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义乌，很多媒体会把目光聚焦在数字上：年进出口总值8000多亿元，外贸出口额居全国县（市、区）首位；市场经营主体超126万户；与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世界杯哨声未响，义乌先“爆单”……用传统经济学理论很难解释，一个不靠海、不沿边、缺资源的小县城，何以走出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曾指出：“我说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其实奥妙就在丰厚的文化底蕴。”义乌的奇迹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其中最深层次的答案要从文化里找，“义乌现象”本质上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今天，我们就从文化的角度来聊聊这个世界超市。
义乌中国小商品城 图源：视觉中国
一
地理环境是文化面貌的塑形者，读懂一方水土，也就读懂了生长其上的文化密码。
义乌地处浙江中部，在古代隶属于八婺地区。地理上的“中”，往往意味着文化上的“汇”，八婺大地满天星斗般璀璨多元的文化给了义乌丰富的滋养。浦江上山遗址的万年稻作揭示了先民勤耕不辍的生存底色；南宋时期，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力倡“实事实功”“义利双行”，打破了空谈心性义理、轻视事功之风；“叱石成羊”等黄大仙传说，则以化石为羊的民间想象，传递出化不可能为可能、点石成金的智慧。这些文化在居中的义乌激荡融合，构成了义乌独特的文化样态。这里的人务实又敢闯，精明又厚道，守正又求变，恰如那摇响四方的拨浪鼓，简单器具里藏着通达天下的智慧。
区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文化的赓续传承则为一个地方发展积淀起深厚的底蕴。
在义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交相辉映。无论是经世致用、义利双行的传统哲思，还是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品味“真理的甜味”所代表的革命精神，以及改革开放后兴商建市、敢为天下先的创业文化，都在这里贯通融合、蓬勃生长，为义乌发展铸就了厚重的根基，更注入了绵绵不绝的内生动力。
文化对一方发展的作用，终归要通过影响人来实现。人是文化的载体，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涵养出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人，就会催生出什么样的发展。
根植于义乌大地的文化包容而连续，充分激活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千千万万的货郎、摊贩和商户敢于打破常规、持续创新创造。他们从一副货郎担走四方，到搭建起全球小商品贸易网络，将骨子里的勤耕、信义与机变转化为生动的发展实践，书写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兴一座城的时代传奇。
义乌分水塘村 图源：“义乌发布”微信公众号
二
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习惯把文化和经济看作两件事，认为文化是“软”的，经济是“硬”的；文化属于精神层面，经济属于物质层面。事实上，文化与经济从来不是两张皮，它们相互融合、互为转化。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文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命题，明确指出“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强调要“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这些重要论断破除了文化与经济二元对立的迷思，而义乌便是二者交融互动的范例。
在这里，文化就是生产力，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道德观被深度嵌入现实经济运行。比如去年一名义乌商户因客户操作失误，收到一笔“意外之财”——原本5.9万元的货款变成了13万元，商户没有片刻犹豫便联系上客户，将多收的7万多元如数退还，诚信经营的理念早已深深融入每个个体的心中；再比如前段时间，面对战火中的伊朗合作伙伴，义乌老板主动喊话“钱别转，你留着，希望你平安”。正是这种朴素而富有人情味的价值取向，让义乌小商品在全球竞争中牢牢赢得了客户信赖。
与此同时，蓬勃的市场实践也在反向塑造城市精神特质。与2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往来，使义乌人深知机会均等、尊重规则方能行稳致远；数万名常驻外商带来多元文化交融，让尊重差异、包容互鉴成为城市底色。
诚然，中国大地上的历史文化名城星罗棋布，耕读传家的传统处处可见，勤劳智慧的人民比比皆是，但像义乌这样“无中生有”的奇迹并不多见。为何文化能成为义乌奇迹的重要密码？有学者指出，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能否让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在笔者看来，义乌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源自农耕文明的朴素义利观升华为现代市场运行规则。“义”不再只是对乡邻的道义，也是对远方客户的信用承诺；“利”也不再是单纯的利益追逐，而是建立在互信上的可持续回报，这一转化使传统道德从情感纽带上升为制度理性。反过来，现代市场的规则意识、契约精神又倒逼传统义利观摆脱空洞说教，变得可操作、可检验、可积累。于是，农耕文明的文化基因不仅未被商品经济消解，反而在全球化、数字化浪潮中获得了新生。
央视《新闻联播》聚焦“义乌发展经验” 图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三
有人说，义乌以小商品成就大市场，充分彰显了市场的强大力量，并据此片面地认为，西方市场经济模式具备天然先进性。殊不知，市场只是配置资源的手段，并不专属于某一种社会制度。透过义乌这扇窗口，我们反而能够更清晰地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市场经济之间的本质区别。
主流西方经济学的基础假设认为：人是理性的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这种假设在理论上能优化资源配置，带来经济繁荣。但在现实中，它也一再导致市场失灵、信任危机和贫富两极分化。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经历过市场失灵，也曾很多次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底姓‘社’还是姓‘资’”的质疑，但义乌给了这样的声音最有力的回应。
义乌商人奉行一句老话：“一分利吃饱饭，十分利饿死人。”他们不贪图暴利，而信奉薄利多销、细水长流。过去义乌商人中还有“进四出六”的说法，即赚了十分钱，自己只留四分，把六分给合作伙伴、让利给客户。这种义利观并非不计回报，而是蕴含着共生共荣的道理，也正是这样的义利观塑造出了有情有义的鲜活个体。
此外，西方市场经济的繁荣多依赖资本集聚，先有大资本、大工厂，再带动就业；义乌则相反，先有千千万万敢闯敢试的普通人，顺势成长为世界级市场。在这里，机会不是攥在少数资本手里，而是平等惠及每一个奋斗者。
从义乌的实践中能看到，经济繁荣从来不是靠公式推导出来的，也不是依赖数学模型算出来的，而是由一个个具有人文精神的具体的人，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对“人”的回归、对创造的尊重，赋予经济发展以文化的厚度和温度，实现了对“理性经济人”的超越。这种以人为本、义利兼顾、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恰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独特的内核。
中外客商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观看数字大屏 图源：新华社
四
义乌是一座“世界性”的中国县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万名外商常驻于此，不同肤色、语言的人们在这里经商、生活。面对如此多元的群体，如何在不同文化背景的经济主体间构建可持续的合作秩序？义乌给出的答案是寻找共同的文化价值。
比如首创“外籍调解员”机制。来自韩国、尼泊尔、印度、德国、阿富汗等10多个国家的人士组成了特殊的“调解团”，当不同国籍的商人因合同、货款、货品交付标准等产生争议时，这些“洋娘舅”便介入其中，运用各自的文化优势有商有量让双方的情绪降温，最终解决问题。这种调解巧妙地将中国“以和为贵”的传统智慧与世界人民对公平正义的普遍追求融为一体。
比如成立“中外居民之家自治委员会”，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共同参与社区事务，“洋街坊”变成了“主人翁”。每逢春节，中外居民还会一起包饺子、剪窗花、贴春联，共话年俗。正是这种开放包容的相处模式促成了不同文明间润物无声的对话。
还比如义乌中国小商品城为8万个商位建立了统一的信用评价体系，所有商户不论国籍，都要接受“信用二维码”的公开监督。外国客商不仅能看到中国老板的诚信记录，外籍商户如果缺斤短两、以次充好，同样会被处罚。正如一位外籍商人所说：“在义乌，信誉就是最好的护照。”这套透明的规则清楚地表明，信用与公平不是哪种文明、哪种文化的专属，而是所有文化普遍认同的共同价值观念。
在笔者看来，文化差异并非合作的障碍，真正的障碍是文化隔阂。打破隔阂，不是要消除差异，而是要找到彼此的最大公约数。义乌这座“小联合国”之所以能平稳运转，靠的正是这个公约数。对于当下这个不太安宁的世界，这何尝不是一种启示？
今天，义乌的拨浪鼓在世界摇响，那声音里不仅有商品的喧腾，更有历史深处传来的回响。古老文明如何与现代世界深度共鸣，这座小城还在继续作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