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海而兴、向海而行。从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遗存到明清时期的外销珍品，一件件镌刻着时光印记的文物，铺展开广东数千年“南北融通、东西汇流”的对外交流历史长卷。
8月1日，广东省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肖海明做客羊城学堂，以30余件代表性文物为线索，系统梳理了广东源远流长的对外交往脉络，解读广东作为中华文明陆海大通道的长盛密码，更重塑了海洋文明视野下的岭南文化自信。
千年大港：两千年不衰的贸易传奇
广东北倚五岭、南临南海，自古便是中华文明联通陆海的门户要地。秦统一岭南后，中原文化持续输入，加速了广东区域文化整合；依托海上丝绸之路，广东进一步走向远洋、沟通中外，成为中国面向海外的重要桥头堡。与此同时，作为广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长期稳居中国第一大港之列，历经两千年而不衰，在世界港口史上极为罕见。
广州的开放底蕴早在千年前便已显露。唐政府开辟广州城西作为外国人聚居区，称为“蕃坊”，据史料记载，彼时聚居的外国客商达十余万人，形成独特的聚居文化，足见盛唐广州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象。
持续的制度创新，是广州港长盛不衰的核心密码。北宋元丰三年，广州颁布《广州市舶条》。这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海贸法，系统规定了海贸主管机关、贸易主体等，兼顾海贸管控与收益提升。这套诞生于广州的地方治理经验，随后推广至全国各市舶司，成为地方实践上升为国家法典的典范。
明清时期，广州海外贸易的地位进一步攀升，几度成为“一口通商”的城市。明代珠江江岸线南退，河泊所、五羊驿、税课司、批验所、市舶司等管理和服务机构沿江布设；明朝后期，海珠岛一带（又名“海珠石”）一度会定期举行市集贸易（故称“定期市”），在每年夏秋两季开市，外商与华商可直接交易，被看作是“广交会”最早的雏形；清代“一口通商”政策落地后，广州成为中国唯一面向欧美地区通商的口岸，十三行商馆区万商云集、帆樯蔽日。现藏于广东省博物馆的《广州港全景图》被誉为清代珠江版“清明上河图”，以西洋技法写实记录了沙面至大沙头的江岸盛景：数百艘船只错落江面，商馆、炮台与光塔、花塔、镇海楼遥相呼应，生动还原了“金山珠海、天子南库”的繁华气象。
“埃及亚历山大港繁盛千年后走向衰落，世界上其他多数知名港口崛起于大航海时代，而广州历经两千年始终保持对外大港的地位和活力，这份持续繁荣的价值应该被更多人看见”，肖海明坦言，这是广州最珍贵的城市遗产之一。
文物为证：文明交融的岭南印记
文物是文明交流的无声见证。数千年间，南北文化在岭南交融，东西文明在广东碰撞，留下了无数时至今日仍光彩夺目的历史印记。
文明的联动远比人们想象的更早发生。新石器时代的石峡文化玉琮是广东迄今出土的最大玉琮，其上的神人纹饰与千里之外的良渚文化一脉相承，印证新石器时代岭南便已是中华文明“重瓣花朵”最南端的重要构成；西樵山遗址出土的双肩石器，沿着海岸线远传至中南半岛、马来半岛乃至印度半岛，是早期岭南先民向海交流的实物见证。
到了秦汉时代，海上航路日益通畅，异域风物源源不断进入岭南生活。徐闻汉墓出土的琉璃、玛瑙、琥珀珠串品类繁多，是汉代海上贸易的直接物证；广州出土的东汉陶俑座灯，人物高鼻深目、络腮缠巾，原型正是来自东南亚、南亚、西亚地区的族群，堪称汉代海外航路开辟给岭南带来的特殊“舶来品”。
南宋古沉船“南海一号”的出水文物，更是宋代海贸鼎盛的缩影。船上200余件金器中，相当一部分保留宝石镶嵌空位、未经抛光，考古推测是运往西亚二次加工的外销半成品；全长170厘米的金项饰纹饰精美，环状搭扣装饰有葡萄纹，链身呈“人”字形花纹结构，以四股八条金线编织而成，风格直指西亚，从其上的使用痕迹推测，大概率是外商的随身之物。
讲座现场，肖海明也回应了“岭南文化沙漠”的刻板论调：“过去人们常从中原农耕文明的视角评判岭南，但换上海洋文明的视角就会发现，从新石器时代的双肩石器到明清的外销艺术品，广东数千年间始终引领着中国海洋文化的发展。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在这里碰撞交融，孕育出包容、务实、创新的地域品格，这正是岭南文化最独特、最厚重的价值。”
从石峡的玉琮到十三行的广彩，广东的对外交流史既是中华文明陆海融通的缩影，也是世界文明互鉴的篇章。据介绍，未来广东文博领域将进一步立足全球史视野挖掘文物价值，推动更多文物“活起来”，让千年海丝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许晓芳
部分为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