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必须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在部署2024年经济工作中，会议进一步提出“深化重点领域改革”“要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如何把中央有关改革开放的最新部署落到实处，需要我们深刻把握中国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并明确当前改革开放亟待解决的一些关键性问题。
以新视角审视中国改革开放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瞩目。笔者以为，改革开放40多年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很多，有两个最为关键：一是从战略方向上看，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即找到了改革开放一条道路，确立经济建设一个中心，构建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二是改革开放和世界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相契合，信息技术革命给改革开放带来巨大的红利，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
战略方向上的选择，严格说并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战略选择本身首先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是国家政治战略方向的重大转折。正是这一战略方向上的重大选择和调整，开启了我国长达40多年顺应世界潮流发展之路，其结果是使中国经济逐步与世界融为一体，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可以对比一下，1978年改革开放起步的时候，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只有1.8%。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2021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达18.5%，稳居世界第二，这无疑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具体来看，战略转折创造“中国奇迹”，有四个因素最为重要：
一是建立经济特区和各类开发区，集聚产业和政策，逐步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载体。二是中国巨大的市场吸引了大批外国投资，看中了低廉人力成本和资源价格优势的外国资本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为我国带来了新技术、新理念和新的经营方式，为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了一定贡献，也为民营企业的崛起提供了示范。三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中国经济步入快车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机遇，加快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资料显示，从1978年改革开放起步到2000年的22年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翻了一番，达到3.65%。“入世”20年后，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已上升到18.5%。四是在此过程中，发达经济体对中国开放了市场，不仅使发达国家的普通民众享受到中国物美价廉的产品和服务，而且为中国深度融入世界、走出国门拓展了巨大的空间。
与战略调整相对应，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顺应了世界信息技术革命的潮流，分享了世界信息技术革命的巨大红利。众所周知，1946年美国IBM公司发明人类第一台数字计算机，由此开启了一场继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信息技术革命。1980年至1990年是芯片技术和运算技术突破的关键十年。恰恰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中国拉开改革开放的大幕，信息通信产业进入发展的快车道。1990年后，随着互联网的勃兴以及民营经济的崛起和壮大，数字经济异军突起，为中国经济的腾飞提供了新的动力。可以说，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以消费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经济的崛起，成为后来经济腾飞的两大重要引擎，也为我国在数字化领域后来居上，甚至在5G、人工智能等领域赶超世界前列奠定了基础。资料显示，2022年中国的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超过50万亿元，占当年GDP比重达到了41.5%，数字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处于世界前列。
深刻认识改革开放中的考验
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改革开放的使命远远没有完成。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要清晰地看到中国改革开放面临的考验。
首先，在国际形势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脱钩断链”被认为是世界经济最大风险。
其次，经历三年疫情后，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等，都是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的关键。
再次，要引导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正确理解党中央方针政策，增强信心、轻装上阵、大胆发展，实现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而进一步提振社会的信心，化解当前面临的种种风险，很大程度上也需要我们有实质性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的重大举措。
聚焦更深层次改革和更高水平开放
在国内外整体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改革开放面临挑战的情况下，只有前瞻布局未来，出台一系列新的重大举措，才能走好改革开放这条“必由之路”。
一是坚定不移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提振世界对中国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之路的信心。对未来实施深层次改革的主要领域、议题作出明确部署，并提出具体目标、改革路径和时间表。通过思想解放，在党内外形成新的改革共识，再次激活广大人民群众对改革的热情。在高水平开放上，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的原则，夯实中美、中国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关系健康发展的基础，以此奠定高水平开放的外交基础。要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二是通过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起来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和原则，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通过建立政府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制度，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政府过多干预经济活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与此同时，要重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并将之作为中国的长期国策。
三是进一步明确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并将民营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的功能、作用法定化、制度化，从根本上消除社会对民营经济形成的偏见。与此同时，要加大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改善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进一步研究国有资本有所作为的领域和边界，保持国家对市场各类主体在政策、监管中的公平和公正性，最大限度地维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为包括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
四是要校准解决民生问题的具体目标和时间表。无论是深层次改革还是高水平开放，最终都必须落脚到人民的福祉上来。因此，对老百姓普遍关注的医疗、教育、住房、就业、养老等民生问题，以及利益诉求、利益表达、社会关切等，给予高度重视，并通过深层次改革，给出明确的改革目标和兑现的时间表。这将是改革能否被公众认可最重要的前提和条件。
五是下决心改革国家治理结构，按照中国式现代化和世界发展潮流的趋势，改革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无疑是一个非常宏伟的目标。我们现在的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显然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需要我们去探索、去实践。举一个行政层级管理的例子，东莞市是一座“双万”城市，即人口超过一千万，GDP超过一万亿元，但该市至今保持着两级治理架构，即东莞市委市政府直接管理了32个街镇，中间并没有像一般地级市那样设立区或县、实行三级治理。从东莞的实践看，我国还有不少地级市有条件实行纵向两级管理，或者两级与三级并存管理。这就可以减少中间的一个管理层次，减少人员冗余、节约开支，而且还可以将资源真正下沉，夯实基层治理。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导，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汪玉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