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国，为了家，我拿着枪骑着马，生活在战斗的黑夜里……回去吗？不！我不能把枪放下，我不能把枪放下。”珠江纵队和东江纵队的老战士谭英，每每唱起这首五桂山抗日游击队当年传唱的歌曲，依旧心潮澎湃。
为什么去参军？当被问及这个问题时，这位已过期颐之年的抗战老兵虽记不清自己的年龄，却不假思索地答道：“打日本仔！”
战火纷飞中，她投身伤员救治与抗日宣传工作；和平年代里，她转战妇女儿童工作战线，坚持为青少年讲述烽火岁月。从救治战士生命到抢救历史记忆，谭英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永不褪色的家国情怀。
刀架在脖子上 也要保护伤员
1925年1月，谭英出生在广东省中山县（今中山市）崖口乡一个中医世家。“我十几岁就跟着父亲在药店学中医抓药，有些医学常识。”18岁那年，她目睹日本侵略者在中山的暴行，对其恨之入骨，在爱国进步人士的影响下，开始参加抗日宣传工作。
当年，作为五桂山游击队的后勤基地，中山崖口的抗日斗争进行得如火如荼。谭英家里常常为抗战捐钱送药救治伤员，她也经常组织群众为前线抗战游击队捐钱捐粮。经身边共产党员介绍，谭英加入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成为一名“卫生战士”。
年轻时的谭英
“看到那些战士受伤了，我就想一定要把他们救活。”谭英记得，四区医疗站设在中山崖口王屋村的中间，当时有10多名日本兵驻扎在相邻的南朗镇，距离医疗站不到4公里，医疗站救治伤病员的工作非常危险。“当时医疗站包括我在内有5人，周医生、卫生员杨顺金和吴清，还有一名14岁的联络员阿昌。”
怎样保证伤员安全隐藏不被日本兵发现？医疗站在布局上颇费一番心思：屋子共5间，一入门是一间大厅；右边一间大房放米、生活用品及堆放杂物；左侧有3间屋，第一间是厨房，紧挨着厨房的屋子堆满烧饭用的芒草，芒草后面隐藏着一间没有窗、漆黑的暗室，用来隐藏伤兵。
暗室入口必须堆满芒草、进暗室为伤病员治病换药时必定有人把风警戒、买药和运送伤员都安排在夜晚行动……为了保障伤病员的安全，医疗站平时有严格的纪律。
然而，危险不期而至。
那一次，在暗室里，谭英打着手电筒照着伤口，吴清动作熟练地换药。突然，担任把风任务的阿昌快速跑来，急促而低声通报“日本仔来了”，谭英和吴清立即放下换药工具，跑出暗室并做好伪装，拍去身上的芒草。
“刚装扮妥当，两名日本兵手持上了刺刀的长枪进到大厅，用日语对着我们哇哇大叫，还把刺刀架在我们脖子上。”谭英回忆称，“我就是牺牲了也绝不说出伤兵。假如我们表现很镇定，他们也许不会仔细搜查，我们也许能侥幸躲过一难。”
两人佯装镇定无事，日本兵盯着她们的脸看了一阵，没看出异样，随后满屋子翻找，甚至用刺刀在芒草堆乱刺一番。万幸的是，日军并未找到伤员。
当晚，医疗站将伤员紧急转移到中山县五区山上树林中，直至十多天后，部队接走了伤员。
抗战老兵谭英
群众相助 智斗敌军巧妙转移
在谭英心里，从决心参加抗战那天起，她就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多年以后，当女儿黄秀华问她：“难道你当时不怕吗？”谭英答：“不怕！我们有群众，他们都支持我们！”
回忆起在树林里藏伤员的经历，谭英说，她和卫生员及联络员借住在五区进步群众的房子里。为了不让日军看出蛛丝马迹，他们不能在树林里为伤员生火做饭。“那些日子，我们在群众家做好饭菜、洗晒衣物，然后将饭菜和伤员衣服包好藏在干牛粪等肥料中，假装运肥料去给菜园、树木施洒，悄悄地送进树林给伤员并为其疗伤。”
抗战时期，卫生战士往往既是卫生员、又是宣传员、服务员、事务员、炊事员、情报员、采药员……集众多后勤工作于一身，任务艰巨。她们以治病联系群众，打下群众基础。卫生战士一旦有困难，群众就热情主动帮忙。因此，有了群众的支持和掩护，卫生战士就如鱼得水，敌人只是“聋子和瞎子”。
中山市委党史办、中山市妇联等单位1991年编写的《中山妇运大事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记载：“义勇大队在五桂山成立卫生室……四、五区设分站，站长分别由黄惠、谭嫦（谭英）等担任，女卫生战士在党的领导下，紧密依靠群众，在艰难困苦岁月中，出色地完成医疗护理和转送伤病员的任务。”
1945年“黎明”前夕，日军重兵压境中山疯狂“扫荡”。据谭英回忆，当时她所在的医疗站接收了两名身负爆破伤的重伤员，每人都有几十个伤口，其中一人还被炸盲了一只眼睛。
医疗站的位置近公路边，常有敌人来往。但在群众的掩护下，谭英和吴清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为两位重伤员动手术，取出一片片碎弹片和一粒粒泥沙，并精心护理。敌人几次进村搜查，因群众掩护得好，平安无事。
没过多久，随着“扫荡”逼近，上级通知立即将伤员转移。情况紧急，伤员不能行走、容易暴露，怎么办？谭英和吴清马上找群众商量，想出了一条妙计：第二天，天还未亮，一支披麻戴孝的队伍经过敌人常巡逻的公路，其中有人哭哭啼啼，有人吹吹打打，有人抬着棺材……
原来，在当地民兵和群众的协助下，一位老太太借出自己的长生棺木，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参加“送葬”队伍，用假“出殡”的办法，把伤员藏在棺材里，抬着通过封锁线，转移至三乡镇的医疗站继续治疗。
抗战老兵谭英
出钱出力 牵头抢救抗战史料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很开心，我们和群众一起到处唱歌！”时隔80载，谭英仍记得，收到消息后，无论是参战的战士，还是周围的群众，大家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喜悦。
正是经历过血与火的抗战岁月，谭英更觉这段历史印记的弥足珍贵。1991年在广州市妇联顾问的岗位上离休后，她在收集抗战史料的过程中，偶然间了解到广州儿童剧团的故事。
1937年9月18日，广州儿童剧团在烽火中诞生。这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的第一支儿童抗日宣传队伍。成立之初，团长、中共党员青年教师谈星组织130多名优秀少年儿童在广州及周边城镇、乡村开展抗日宣传。后因形势紧张，剧团19名成员辗转广西梧州、桂林、南宁等地继续活动，用稚嫩的肩膀扛起抗日救亡的重担。尽管只短暂存续6年，却是我国抗战期间存在时间最长的儿童抗日团体。
儿童剧团成员在狱中与敌人不屈斗争的英勇事迹深深触动了谭英。这位从枪林弹雨中走来的老兵深知，历史的铭记、精神的传承，应当“从娃娃抓起”。
为了抢救史料，她决定将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记录下来，作为教育青少年儿童的题材传承下去。她率先捐资5000元，并发动市妇联老同志及相关部门，携手寻访儿童剧团健在的老团员，于2004年编印成《赤炽童心早许国》一书。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当年的历史得以完整地保存。2011年，在谭英等老同志的奔走下，广州市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将广州儿童剧团的故事绘制成动漫连环画，先后在全市100多所中小学、少年宫和儿童活动中心巡回展览。
这些年来，谭英多次受邀到学校、幼儿园和机关讲述她的革命故事，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看到越来越多的孩子了解抗战故事，谭英十分欣慰。
“母亲一直致力于抗战史料的收集，尤其喜欢给孩子们讲抗战故事。”黄秀华指着茶几上的一沓照片说道。其中一张照片里，一头灰白短发的谭英俯下身子，轻轻触摸孩子的脸颊，笑容灿烂。
记者手记
这个夏天，我遇见了一位特别的老人。她叫谭英，1925年出生在中山崖口。站在她面前的时候，我总觉得，她身上有一种年轻人般的热烈与清醒——仿佛把100岁活成了“00后”。
第一次见面，她早早等在门口，像迎接老朋友一样，和我们一一握手，目光坚定。采访结束，她又坚持送到门外，再次与我们逐一握手。那一刻，我忍不住拿出手机，悄悄录下她与每个人紧紧相握的画面。突然意识到：我上次被人这么郑重地对待，是什么时候？在我们这一代人习惯了线上沟通，点外卖最常备注“放门口不用打电话”的当下，她的方式显得格外珍贵。
她的生命里有着难以想象的经历：18岁那年，她参了军，加入抗日义勇大队。救伤员、躲刺刀、跳芦苇荡，甚至想出用“送葬队伍”伪装，借棺材转移重伤员的妙计。后来，她潜入火柴厂做群众工作，用歌声团结女工，斗智斗勇，始终没有停下脚步。新中国成立后，她又在工作之余整理广州儿童剧团的抗战史料，坚持把故事讲给孩子们听。忙着陪国家的儿女，疏忽了自己的小家，她自己的女儿嗔怪地说：“小时候爸爸妈妈都太忙了，天天工作到很晚才回家。”
走过一个世纪，如今的谭奶奶依然身体硬朗。手术前，她还能每天上下三层楼梯，绕着东山湖公园走十圈。家人告诉我，去年她去看演出，同志们担心她年纪大了，搬来椅子让她坐，她却笑着婉拒。
其实，从她坚定的步伐，到那双始终温热有力的手，我都能感受到一种支撑她走过百年的东西——那是认真，那是热情，那是坚韧。
离开的时候，我心里反复回荡着她的一句话：“我老了，可抗战的故事不能老。”
而我想说的是：谭奶奶，我会把您的故事继续讲下去。用我们的青春接力，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出品/许芳、柳剑能
监制/林朝晖、陈韶航
策划/毕征、龙成满、申卉
统筹/申卉、林传凌、高凯珅、徐锦昆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张丹羊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邱伟荣
手记/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张乐怡
视频/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罗知锋
剪辑/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王安蕾
设计/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蒋秋平、何沅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