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的2026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围绕“失衡”。多位知名经济学家在“宏观政策与全球再平衡”的圆桌讨论中展开探讨与辩论，特别是在“全球失衡”背景下，中国应否“举外债”？专家明显分成了两派意见。
焦点一： 全球失衡：分工结果，还是政治现实？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鞠建东首先抛出问题：如何理解全球失衡？他概括出一种静态视角：全球分工中，中国是全球制造业中心，美国是全球金融业中心，制造业国家自然要出口，金融业国家自然要进口，表现在账面上就是中国货物贸易顺差。这种失衡是国际分工的自然结果，“不是扭曲，不是补贴，也不是汇率问题”。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同意这一二分法，但补充了动态视角。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提高机会多，需要投资，投资多则储蓄多、出口也多；发达国家处于技术前沿，边际回报率低，消费边际效益更高。全球经济因此形成发展中国家储蓄多、投资多、出口多，发达国家消费多、投资少的格局。这种格局有利于全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则强调，不能脱离地缘政治和各国国内政治谈失衡。从正统自由贸易理论看，中国有比较优势，加入WTO后遵守规则，竞争获胜没有问题。但现实是，中国出口打败了美国衰落产业，工人失业，形成强烈政治运动。凯恩斯说过，贸易摩擦可能导致战争。因此，中国应认真检查是否严格遵守WTO准则，把地缘政治因素考虑进去。
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教授、院长姚洋提出，国际上现在很少谈贸易失衡，谈得更多的是中国技术和产品让很多国家“绝望”。中国规模太大，产业转移没有按老规律把低端放出去，世界经济增长的列车可能“永久性停靠在中国站”。这对外国来说是切实压力。李迅雷也认为，全球经济从来不平衡，不平衡是常态，平衡是短暂。中国成为众矢之的，与民族属性、文化等因素相关。余永定补充，当前不平衡更主要是存量国际收支不平衡，美国净债务已达GDP的66.7%。
焦点二： 全球失衡投射国内，导致有效需求不足
全球贸易失衡投射到中国国内的效应，引起专家的普遍关注——其中最关键的当数内需不足问题。余永定指出，当前解决国内需求不足。应采取措施刺激内需，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减少储蓄与投资缺口。“从宏观上讲，应加大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力度，不能太担心负债，中央要敢出钱、想出钱。”
林毅夫对增加有效投资提出的药方是“增加中央赤字来做投资”——投资增加，有效需求增加，贸易顺差自然减少。“消费需求最大制约是信心不足，家庭储蓄增加，并非手里没钱。”
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表示，目前，我国的外循环方面是畅通的，将来也不会衰退，但内循环存在问题。解决此失衡的方法是“推进财税改革，增加中央财力，提高财政支出投资提质增效，同时促消费，保证内循环畅通”。
尽管方法多种多样，但经济学家们的共识是：中国当前应把重心放在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增加有效投资、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上，减少对外需和顺差的过度依赖，畅通内循环。
焦点三： 是否应该举外债？
在圆桌讨论中，鞠建东提出一个备受争议的建议：以贸易顺差为抵押，在海外发行人民币计价的国债，举外债回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他认为，这可以填补全球对安全资产的需求，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用于提高低收入家庭收入、增加国家投资，从而提高国内需求、降低储蓄、减少顺差。
余永定对此坚决反对：“我们目前要做的应该是减少经常项目顺差、减少对美元资产持有，而不是增加。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约1.7%，美国是5%，现在不是时候，也没有必要。”
林毅夫站在了余永定一边：“如果要发债，可能是发人民币债，但不是在国际上发人民币债。可以让其他国家发熊猫债，这样同样可以增加人民币国际化，并不需要中国主动去借债。”
姚洋也反对用人民币买外债，“国内不缺钱，利率都倒挂了，相对利率不高的国债大家都很乐意买，就这样还跑到海外发债有点舍近求远。”姚洋还对“举外债”可能带来的汇率波动风险表示顾虑，“还不如多推动让其他国家发熊猫债”。
“举外债”的建议却得到了李迅雷的赞成，不过李迅雷加了一个前提：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他认为，西方常批评中国金融开放度不够，熊猫债发行规模在增加，说明需求在上升。同时，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全球储备资产占比不到2%，结算流动性约6%，与大国地位和GDP比重不匹配。
经济学家在“举外债”上的分歧其实更进一步说明，当前全球安全资产供给不足，人民币国际化的机会窗口不可错过。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钟达文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李光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