线蜿蜒向北而上，便来到了位于寻乌县三标乡的桠髻钵山。
桠髻钵山脚下，张昌权凝视着移民新村的白墙黛瓦。五年前，他走遍村里各家各户，将世代“靠山吃山”的村民劝离故土。“搬迁那日，有些故土难离的老人包了捧泥土上路。”这场征收土地近万亩、涉及592户的生态大迁徙，在政府“一户一策”的温情中，化作了东江源头最深沉的爱意。
为更好地保护东江源头水质，2017年，寻乌县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对三标乡东江源村、图岭村和长安村5个村小组的592户2297名村民进行整体移民搬迁。
“一开始说到搬迁，很多人都不愿意。”回忆起刚开始搬迁的时候，三标乡工作人员张昌权十分感慨，村里人世世代代傍山而居，靠山吃山，山间的木耳、香菇、竹材都是村民赖以为生的物产。刚开始听说要搬走，有的村民难免心有抵触。
为了打消村民的顾虑，寻乌县专门成立了由各单位主要领导牵头的县乡工作组，一对一帮扶动员当地移民，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十二支工作队翻山越岭，将补偿政策化作春风细雨，最终让“两个半村”的乡愁在生态画卷里重生。2520亩旱地、林地重归自然，4169亩水田蓄养清泉，这场赣南史上最大规模的生态移民，在山水间写下大写的“舍”与“得”。
由寻乌顺流而下，即至定南，一弯九曲水，经这里流向大湾区。
定南县龙塘镇湖江村的万亩山林，曾是当地村民挥斧的战场。三十多年前，这里村民煮饭用的柴火和经济来源等都从山林里索取，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如今，同一片山岭间，竹林摇曳生姿，林下灵芝、草珊瑚、金线莲蓬勃生长，空气中飘荡着碳汇监测设备的滴滴声。定南用三十年时间，完成了从“伐木经济”到“护林经济”的惊险一跃，为生态脆弱区转型提供了鲜活样本。
航拍镜头下的定南九曲河，绿意盎然。
2003年，定南县启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将“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写入政策：将123.54万亩集体林划分到3.86万户农户，允许林权抵押贷款；建成了覆盖县镇村组四级林长组织体系，共设立各级林长2056人；大力实施低质低效林改造项目，自2016年实施低质低效林改造项目以来，共完成改造33.399万亩。今天的定南，森林覆盖率从63%提升至83.07%，出境断面水质连续8年保持Ⅰ类标准。
六十年光阴流转，东江源头水质一直保持国家Ⅰ类标准，出境断面Ⅱ类以上水质达标率保持在100%。
从“司法协作”到“生态补偿”
生态保护不仅需要基层实践，更需制度保障。东江源区通过司法协作与生态补偿，进一步筑牢了流域治理的法治屏障。
为构建与东江流域高质量发展相契合的环境资源审判协作机制，安远、定南、寻乌三县人民法院携手，共同签署了《东江流域（江西段）环资司法协作框架协议》。这份框架协议，如同一座桥梁，连接起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审判的各个领域，更将东江流域环保禁止令、共享环境资源审判专家库等创新举措融入其中，建立了共享信息、协商决策、合作行动、交流经验的工作机制。
2023年6月5日，赣粤东江流域环资司法协作签约暨共护东江联合倡议启动仪式在安远县举行。赣粤两省六地十二家法院共同签署《东江流域环资司法协作框架协议》，通过跨区域案件管辖、联合执法等机制，为生态补偿协议的执行提供了法治保障，确保“谁污染、谁治理”原则落地。
与此同时，赣粤两省政府正式签订了第三轮东江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协议。这份跨越省界的生态契约，开创了“水质+水量+生态产品价值”三维考核体系，将考核指标从单纯的水质达标拓展至水量保障与生态产品价值转化，27亿元生态活水注入东江源区，其中中央奖补15亿元、粤赣各配套6亿元，如同给流域治理安装上“生态动力引擎”。
一诺既出，山河为证。自东江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协议签订以来，东江源区三县将补偿资金化作涓涓细流，滋润着流域内的每一个角落。
寻乌将补偿资金重点用于推进生态修复治理、环境监管能力提升等68个环保项目建设，通过打好“碧水、蓝天、净土”三大提升攻坚战，建成水陆空共治格局，全县植被覆盖率大幅提升、河流水质逐步改善、生物多样性逐步修复，获得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美誉，寻乌水也成为全省唯一入选的全国第三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
定南用8.63亿元资金浇筑的51个生态工程中，300公里智慧污水管网如同生态血管，串联起覆盖全域的污水处理体系。建成镇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71座，覆盖行政村62个，配套管网约152.68公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60%，到目前连续多年出境断面水质达到Ⅱ类标准。
安远则书写着“七山半水”的生态传奇。7.69万亩水土流失区通过“竹节沟+鱼鳞坑”治理焕发新生，20.6万亩新造林海构建起“山顶水源涵养林、山腰经济林、山脚景观林”的绿色屏障。创新“生态护林员+智慧监测”体系，让源区每棵树木都拥有电子身份证，实现生态保护从粗放式向精准化转变。
寻乌县5600亩“白色沙漠”化作经济林海，定南九曲河重现“水清岸绿白鹭栖”，安远县7.69万亩水土流失区重披绿装，无不诉说着生态修复的奇迹。至此，东江流域上下游逐步建立起“成本共担、效益共享、合作共治”的流域保护和治理长效机制，环境治理的模式从“你污染，我受害”转变为“你保护，我补偿”，共同绘就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
如何将东江源的生态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胜势？近年来，安远、寻乌、定南三县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指引，立足“一江清水”的天然禀赋，探索出“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可持续”的立体转化路径，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富民强县的发展之源。
坚持生态产业化，化“源头活水”为“发展活泉”。在安远县东江源矿泉水生产基地，每小时近万瓶天然饮用水经全自动生产线灌装，带着“东江源认证”标识直供粤港澳商超。“水源地就是金字招牌。”企业负责人指着苍翠群山介绍，通过建立“水养人、人护水”的生态反哺机制，企业每年提取销售额的3%注入生态保护基金，形成“优质水源-品牌溢价-生态投入”的良性循环。
依托东江源生态IP，三县生态产业欣欣向荣：寻乌县建成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供应基地7家，年供应蔬菜7.4万吨；安远县发展1.4万亩富硒水稻种植区，年供应优质大米5.6万吨；定南县拓展开发草珊瑚、灵芝等林下经济产品，把生态优势变为“绿色红利”。
坚持产业生态化，以“山水肌理”绘“共富图景”。在三百山腹地，安远创新打造的“生态探源+红色传承”双轨研学线路已成爆款。香港学子沿东江溯源而上，在“饮水思源”教育基地观测水质，在“中央苏区南大门”遗址聆听红色故事，2024年累计接待香港、深圳学子1.2万人次，带动全县旅游综合收入突破120亿元。
赣粤港三地各界人士捐资所建的思源宝鼎。
与安远相比，定南的产业生态化也很有特色。在老城镇中塅村，上万亩的闽楠树郁郁葱葱在微风中摇曳生姿，展现着蓬勃的生命力。据介绍，该基地通过流转附近所有低质低效林，全面种植闽楠苗木。由于闽楠苗木的生长周期长，根系发达，不仅能涵养水源、固土保肥，维持生态平衡、改善环境，还能在不砍树的情况下，进行林权交易，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目标。
坚持发展可持续，让“生态伤疤”变“绿色银行”。寻乌县废弃矿山按照“宜林则林、宜耕则耕、宜工则工、宜水则水”治理原则，让每寸土地都释放多重价值。已治理的废弃矿区建成高标准农田2000亩，种植了5600亩油茶、百香果、猕猴桃、竹柏等经济作物，还在矿山旧址上建设了光伏电站，并将治理工作与美丽乡村、矿山遗迹、科普体验、休闲观光等文旅项目相结合，真正将“白色沙漠”变为“金山银山”。
治理后的寻乌县文峰乡稀土矿山公园。
从安远的“水文章”到定南的“森呼吸”，从寻乌的“矿山新生”到全域的“生态共富”，东江源三县正以系统思维编织绿色发展网络。数据显示，三县生态产业对GDP贡献率从2018年的23%跃升至2024年的61%，生动诠释着“护住绿水青山，自有金山银山”的发展辩证法。
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三百山。
从生态移民到司法协作，从制度创新到产业转型，源区协作的东江答卷证明：唯有将基层实践、法治保障与经济转化相结合，方能实现“一江清水”的永续长流。（图片由寻乌、安远、定南三县融媒体中心提供）
记者札记
永续山河约定
在赣南群山之间，寻乌、安远、定南三县静卧于东江源头，波澜壮阔的青山翠谷中，汩汩清泉在此聚流成河。东江水供港60周年之际，当人们把目光投向这条“生命线”的起点时，会愈发清晰看见：香江之畔的璀璨灯火里，始终闪耀着源区守护者的赤诚之心。
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绿色守望。20世纪60年代，当香港同胞因水荒焦灼时，是东江源头的乡亲伐竹为管、垒石筑渠，将山涧清泉引入供水工程；新世纪以来，面对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抉择，三县主动“断腕”——关停矿山、退耕还林、迁移污染企业，以98.3%的森林覆盖率筑起大湾区“水塔”。安远三百山的挑山工世代巡护水源林，寻乌文峰乡的果农改种生态柑橘，定南九曲河畔的村庄转型生态旅游……源区人民用实际行动换来了东江出境水质常年保持Ⅱ类以上的清澈答卷。
这是一曲双向奔赴的湾区和鸣。香港市民家中流淌的每滴水，都凝结着赣南儿女“不让一滴污水入东江”的坚守；而源区百姓的生活变迁里，亦浸润着湾区反哺的暖意：粤港联合设立的生态补偿基金，助力赣南建成多个生态湿地公园；深赣“水权交易”试点让绿水青山有了“定价”，香港青年溯源团带来的生态研学项目，正让山间古村焕发新生。从“共饮一江水”到“共护一江水”，东江流域书写着新发展理念下区域协作的鲜活范本。
六十年弹指一挥间，东江源头仍见青山妩媚、碧水长流。这泓穿越赣粤港的清泉，不仅滋养着大湾区的蓬勃生机，更映照着中华民族守护生态命脉的文明自觉。当思源亭前的草木又添新绿，我们听见新时代的回响：一江清水永续，需要更多这样的山河约定。
专家观点
县域经济生态化转型的路径探索
赣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孙剑斌
县域经济的生态化转型，不仅是一场发展方式的变革，更是一场发展哲学的革命。当生态价值成为衡量发展的新尺度，当县域协同突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桎梏，那些曾被视作“发展短板”的青山绿水，终将迸发出惊人的经济势能。在生态文明新时代，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破局点，正藏在生态协同的密码之中。
重塑生态底座，夯实县域生态治理能力。未来的县域竞争，本质是生态治理能力的竞争。为此，县域需通过明确目标、评估现状、设计架构、逐步迁移、测试验证、监控优化、生态合作、培训支持和技术迭代等系统性路径，有效重构生态底座，提升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竞争力。这一过程不仅需要科学规划，更需长期投入和持续优化，以确保生态治理能力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重塑发展路径，破解县域经济发展痼疾。县域经济长期面临“小而散”的发展困境，而生态化转型为其提供了破解之道。通过产业共链、设施共享、市场共拓等路径，县域经济可以实现资源整合与协同发展。例如，相邻县域可共建清洁能源走廊、农业品牌联盟，整合资源提升溢价能力；共建区域冷链物流中心、数字服务平台，降低边际成本；联合设立生态产品交易中心，推动水权、碳汇等生态资源的跨区域流通。这些举措不仅能够打破县域经济的孤立状态，还能在生态协同中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重塑制度体系，打破传统行政区划局限。生态功能区的真正困境在于“付出与回报”的空间错配。为此，必须打破传统行政区划的局限，重塑利益分配机制，用制度创新打开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通道。具体而言，需建立跨区域的生态补偿机制，确保生态保护者获得合理回报；同时，将生态保护纳入干部晋升考核体系，激励地方政府持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崛起的新路。
生态保护不是发展的对立面，而是县域经济转型的战略支点。站在“十四五”收官的关键节点，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须跳出传统思维定式，坚持生态优先、创新协同治理、强化共享共赢。唯有如此，才能在保护与发展的辩证统一中，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县域现代化之路。这既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诠释，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总之，重构生态价值坐标系，既是县域经济生态化转型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通过重塑生态底座、发展路径和制度体系，县域经济将在生态协同中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双赢，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县域样本。
记者陈洪明 刘文烽 吕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