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港南沙集装箱码头。（苏俊杰 摄）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近日召开的广州市委十二届八次全会提出，要突出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广州要继续弘扬在改革开放中勇立潮头的优良传统，在当前建设和完善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中继续走在前列。
广州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先行基础和积极动力
广州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改革开放初期，广州就注重从体制机制上寻求突破创新。如1985年1月，广州就在全国率先建立“外经一条街”，即广州市对外经济贸易事务总汇，是国内首个“集中政府涉外部门在一个屋檐下办公”的外资服务平台；1985年制定的《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暂行条例》开创了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法治建设的先河……近年来，广州先后制定并实施营商环境改革1.0至6.0方案，接连颁布540余条具体举措；2024年5月再出台《广州市2024年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6月印发了《广州市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着力推进更多更高水平的创新性引领性改革举措。同时，广州开发区、南沙新区等作为广州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建设的先行探索者，在制度型开放方面更是亮点纷呈。可见，在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建设方面敢于先行先试的诸多经验，为广州如何再立潮头、更好更快蹚出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建设新路子提供了有益借鉴。
粤港澳大湾区肩负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地的光荣使命，广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核心引擎，要把率先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作为推进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重要方面。
广州要在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再立潮头
一要在积极推进扩大制度型开放中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重要实践地，粤港澳三地经贸规则正加快对接，加上广东自贸试验区和香港、澳门自由贸易港的格局，更为广州等湾区内地城市对接国际经贸规则新高地创造了更为便利的区位条件。广州尤其要结合自身入选全国首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区建设城市、首批国家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首批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首批服务外包示范城市、首批服务型制造示范城市、首批产业链供应链生态体系建设试点城市，以及入选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等契机，加强相关试点、示范城市建设的开放型体制机制创新，并进而做好各试点创新举措的系统组合和协同集成，着重在产权保护、电子商务、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服务业开放以及其他主要的相关领域中，加快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稳步对接，并对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建设国际经贸规则对接高地作出引领性贡献。
二要积极推进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包括但不限于：延伸广交会平台功能，拓展加快内外贸一体化改革的路径、方式；加快应对和引领贸易数字化、绿色化趋势，并配合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的发展，辅之以相应的数字化监管机制，实现协同创新；发挥电商外贸优势，依托广州领先的国际化交通枢纽功能，拓展支持国际物流体系不断发展完善的制度与政策，率先把建设国际物流枢纽中心和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落到实处；在创新提升服务贸易方面，以体制机制和政策创新进一步加大广州服务贸易的发展规模，丰富服务贸易结构，并结合服务外包作为知识密集型产业的特点，用好广州地区人力资源与开放口岸的优势，着重加快推进离岸服务贸易与服务外包的发展。
三要积极推进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广州要继续发挥目前实际使用外资占全省三成的优势，进一步做大中国广州国际投资年会的品牌影响力，依托广州制造业与服务业门类丰富的产业基础和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条件，以及国际综合交通枢纽的优势，以新质生产力为引领，从制造业、服务业及相应的国际消费资源供给等方面，持续优化促进外商投资的体制机制，支持内资与外资联手拓展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协作，并为境外人员获得在穗居留服务、金融服务、消费服务、教育服务、医疗服务、法律服务等方面提供更精准更完善的制度性便利。广州南沙自贸片区和布局广州的广东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区以及广州开发区等开放型体制机制创新优势更为显著的地区，要在对外资引进、使用和留住优质外企等方面进一步提升体制机制与政策活力，并以这些地区为龙头，在法治范围内，将其开放型体制创新成果向全市复制推广。
四要着重从推进大湾区开放发展和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枢纽型中心城市功能上发力。要在《南沙方案》《南沙条例》《南沙意见》的落实中进一步挖掘潜力，并善用“一国两制”优势，在制度差异背景下推进系统集成、协同创新的“杂交优势”，以规则的灵活衔接，致力推进与港澳在经济、文化、科技、生态、法务、卫生、教育、养老等多方面的深度合作。要依托广州是中国民主革命策源地的历史背景，发挥如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等文博场所作为历史传承载体的功能，为完善促进海峡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制度和政策作出努力。广州作为我国经济第一大省的省会城市，还要在对内对外双向开放合作中发挥华南最强综合性交通枢纽功能，发挥广州城市文化丰富多彩且包容性强的特定优势，创造对接海内外市场的更丰沛的经济流量，为国家打造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格局发挥重要的支撑引领作用。
五要在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方面，结合自身优势，探索多领域多路径的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运行方式。结合广州南沙与港澳合作建设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和国际交流平台的部署，建议在这一综合服务基地和交流平台中设立共建“一带一路”专项培训及相应的综合服务项目，为致力提升“一带一路”建设绩效做好系统性服务。鉴于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已生效运作，且RCEP成员国与“一带一路”合作区域有很强的交叉重合关系，而广州作为位居该协定涵盖区域的地理中心的重要城市之一，可结合共建“一带一路”的服务机制创新，拓展自身对RCEP成员国与我国尤其是华南地区在投资、商贸物流、国际旅游、交通网络等方面的合作提供高效优质的综合服务，构建高质量的合作平台，在助力RCEP运行活力与效益提升中作出广州贡献。
六要围绕“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服务好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目标，持续全面提升城市国际竞争力影响力。作为国际友城数量走在全国前列的中心城市，广州不仅要巩固发展友城体系，更可在友城合作关系中赋予更丰富的内容，如组织友城经贸文化会议会展，开展互惠互利的友城商协会及龙头企业的合作，发展友城国际旅游项目等。同时，广州作为营商环境建设领先城市，要进一步引领高水平营商环境建设，不仅构造“产业友好型、企业友好型、企业家友好型”营商环境，还要打造“消费友好型”营商环境。因为消费力是广州市场活力的重要基础，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内涵，消费环境与营商环境存在紧密的相互联系。
再从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优势的视野考虑，广州在建设国际大都市的过程中，应注意到当代国际城市在全球资源配置中所具有的主体性功能，且城市角色的属性有利于更好规避开放合作中的障碍和风险。因此，在当前中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广州作为中心城市，有能力代表国家在国际竞合赛场上发挥强有力的种子选手作用。广州不仅要在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中发挥重要的核心引擎功能，更需要放眼全球，跳出地理空间局限，把城市间的合作向跨时空领域拓展，与国际重要城市，包括与主要的友城之间，建立更紧密的基于网络空间联结的新型城市群，从而在进一步建设好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新机制中讲好广州故事。
（董小麟，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副校长、教授，广州国际商贸中心重点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