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我办好从湛江地委宣传部调到深圳市委宣传部的组织手续。7月18日，我凌晨就登上从湛江去广州的长途客运汽车，整整坐了10个多小时，才赶到广州市，住进广东省委组织部的东湖招待所。19日一早，天还蒙蒙亮，我就又从招待所出发，坐公共汽车赶到广州火车总站，搭上了开往深圳的列车。本来只是100多公里的旅程，却因为火车前进的速度十分缓慢，并且是一站又一站地走走停停，经过近四个小时的跋涉，于下午2点多钟才到达深圳火车站。
深圳特区30年老照片（作者：南方日报鲁力）
我带着党组织介绍信、户口和粮食供应转移证，一手提着一个大网兜，一手扶着肩膀上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木箱，心情激动地走出火车站。网兜里是一个旧脸盆，脸盆里除了蚊帐、被席，还盛着几件随身用的衣服、毛巾、牙膏牙刷。小木箱里装的主要是书籍，当然也有笔记本和其他一些文具。两件行李不太重，但也不太轻。
那时，深圳的夏天好像没那么热。我站在这个听闻已久、却觉得残旧的火车站的门口，望着下边的广场：黑鸦鸦的一大片，人头攒动，人声嘈杂。好不奇怪！一阵南风吹来，好不爽快！
我顿觉得疲劳全消，露出一丝微笑。但是，笑容很快就收敛下来，因为天色已经不早。共产党员干部，走到哪里，首先是要尽快找到党组织。我必须尽快赶到深圳市委向组织报到。
我走出火车站，不断拦住来往的人，问：“同志，你知道去市委怎么走吗？”
所有的人都对我摇了摇头。有的人干脆笑着告诉我：“我们也是从内地来的。”
问了许多人之后，我终于闹明白：广场上的许多人有的是从外地专程来迎接从香港过来的亲友的，有的是乘着国家对外开放的机会，来深圳做点折骨伞、泥龙布、味精、手表等小生意的。
彼时已经是下午3点多钟了。于是，我焦急地挤到人群的边上，看看有没有公共汽车等交通工具。找了老半天，只见到有几辆中巴，一问，要么是某个单位专门来接待华侨贵宾的，要么只跑长途、并且开价都在百元人民币以上，还讲明必须用港币或外汇券支付。
深圳特区30年老照片（作者：南方日报鲁力）
我当时还算年轻力壮，可是提着行李和扛着木箱的两只手和肩膀都已经发麻，满身大汗，不得不把木箱和行李放在地上，休息一下。
“同志，同志，你去哪里？”终于有两位男子过来，用很不标准的普通话问我。
“我要去深圳市委。”我回答，同时打量眼前两位年纪比我大一点、戴着竹帽的农民打扮的男子，“你们知道市委在什么地方吗？”
“我知道。你跟我们来。”
于是，我跟着他们到广场边上。他们指着半新不旧的两辆永久牌自行车，车后架上铺一块长木板，木板上又铺上折了好几层的旧麻包袋当坐垫。大一点年纪的农民对我说：“深圳是一个小镇，哪有公共汽车？你要坐车就只有坐我们的自行车。一辆车跑一趟5元，你的行李太大，要一辆车载人，一辆车载行李。先交10元钱，我们就送你到深圳市委。”
深圳特区30年老照片（作者：南方日报鲁力）
我不觉犹豫起来。一是10元钱相当于我当时一个月六分之一的工资，实在太贵；二是人生地不熟的，安全不安全也是一个大问题。我终于摇了摇头，离开那两个农民，提着行李、扛着木箱又向广场的中央走去。
从火车站里又涌出一批批旅客，不断地下到广场里来，我满怀希望冲进人群，焦急地继续向人们打听深圳市委在什么地方。
“同志，同志，你是不是要到市委报到？”有人在后边叫我。
我回头一看：是一位提着一个时兴行李袋的年青小伙子，还一身学生打扮。一番寒暄后，知道他叫小李，他告诉我说他有一位亲戚在深圳市委工作，亲戚鼓励他大学毕业后来深圳工作，所以他也去深圳市委报到，正好和我同路。
他帮我提那件网兜行李，领着我沿着铁路东面的一条泥土路向北的方向走。“老吴同志，你知道吗？这深圳市过去就是宝安县，市委刚挂牌不久哩。所以连当地人恐怕都不知道深圳市委在什么地方。你在火车站广场问路，怕是比大海捞针还难。”小李一边走一边对我介绍。
“真的，幸亏遇到你。很感谢你。”我发自内心地说。
“什么深圳市？改个名字而已。还不是农村一片。深圳市委、市政府也还是原来宝安县委、县政府的地方。它的周围都是农村，旁边就是附城公社的蔡屋围大队。到时你一看就知道了。”
我不觉看一看小李的背影，心想：“要不是他的亲戚动员，恐怕这位大学毕业生是不会到深圳来工作的。”
深圳特区30年老照片（作者：南方日报鲁力）
我们走了半个多小时，一路上灰尘滚滚，看不到有什么大商场，倒是见到许多人在邮电局门前排队打长途电话。小李见我只低头赶路，安慰说：“快到了。前面向左转，再过一个铁路口，再往前不远就到了深圳市委。”
终于，我在热情的小李同志带领下大约下午6点钟的时候到达深圳市委机关所在地——就是现在的市公安局东面、地王大厦马路对面的深圳电视大学的位置。正如小李所说，当时的周围基本上还是农村一片，蔡屋围村前面还有一个很大的渔塘，现在的解放路当时还是一条铺着沙石、连接深南公路的小路。市委机关大院座落在一片山坡上，占地约有10亩，原来是宝安县委机关。我们到达的时候，铁栏干大门已经紧闭。
值班室一位姓冯的同志告诉我们机关各个部门的干部5点半就下班了。他让我先到饭堂吃饭，然后再到招待所住宿，明天再办理报到手续。而小李同我和老冯同志握手告别后直接去了亲戚家。
我来到大院机关饭堂，交了4両粮票、2角钱，就吃了一餐有鸡蛋汤、炒大白菜和瘦肉的晚饭。回到传达室时，老冯对我说：“机关车队的汪师傅正好要送资料到新园招待所给市领导。我请他等一下你，顺便把你带去。”
我不能不在内心十分感激这位待人热情、做事周到的老冯同志。除了前面的那位小李同志，这是我到深圳特区遇见的第二位好人。
当时的新园招待所就是现在的深圳迎宾馆。当然，那时候不会有什么现代化的高级设施，也就跟别的什么县级招待所差不多。我带上行李跟着汪师傅的面包车到招待所之后，由于老冯同志已经打了电话，服务台的值班人员看了我的组织介绍信和边防通行证之后，很快就让我简单登记并安排入住。
服务员帮我提那件网兜行李，领着扛着木箱的我进了一座大平房的一个大房间，指着一张床铺说：“吴同志，你就暂且住这里。”
深圳特区30年老照片（作者：南方日报鲁力）
放下行李，我打量一下，这间房子约有一间学生课室那么大，摆着10多张双层的架子床。上铺基本上都用来放行李、杂物，下铺都有人住了。坐定同大家打招呼，原来，比我先入住的房友也都从全国各地刚调到深圳特区来工作的。
“听说市委正在建设新的办公楼和干部宿舍，我们这都是临时的。”一位自称已经从西安来了三天、年纪约比我大一点的陈同志对我说。
“哎呀，深圳特区比我原来设想的还要落后。”一位年纪比我轻、自称是从武汉某大学建筑设计院调来深圳市建委的顾同志说，“我是昨天就已经办了报到手续，今天便上班工作。老吴同志，你累了吧，赶快洗澡、睡觉。以后就是一家人，再聊吧。”
晚上9点多，大多数同志已经放下蚊帐睡觉了。大房子的门窗都是开着的——服务员和室友们都说不会有人偷东西。凉风习习，可我久久不能入睡。开始是听着蚊帐外的蚊子嗡嗡地叫个不停，接着是听着各种磨牙和说梦话的怪声。而更主要是，今天到深圳之后所见所闻让我的心情难于平静。提着行李，扛着木箱找党组织报到的一幕幕场景在我脑海浮现。
碾转之下，我又对自己苦笑一声：“解放前，革命的地下工作者同党组织联系会遇到许多困难，是可以想象的；可今天，我提着行李、扛着木箱找党组织报到也不不容易呵！”
“古人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自己已经是快四十的人了，来深圳是不惑还是迷惑？”我不断地自问。辗转反侧之间，终于模模糊糊地睡着了。
一个崭新的充满希望的朝阳正悄悄来临。
作者：吴松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