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1岁的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居民李珀（化名）没有想到，做保洁竟然有伤残风险——她在清洁楼道时不慎滑倒跌落在楼梯上，造成髋关节骨折，落下九级伤残。她虽然在当地一家物业公司长期从事保洁工作，但因为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已领取养老金，不能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难以被认定为工伤。（10月30日《法治日报》）
61岁的李珀遇到的维权难题，代表了一个群体的共同遭遇。这个群体就是超龄劳动者。所谓超龄，即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男性为60周岁，女工人和女干部则分别为50岁和55岁。他们中的相当多数栖身于服务行业，比如餐饮、保安、清洁，所从事的工作常常与体力劳动密切相关，意味着可能承受更高的劳动风险。他们一旦病了、伤了，用人单位不闻不问，老老小小的生活便会雪上加霜。依据《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基本数据公报》，2021年，我国19%的老年人从事有收入的工作。随着超龄劳动者的规模越来越大，他们的劳动权益亟待得到更系统更有力的保障。
然而，囿于现行法律制度，超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只能被认定为劳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这往往令工伤认定陷入僵局。那么，除了在顶层设计中把超龄劳动者纳入工伤保险的保障范畴之外，是否还有其他解决路径？今年7月，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制发《雇主责任险相关业务操作建议》，为超龄劳动者“劳”有所依提供了一种新思路。雇主责任险作为一种“替代品”，可以弥补工伤保险尚未覆盖的“缺口”。
上海经验的一大启示是司法机关的介入和指导。正是由于上海金融法院向相关金融监管部门提出了精准的“诊疗”意见，比如厘清与工伤保险的赔付界限、优化保险产品设计定价，适配超龄劳动者的雇主责任险才真正“瓜熟蒂落”。进一步来看，这类成功实践恰恰证明，各方协同、社会参与的全方位劳动权益保护势在必行。
广州日报评论员 杨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