曙光升腾，万物生长。1984年，我国首批1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诞生，如一串璀璨的明珠，点亮改革开放的前沿。从首批的14家到最新的229家，从分布于沿海12个城市到遍布31个省（区、市）……开发区历经时代的风云洗礼，绽放出耀眼的光彩。
正是这批大胆创新的建设者们，一次次突破体制改革痛点，创造了无数个“第一”。广州开发区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始终涌动在血脉里。从创建时提出的“开拓、求实、效率、文明”的“八字”区风，后来加上“廉洁”二字，变成了“十字”区风，代代相传，激励“二次创业”再前进。
图：广州开发区开拓者雕塑
改革开放，敢为人先立潮头
时间回溯到20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初露端倪，广州开发区如同一颗破土而出的嫩芽，与国际接轨按照市场规律运作，与计划经济体制产生了不可避免的摩擦。
“那时很多物资都是要指标的，包括开发区建设需要使用的钢筋、水泥。”曾任广州开发区、萝岗区政策研究室主任，现任广州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沈奎说，要实现从计划经济的观念转变到市场经济的观念，广州开发区管委会各个部门都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
“现在回想起来是怎么走过来的，我想是因为我们有一种创业精神，不以条条框框来限制开发区的发展，而是以实现发展目标去工作。”他说。
这种为了“干成事”的开拓精神，在80年代出台的《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暂行条例》（简称《条例》）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作为《条例》的起草者，曾担任广州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的李东云当时还是副科级干部，是个小字辈。他回忆道：“在谈判和对外宣传中，外商首先会问有什么法律依据，你们的政策是法律吗？我们无法回答，实际工作很需要，但自己又无权，这是尖锐的矛盾。可是国家有没有这方面的法规，国外的又不适用我们国情，开发区的法律怎么弄？谁也无法告诉我。”
为了做成这件事情，李东云一个人跑到北京，到处找人请教。他清晰地记得，在白云山开第一次论证会时，缪恩禄、过沛南、黄瑞源等来自广州开发区的同志都参加了。由于《条例》将是广州开发区的基本法规依据，还设立了中、英文的两个语言版本。《条例》最终7易其稿，开了5次大小论证会，于1985年3月6日广州市市长办公会议通过，1985年4月9日以市政府名义发出《〈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暂行条例〉等七个规定的通知》，正式实施。
《条例》在制定过程中，为了推动广州开发区的发展，大胆对广州市各部门的权力进行了分配，涉及广州市土地、规划、工商、税收、技术引进等各个领域及这些领域的管理部门，可谓是对当时管理体制的大突破。
当时甚至为了鼓励内联企业的发展，《条例》还有一个条款，明确开发区的内联企业可以参照外商享受15%所得税的优惠。“当时国家强调引进外资，外资可享受15%优惠税率，但内资企业也享受15%优惠，国家原则上不同意，所以这个条款制定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李东云说，广州开发区通过反复向国家争取“试验”，实现了立法内容上的突破，是“破天荒”的头一次。此后全国各开发区都在效仿，为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条例》的颁布实施在当时开创了全国经开区立法的先河，对推动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广州市黄埔区司法局局长黄娇娥表示，“当时外商很强调一点：一切要‘依法办事’。《条例》的出台帮助开发区营造了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制度环境，给了投资者特别是外商投资者信心，可以说这是广州开发区抢占先机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正如沈奎所说，“广州开发区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有形的物质形态的开发区，另一个是无形的思想形态的开发区，是思想新观念、管理新方法的试验场。我们要建设一个有思想的开发区。”广州开发区建设先行者以勇于开拓的精神，引领着广州开发区四十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四十年来，广州开发区也始终保持着这种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精神，让新理念、新技术、新思想不断涌现，成为推动开发区发展的不竭动力。
脚踏实地，实现建设“滚动发展”
在广州开发区的发展历程中，求实精神始终贯穿其中。
1984年，建设初期，广州开发区缺人、缺钱、缺物，管委会“安营扎寨”在海员俱乐部，面对的是一片片的蕉林蔗田。起步初期筚路蓝缕，才摸索出“开发一片、成熟一片”的滚动发展思路。
1985年，曾任广州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的谢宝怀脱下军装，踏入珠江边的这片滩涂蕉林，成为广州开发区最早一批建设者之一。“那时招商，几百万港元的玩具项目我们视为宝贝，装上一台程控电路高兴半天。”他说，正是基于对自身的基础有清晰的认识，广州开发区没有好高骛远地制定招商引资目标，而是务实地定下了“引进技术分档次”的产业引进策略。
开发区历史上第一个签约的“外资”公司是香港唐石毅先生的南海洋行，是一个包括石油生产、加工、销售等在内的综合项目。第一个动工的外资项目就是南海洋行投资的云海加油站。
图：云海加油站历史图片
在唐石毅写下的回忆文章里，他表示，加油站建设为开发区企业、工厂、工地建设和发展提供了能源的支持，带动了一批企业在附近开发。此后，与广州开发区签约落户的外资企业美特容器厂就建在了云海加油站的旁边。
而对于瞄准的国际一流技术或先进产业，广州开发区也能够尊重外商的意愿和利益，不仅展现出了开放包容的心态，还展现出了与外商沟通的非凡智慧和魄力。其中，宝洁的落户便是经典案例。
据曾任开发区建设开发总公司进出口贸易公司经理、建设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余柱柏回忆，当时宝洁耗资百万美元考察中国市场，最后才到广州开发区。“外方希望开发区建设进出口公司不参与投资，仅提供相关咨询服务。从长远利益出发，我们决意参股。”他说，为了项目的成功和长远利益，广州开发区还接受了合资公司头5年不分红，也不派员参与企业管理的条件。
“外方还提出过更苛刻的保护条款，比如合资各方不可以同他们的竞争对手合作。”余柱柏说：“我们作为政府行为的载体，要进行大量的招商引资工作，要引进许多企业，当然不可能答应这种要求。”
最终，余柱柏打了个比方：“我正在和你谈恋爱，你说我不能和哪些人来往吗？就算我们结婚了，我出去和人跳舞，喝咖啡，也不行吗？”这让谈判的外方代表哈哈大笑，打开了局面，形成了合作共赢的局面。
进入广州开发区后，宝洁公司创造了当时全国最高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其新产品“飘柔二合一”是由两个产品合成的，其中一个产品税率高，一个产品税率低，如何收税成为一个难题。
广州开发区当时提出了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按照两种产品在新产品中的比重分别乘以各自的税率，然后加权平均。企业不用吃亏，国家也没有少收税。大家都认为合理，就都接受了。这个方案既保证了企业的利益，又维护了国家的税收制度。这种务实、灵活的态度，赢得了外商的赞誉和信任。
广州开发区的产业体系，从建设初期生产玩具、牙膏、保洁用品等消费产品，到四十年后的今天，发展出有33个工业大类、133个工业中类、295个工业小类，靠的是脚踏实地、步步进取。
“哪只鞋穿得舒适，只有自己的脚知道。开发区四十年的建设经验是，要根据区情打造产业，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继续当好对外开放的先行者，种好改革开放这块试验田。”谢宝怀深有感触道。
文明机关，打造营商环境金字招牌
2024年11月6日，广州开发区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广州开发区 广州市黄埔区实施企业服务增值化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若干措施》，基于该区已有的改革基础，从土地供应、人才引育、金融赋能、科创服务等方面精准发力，推出多项增值化服务，连续第七年推出营商环境改革的事项。
而营商环境的优化，是广州开发区自建设之初就刻在骨子里的基因，当年开发区领导干部身体力行为企业解决遇到的问题都是家常便饭。
例如在引入安利时，该公司的销售模式为直销，但当时我国开展直销有许多漏洞，国家不允许，工商局也不敢同意。安利的态度则很明确，如果不同意就离开。雷宇对上级部门说，“开发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点，让我们试一试，看会不会出问题，行不通我们再回来。”后来，广州开发区管委会原常务副主任黄瑞源等同志正式邀请了工商局等有关部门，明确了以广州开发区为试点。结果，安利项目上马后非常顺利。
沈奎曾从事开发区的招商引资和经济管理工作，他也讲了一个亲身经历的营商环境小故事——在一个周末，他接待了台资电脑公司考察建厂相关事宜。当天台商代表非常详细地向沈奎提出了十几个问题。临别时，台商问“什么时候能就所提问题给予回复？”“我回答说一个星期。后来我调动管委会的所有力量，写了100页纸的资料，准时传真发给台商，他们收到传真之后真是被打动了！”后来这个项目顺利落户。
“一切为了企业、一切为了投资者”“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也在广州开发区以制度的形式传承了下来。
作为广州开发区的“老人”，曾任广州开发区组织部副部长、广州开发区机关党工委书记的杨柏经历过上个世纪80年代开发区催人奋进的建设华章，正是她负责机关作风建设工作时，制定了一套绩效考核制度，在制度上强化机关作风，建设文明廉洁的机关队伍。
优质高效的机关作风也在工作中得以显现。如一个部门管理，减少“政出多门”；一支笔审批，缩短审批流程；一条龙服务，提高服务效率等，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企业有困难，管委会领导带领有关人员到现场办公，边调查，边协调，当场拍板。
现在的上市企业洁特生物，初创的时候接到了国外一家大企业的电话，希望能与该企业创始人袁建华会面，商讨合作事宜。但该企业仅有一间80平方米的办公室，觉得接待大企业不合适。袁建华把这个难处告诉了开发区管委会。管委会立刻把办公楼的会议室借给袁建华接待客户，帮助他拿下了大订单。
四十不惑。四十年间，广州开发区一代代建设者接续奋斗，不变的是“开拓、求实、效率、文明、廉洁”的“十字”区风。正是对这种精神的传承和追求，让广州开发区能从2万元开办经费起家，用40年时间，将一片偏远的滩涂蕉林，建设成为多项指标名列国家级开发区榜首的现代化产业新区。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何瑞琪
图/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