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年，广州老城文明门外的聚贤坊响起了隆隆的机器声。这个看上去不起眼的地方，是广州近代兵工业的萌芽地之一——广州机器局在这里挂牌成立，自行研发了第一批兵器装备。其后，城外的增埗以及石井，都建起了兵工企业，尤其是石井兵工厂，以其规模宏伟，制造武器之先进，在近现代兵工业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位于白云区石井的广东兵工厂旧址。
1.5万两白银撑起广东首个机器局
从文明路德政路口往南走，用不了多久，就到了玉带濠。这是一条看上去普普通通的老街，街口牌坊上有一块古色古香的牌子，上书“玉带濠”三个大字。穿过牌坊，走进老街，古树参天，浓荫匝地，树荫下聊天的街坊和嬉戏的孩子平添了几许生活气息。顺着老街一路往前，突然看见一块大石头，石上用繁体字写着“广州机器局旧址”几个大字，石头被茂盛的芭蕉叶几乎遮住了一半，旁边又有一块石碑，略述广州机器局的历史。细细一读，才知道史料中说的广东机器局的孵化之地——文明门外聚贤坊，就是这里。难怪，老街两旁的一些老房子，还挂着“聚贤坊某某号”的门牌。
广州机器局旧址位于如今的文明路玉带濠聚仁坊中。
据史料记载，1873年，两广总督瑞麟向朝廷上了个奏折，称“军火采自外洋，所费甚巨，且轮船汽机时有损坏，必须赴香港修补，处理亦多周折”，故而上奏，请求自行设厂，制造军火。清廷很快批准了这个奏折。同一年，凭着广东善后局筹措的1.5万两白银，厂房建了起来，设备也一一到位，广州机器局就在文明门外聚贤坊开张了。按照当时地方大员的筹划，机器局的主要工作，一是制造各式抬枪，二是仿造水雷及修缮维护大小船只。原来，之前，瑞麟和广东巡抚蒋益澧先后向英法两国购买了多艘轮船，用于海防。这些轮船的维修与养护，也是瑞麟主张开办广州机器局的动机之一。
论起广州机器局开办的时代背景，就只有一个词来形容：大势所趋。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轰开中国的国门，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给开始睁眼看世界的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据不完全统计，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全国共有四十余篇奏章或著述论述中西武器的差异。在广东抗英第一线的林则徐就曾说过“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魏源还曾提议，国家在广东出资设立大型的兵工厂，并且多多鼓励军事发明。1861年1月，清廷在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洋务运动的序幕就此拉开。之后，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左宗棠创办的兰州机器局等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广州机器局紧随其后，接下来又有丁宝桢创办的山东机器局、四川机器局，刘坤一创办的金陵火药局等，在全国掀开了近代化兵工业的第一幕。
顺德“军迷”出任掌门 造枪造船造炮艇
广州机器局建成后，急需一个“掌门人”，瑞麟相中了顺德人温子绍。温子绍出自顺德，也算名门之后，他的祖父温汝适在嘉庆年间曾出任兵部侍郎；父亲温承悌则曾担任刑部主事。据史料记载，温子绍自小热爱军械技术，在家里搞了不少实验，偶尔还会因为研究炸药技术，炸掉自己腿上一块皮。虽然，他因此总免不了被长辈训斥一番。但“有巧思，善于制作”的名声还是渐渐传了出去。
被瑞麟委以重任之时，温子绍刚过而立之年，已有了一段到意大利、英国游历，学习西方军械制造技术的经历。为了考一考温子绍的实战能力，瑞麟还特意给了他一个任务——与 “陈联泰”机器厂合作，试造一支后膛七响连环快枪。造枪实验大获成功，温子绍顺利“过关”，出任机器局总办。
温子绍执掌了机器局之后，面临的最大问题只有两个字——缺钱。那时洋务运动的大户——江南制造局和福建船政局都有朝廷的大笔拨款，但广东机器局却只能由地方官自筹资金。钱少，自然请不起洋人。要知道，福建船政局每年给外国工程师开出的薪水高达4万两白银，广州机器局无论如何也拿不出这笔巨款。因此，温子绍索性一个“洋匠”都不用，进行自主研发。
1873年3月的一期《香港德臣报》对此报道说：“两广总督决定在广州创办一座制造枪炮和机器的机器局，该局总办已来香港洽购所需机器。这机器局打算完全不用外国技师，闻之实难置信。”
外人怎么说，温子绍这个掌门人也管不着，他只能埋头实干。机器局里除了两三个技术熟手外，其他都是军火技术的“门外汉”，温子绍就手把手地教。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了广州早期各大机器企业的领军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把温子绍称为近代“广州制造”的先驱之一，也算合情合理。
1874年7月，瑞麟去世。由于聚贤坊地处城区，十分狭小拥挤，搞个兵工厂在这儿，总让人担心半夜爆炸起火，于是官方又在西门外增埗建了一个军火厂，规模比原来的机器局大了很多；1876年，时任两广总督刘坤一购买了黄埔岛附近的几座船坞，并把其中的一大半地方拨给了机器局使用。平台一大，温子绍更是如虎添翼。据统计，从1874年到1882年，温子绍执掌的机器局一共造出了27艘轮船与炮艇，大大超出当初预期。
在温子绍带领同仁制造的27艘炮艇中，最受瞩目的非其苦心研发的伦道尔式炮艇——“海东雄”莫属。伦道尔舰是由英国近代著名舰船制造家伦道尔设计的著名炮艇，1869年甫一问世，就被视为当时的海上巨无霸——铁甲舰的致命煞星。与动不动排水量达上万吨的铁甲舰相比，伦道尔舰要小得多，它其实就是一个水上炮台，与铁甲舰一样安装了大口径的火炮，发射起来还灵活得多。用当时洋务派官员的话来说，它“轻快灵巧，迥异寻常，且足以洞穿铁甲兵船”。
唯一遗憾的是，伦道尔式炮艇体量太小，不能出海作战，只能在近海防御。不过，正是由于体量小，所以造价也只有铁甲舰的一个零头，这正合了当时官方的心意。
伦道尔式炮艇的造价虽说比铁甲舰要便宜很多，但真要向海外采购，一艘也得花掉十五万两白银。广东官方原本打算购买四艘，可一下子要60万两白银。刘坤一实在拿不出这笔钱，和温子绍商议来商议去，觉得还是仿制来得靠谱。
1879年，恰巧直隶从海外采购的一艘伦道尔舰途经香港，温子绍带着一群工匠上船细细观察，琢磨原理。随后，经过两年的研发与改良，硬是用不到四分之一的造价，造出第一艘国产伦道尔式炮艇——“海东雄”。
“海东雄”下水那天，整个广州都沸腾了，消息传出去，连李鸿章都想办法来“挖人”，请温子绍北上造舰。但温子绍不喜欢北方寒冷的天气，以“母病”为由，婉言谢绝。
张之洞南下督粤 大手笔扩建机器局
话又说回来，虽说广州机器局取得了这样的成就。但若要应对当时海陆防线的需要，那还是差了一大截子。一来，瑞麟起意开办机器局，本也不是用于海防，而是为了节省从海外购进的轮船的修缮费用，有了机器局，这些洋船就不用老是拖到香港去修了；二来，广州机器局能使用的资金有限，手头紧，“一个洋匠都不用”，其实也是无奈之举。出于这两个原因，广州机器局创办多年，还是没办法大批量制造枪炮弹药。
1884年，晚清名臣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彼时正值中法战争爆发，广州机器局被命令“赶造军火”，却因“机器太小，良匠无多”，无法完成赶制军火的任务。这可把张之洞急坏了。打仗就需要武器，本地的制造能力又十分有限，那就只好去向外国人买了。可在大战之际，向外人买军火，哪有那么容易，欧美各国要么拒售，要么趁机把价开得高高的，就算好容易买到了，运输也是一个难题，运输军火的船舶屡屡与“巡游北海”的法国军舰狭路相逢，只能冒险走浅水区，或者悄悄走夜路，以免被击沉，个中种种困难，让张之洞忧虑重重、叫苦不迭，也让他下定了扩建广州机器局的决心。“必须设厂自铸枪炮，方免受制于人，庶为自强持久之计。”他在一份上奏光绪帝的奏折中这样说。
身为两广总督，张之洞想在兵工业领域有一番作为，也有“天时地利人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中国之有洋务，以粤为始。探洋情，买洋械，以粤为便”。不管是专业工匠的招募，还是原材料的运输和进口，广东都有极大的便利。他经过一番调查，觉得广州机器局以及之后由张树声在城西增埗建起来的军火厂存在“地狭工少”的问题，于是将广州机器局和军火厂归入城西增埗一处，合称为“广东制造局”。广东制造局专门制造枪炮、火药等军火用品，原来修理鱼雷、制造轮船等业务，则归黄埔鱼雷局、船局分别经营。从此，制造局就不再造船了，“转型”为专门的武器生产机构。
石井开建兵工厂 深远影响近代史
张之洞把广州机器局与军火厂合并一处后，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以期提高枪支弹药的产量，应对防务需要。不过，只是在增埗一处制造武器弹药，他还是觉得有点“小打小闹”，毕竟，中法战争中采购武器弹药的种种艰难给他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不把自铸武器的规模搞上去，他就难以安心。
1886年，张之洞上奏朝廷，请求再办一家兵工厂。同一年，他看中了广州城大北门外石井墟的一块地，着手在这里建厂。这块地方方圆31亩，买地加修建厂房的开支，共花了约1.73万两白银。新修的厂房 “头门一进，公务厅两进，机器大厂一座，锅炉、打铁、烘铜壳、造木箱、装子药房共五处……外加砖墙一道，高一丈，周围二百零五丈”，着实气派。与买地建厂房的本钱比起来，购买机器设备的开支更大，广东海防善后局一共投入了近6万两白银，才把机器设备给置办齐备，其中，一部分由张之洞派员到上海，向外商直接订购，另一部分，则是从广西巡抚手里买来的。中法战争期间，广西原本也订购了设备，打算建厂制造枪弹；战事平息后，新任巡抚觉得广西实在没这个力量自设武器制造厂，就把机器设备转卖给了广东。石井兵工厂建成后，又被称为“广东制造西局”，而设在增埗的制造局则称为“广东制造东局”，两者统称“广东制造局”。
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但他为石井兵工厂打下了一个不错的底子。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广东制造局生产了120多万颗枪弹，供应湖北，缓解了湖北江防的燃眉之急；1895年，广东制造局又赶造了一批抬枪，供给前线使用。
1901年，广东制造局又花了7万多两白银，从德国、英国引进设备，后来成功仿制当时德国比较先进的毛瑟枪，算是赶上了国际先进水平。1905年初，两广总督岑春煊又大手笔投入80多万两白银，从德国引进了制造枪弹以及无烟火药的全套设备，扩建石井兵工厂。1907年，石井兵工厂旗下建成无烟药厂。至此，厂房面积扩至近400亩，房屋近千间，机器设备近千台。不久，兵工厂成功仿制了德国1904年式新毛瑟枪，武器制造水平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联军总部于1919年接收了石井兵工厂。至1924年，石井兵工厂可生产各种口径毛瑟枪、步马枪、轻重机关枪、手枪等十五六种，以及上述枪支所用子弹，还可生产飞机炸弹、迫击炮弹、地雷、手榴弹等10多种。每月平均生产枪支900余支，各种子弹70万发。
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后，石井兵工厂还一度成为讲习所学员军事训练的基地。毛泽东、周恩来亲自率学员到石井兵工厂进行实弹射击和军事演习。当年周恩来还亲手在厂内栽下了一棵榕树，现在仍枝繁叶茂。
1936年7月，陈济棠反蒋失败，石井兵工厂被收归，称为广东第一兵工厂。1937年，广州沦陷前夕，石井兵工厂奉令拆卸，迁至广西容县。继而，石井兵工厂与广西兵工厂合并，于1940年改名为40厂和41厂，后因日军进逼，再辗转迁至贵州桐梓崇山峻岭山洞内继续办厂。
抗战胜利后，石井兵工厂被撤销，这一在广州近现代史上写下浓墨重彩一页的兵工企业就此完成使命，走进历史的长河。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王月华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苏俊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