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广州第一七八期~
“百廿风华播芳六合——西泠印社社藏金石书画精品展”正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展出，百余件文人篆刻藏品首次亮相羊城，吸引众多观众驻足。中国印章艺术绵延三千余年，南粤印学虽处岭南，却始终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更在岁月淬炼中形成独具一格的地域风骨。无论是南越王墓出土玺印的王者气象，还是粤地明清文人篆刻的典雅意趣，乃至近现代以来，这片沃土孕育出众多篆刻名家，开创独树一帜的岭南派印风。一枚印章，于方寸之间纳气象万千，师古出新的风尚，正是岭南文化开放包容、生生不息的生动写照。
渐趋成熟 从实用到欣赏
西汉金印：龙钮金印揭开南越国第二代国君身份
回溯岭南金石篆刻的千年脉络，源头可追溯至秦汉时期。《魏石经室古玺印影》《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记载的秦“南海司空”“苍梧候丞”印章，见证了秦代岭南纳入中原行政体系的历史，这是岭南地区最早的官印遗存。
椭圆形漆奁盖盒上可见“蕃禺”二字烙印，这方烙漆印是目前岭南所见的最早的印章遗物，也是岭南地区可考的最古老的玺印文字。 （广州博物馆藏）
1953年，广州西村石头岗秦墓出土了一件椭圆形漆奁盖盒，盒身朱绘云纹灵动流畅，可见“蕃禺”二字烙印。据《广州市文物志》记载，“‘蕃禺’烙印属秦代官印，表明该器为当时的番禺工官所造”。印文有着秦小篆寓方于圆的特点。多数研究者认为，这方烙漆印是目前岭南所见的最早的印章遗物，也是岭南地区可考的最古老的玺印文字。
南越王墓出土的“文帝行玺”金印，印钮为一S形游龙，龙首伸向印台一角，龙鳞及爪为铸后凿刻。印面长3.1厘米、宽3厘米，有田字界格，阴刻小篆“文帝行玺”四字。印文是铸后加工刻凿的。（南越王博物院藏）
西汉南越国玺印的出土更是惊动了印学界。“黑色天幕笼罩大地，五羊城内的灯光与星斗连成一片，闪闪烁烁照着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曾任广州市考古队队长的黄淼章如此描述1983年6月9日象岗山古墓发掘现场。当晚10时，他顺着同事递下的长竹竿第一个钻入墓室，一座从未被盗掘的汉代大墓就此重现世间。经过43天的精心发掘，1000多件珍贵文物相继出土，其中23枚印玺尤为惊艳学界，龙钮金印的发现更是掀起全场高潮。
考古队员首先发现了刻工细腻的螭虎钮“帝印”玉印、“泰子”金印、“泰子”玉印及墓主私人名章“赵眜”玉印。这证明象岗墓主就是曾经统治岭南并曾称王的南越王。《汉书》记载，只有第一代南越王赵佗和第二代南越王赵胡才僭称为“帝”，那这个“赵眜”是谁呢？1983年9月22日17时许，发掘队副队长黄展岳在玉衣胸部偏右的王璧旁，发现了一件金黄色器物。剔开朱红残漆、拂去附着的泥土后，一条造型奇巧的金色小蟠龙赫然立在方形台面上。在摄像机镜头前，黄展岳轻捧金印翻转，阴刻篆书“文帝行玺”四字赫然映入眼帘，墓主身份随之揭晓：正是南越王赵佗之孙、第二代南越王赵眜（赵胡）。
这枚重148.5克、含金量达98%的龙钮金印，不仅是我国考古发现唯一的汉代龙钮帝玺，更是现存最大的西汉金印。广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梁晓庄，历时20年编撰了《岭南篆刻史》。据其研究，该印面田字界格内的篆书庄重典雅，盘曲成S形的游龙印钮雕刻精绝，既遵循中原玺印规制，又暗藏南越国“外服内王”的政治智慧。而南越国“摹印篆”独具特色，融秦小篆与秦诏版风格于一体，堪称岭南书法艺术瑰宝。同批出土的“泰子”金印、“帝印”玉印，以圆润匀净的线条与峻拔劲健的笔画，进一步展现了南越国工匠高超的工艺水准。这些珍藏于广州南越王博物院的玺印，共同证明两千年前的岭南已形成独立成熟的印艺体系。
梁晓庄
粤浙同风：明代文人书画篆刻风“吹到”岭南
印章艺术经历了从战国到汉代的高峰阶段，也经历了魏晋直至宋元的衰微时期。到了元明，由于文人书画的空前发展，推动了文人篆刻的兴起，以文徵明、文彭父子为首的印人倡导了篆刻艺术创作以六书为准则，自篆自刻，此时印章艺术才真正进入了“文人篆刻”艺术创作的新时期。印章艺术也由实用逐渐发展成为具有欣赏性的篆刻艺术。
这股新风于明代中后期“吹”入岭南，催生出岭南篆刻的第一次繁荣。彼时岭南文人多在江浙为官游学，与文彭、何震等印坛名家交游密切。黎民表、欧大章、朱完等本地文人或自篆印稿，或亲操铁笔，将吴门文人印的雅趣带回岭南。外地学者书画家赴粤任职，更让文人篆刻风气在岭南落地生根。现存明代岭南书画作品上的印章，透着清雅温润的文人意趣，见证了这段“粤浙同风”的历史。
开宗立派 粤派印风崛起
一代宗师谢景卿 淳正典雅开粤派印风
清代印坛是篆刻艺术出新的时代。“清代岭南篆刻最大的特色是‘复古开新’。在这一时期里，谢景卿被认为是岭南最杰出的印人。”梁晓庄介绍道。
谢景卿的艺术启蒙来自其家族长辈，像嗜好镌印、精益求精的父亲谢昌言，腕力豪健、专治大印的叔父谢昌大。受家风熏陶，谢景卿醉心于书法、篆刻及古文字，曾一度在广州西湖书院旁设“漱艺斋”售卖印章，声名鹊起。谢景卿的儿子谢云生、谢兰生也精通印艺，父子仨掀起了本地文人赏玩、镌刻印章的风气，成为岭南篆刻承上启下的中兴人物。
“谢景卿以诗人气质、博通经史和精于金石的才华，汲取秦汉及元人印章的精华，融会贯通，自出新意，开创了淳正典雅的篆刻新风貌，使当时印坛为之一振，‘粤派’印风由此崛起。同时，他大胆汲取金文、殳书、秦诏版、汉碑额、天发神谶碑及汉瓦文字的意趣入印，为岭南印坛和后世印人开启了‘印外求印’的源头。由此，‘淳正典雅’的粤派篆刻风气崛起于岭南，历久而不衰。”梁晓庄说。所谓印外求印，是指在篆刻创作中不仅从传统印章中取法，还广泛借鉴书法以外的古代金石文字（如古币、古镜、砖瓦碑碣等）及其他艺术形式，以拓展篆刻的审美与表现力。
谢景卿利用朋友和自己珍藏的一百多卷古印谱，辑成《续集汉印分韵》二卷。（资料图）
谢景卿还精于印学。嘉庆元年（1796）冬，文士宋葆淳游粤，与谢景卿研讨印篆，席间展示袁日省集录的汉印印文专著《选集汉印分韵》。精研古文字的谢氏在赞叹之余发现原稿中谬误较多，遂决心厘定增补。他在朋友和自己珍藏的一百多卷古印谱中，将袁氏未收或笔画稍异者悉心采录，辑成《续集汉印分韵》二卷。此书后经近代孟昭鸿再续三集，被合编为《汉印分韵合编》，成为后世篆刻必备的工具书，堪称南粤印人对印坛作出的重大贡献。
清代中后期，珠三角一带经济文化繁荣，手工业发达，有记载称，佛山忠义乡制铜锡器的工人多的时候超过二千人。在此背景下，岭南印坛不仅镌刻了许多金玉之印，还铸造了不少铜印，其中谢景卿首开岭南铸铜印风气，他与黎简等文人崇尚秦汉印、元朱文印，相互影响启发，逐渐开创了古茂浑雅、淳正典雅为美学特征的本土印风。
谢景卿 伊秉绶印
与此同时，朴学之风南渐，金石考据之学在岭南蔚然成风。翁方纲、阮元等学者官员接踵南下赴任，翁方纲开岭南金石系统整理之先河，阮元则以机构化运作夯实学术根基。
清晚期，岭南印学最重要的倡导者是大学者、东塾学派创始人陈澧，他著有《摹印述》，倡“古质今妍”之美，培养大批金石人才，“东塾印派”将清后期岭南篆刻推至高峰。
黄士陵客粤十三载 “黟山”印风风靡岭南
光绪七年（1881年）深秋，一艘从南昌驶来的客船缓缓在珠江码头靠岸。谁也未曾料到，船上一位安徽游子将在岭南印坛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近代岭南印坛上熠熠生辉的标志性人物。
黄士陵，字牧甫，出生于安徽黟县，自幼随父读书习字，八九岁时即能操刀治印，展现出非凡的艺术天赋。然而14岁那年，太平军与清军的战火吞噬了家园，父母相继离世，少年黄士陵被迫背井离乡。在南昌谋生的日子里，他跟着兄长经营照相馆，白天在暗房调试光圈焦距，夜晚就着昏黄油灯临摹古印。
黄士陵（资料图）
33岁的黄士陵怀揣着对篆刻艺术的炽热追求，毅然从南昌南下广州。广州的活力与包容，瞬间点燃了他的创作激情。在十三行附近的书斋雅集中，黄士陵结识了沈泽棠、梁肇煌等文人雅士，他们惊叹于这个外省青年笔下的金石意趣，纷纷解囊相助。在众人举荐下，黄士陵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得以进入国子监南学进修，在盛昱、王懿荣等名家指点下，眼界大开。
光绪十三年（1887年），黄士陵受广东巡抚吴大澂之聘再度南下。广雅书局的雕版声中，他先任吴大澂幕客，整理金石藏品，后协助梁鼎芬主持校书堂，与书局提调王秉恩合作校刻《广雅丛书》。那些扉页上“光绪丁亥黄士陵署”的篆书落款，笔笔劲挺如削玉，至今仍在泛黄纸页上散发着墨香。在广州的十数年间，他将徽派的刚劲刀法与广府的灵动水韵熔于一炉，形成“光洁挺拔，尚先天法”的独特风貌，“黟山派”印风由此渐成。
“伤美人之迟暮”青田石印章
“伤美人之迟暮”青田石印章，印主俞旦，号“騃道人”，广东名士，能诗善画。彼时他已年近花甲，托黄士陵刻此印，借屈原《离骚》自况。黄士陵（字牧甫）亦57岁，两人同叹“迟暮”，于是刀起刀落，把“美人”刻成了“自己”。 边款：“屈子赋文，伯惠属，牧甫作。”留白处都是叹息。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广雅书局人事变动之际，黄士陵为即将赴江南任职的好友王秉恩刻制寿山田黄石闲章，印文“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笔画舒展如江流，既藏送别之情，更暗喻艺术视野的拓展。这种藏巧于拙的匠心，正是其印艺精髓。当代著名篆刻家韩天衡曾撰文指出，黄士陵成熟期的作品看似平直呆板，实则蕴含“篆凡易数十纸”的艰辛，作品兼具刀味与笔趣。章法上善用线条粗细、欹侧变化，甚至将部首符号化，赋予作品现代美术般的灵动与幽默。
黄士陵的到来彻底改写了岭南印坛格局，黟山派与吴昌硕流派遥相呼应，造就“北吴南黄”的印坛盛况。
百年后的今天，黟山派依旧影响深远。2019年中国嘉德春拍中，“瓦存室存珍”专场53方黄士陵印章总成交额近2913万元，其中“书远每题年”印以218.5万元创纪录。这方仿《张迁碑》额字的佳作，既见艺术匠心，亦藏游子思乡之情。正如西泠印社副秘书长范正红所言，黄士陵这位“岭南篆刻灵魂人物”，其“印从书出”的理念与创新精神，至今仍是岭南印坛的精神内核。
推新高度 印坛形成“岭南派”
四大印家变化求新邓、容家族舅甥接力
晚清黄士陵开创的“黟山派”为岭南篆刻注入新风，而民国时期的易孺、邓尔雅、简经伦、李尹桑四位印家，则以“变化求新”的探索，将岭南篆刻推向新高度。
鹤山人易孺斩钉截铁的用刀、高古朴茂的章法，对20世纪印坛影响深远。黄士陵高足李尹桑则以古玺研究见长，他发掘整理失传近两千年的古玺艺术，存世《大同石佛龛印稿》等作品，被誉为古玺传承的集大成者。
番禺（今广州）人简经伦更开创甲骨文入印之先河，被誉为“甲骨文入印第一人”。他将传统文人篆刻与西方绘画观念糅合，成为民国印坛极具代表性的革新者。在四位大家的推动下，岭南印坛形成近世学者所称的“岭南派”。
邓、容家族融贯中西，以学养印
岭南文化大家邓尔雅与外甥容庚的舅甥接力，共同书写了一段跨越两代的印学传承佳话。
邓尔雅八岁执刀刻石，十三岁临摹古印，十五岁便开始执教传艺。自幼承继家学的他，在诗文、书画、篆刻领域均有精深造诣，尤其以篆刻与小篆成就最为突出。邓尔雅的学术脉络可追溯至清代名儒陈澧，在父亲邓蓉镜任广雅书院山长期间，邓尔雅师从陈澧再传弟子黄绍昌、何藻翔，继承了“由经学入小学，由金石至篆刻”的治学传统，这一传统也为他日后培养后辈奠定了深厚根基。
在艺术实践中，邓尔雅不局限于黄士陵的印风，创造性地融入西方几何美学，提出“布白几何入三昧，冲刀旁舞敌千兵”的印论。他广泛吸纳新出的考古材料，将古玺、砖瓦、甲骨、青铜铭文及西夏文、罗马文等异域文字纳入创作，终成独树一帜的风格。弟子黄苗子回忆，先生常用卷烟纸抄录资料，这种“点滴积攒”的治学态度正是岭南学人的精神写照。
邓尔雅（资料图片）
容庚、容肇新、容肇祖兄弟成长于容、邓两大望族交融的文化环境中，自幼受优良家风与深厚家学浸染，而舅舅邓尔雅便是他们学术道路上的引路明灯。三兄弟早年师从邓尔雅，系统学习篆刻、书法与古诗文：容庚潜心金石之学，容肇新精研治印之道，容肇祖深耕古文研究，为日后成就奠定根基。容庚曾由衷感慨：“没有四舅邓尔雅，便没有容庚。”正是在邓尔雅的悉心指导下，他历时六载完成《金文编》初稿，正式开启了自己辉煌的学术生涯。
邓尔雅的治学理念不仅为容庚指明了方向，更塑造了他严谨的学术品格。29岁时，容庚北上求学途经天津，携带《金文编》手稿求教于罗振玉，凭扎实功底赢得赏识。罗振玉向马衡引荐。时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兼导师的马衡（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审阅后赞叹不已，仅有中学学历的容庚被破格录取为研究生，师从马衡深造。
邓尔雅刻有多方印文为“万千”的印章。“万千”是其爱婿黄般若的字号。两翁婿研文论艺，最为投契。这些印章在结字上无一雷同，或甲骨或钟鼎，或砖瓦或苗文，变化多端，足见邓尔雅涉猎之广，构思之妙。
1929年，素未谋面的郭沫若致信容庚：“近复推览大作《金文编》，用力之勤，究学之审，成果之卓荦，实深钦佩。”《金文编》出版后，容庚在学界一举成名。此后六十余年，他持续增补修订，使其成为金文研究必备工具书。1941年编成的《商周彝器通考》，彰显了他在学术领域的卓越成就。
1946年，53岁的容庚回广州受聘为岭南大学教授、系主任，兼《岭南学报》主编。此后治学重点转向书画碑帖，在培养后辈的同时编纂《丛帖目》《颂斋书画小记》等著作，在该领域同样卓有建树。
从邓尔雅的书斋授徒到容庚的杏坛育人，岭南学人的文脉传承在舅甥二人的接力中生生不息，邓、容家族也由此成为岭南印坛不可替代的精神符号。
“岭南李清照”现代第一女印人
民国年间，岭南出现传奇女印人谈月色，所画梅花驰誉海内外，治印开创性地将瘦金书体融入创作，被誉为“现代第一女印人”。
岭南女印人谈月色
谈月色原名古溶，因家人偏见幼年入广州檀度庵为尼。她聪慧好学，除研习佛典外，得师父传授书画技艺，尤痴迷画梅。民国初年，广州同盟会名士蔡守、赵藩等常聚禅门雅集，谈月色仰慕其才学，常请教文艺之道。1922年，经画家程大璋做媒，她与蔡守结为夫妻。1931年，夫妇二人主持汉墓发掘，研究岭南城砖并编著《岭南城砖录》，后加入南社，刻印声名渐起。孙科、李宗仁、蔡元培、柳亚子等人用印多出自其手，南社赵式铭作诗赞：“寒琼辨古如然犀，月色刻石如削泥。腕底飒沓风凄凄，自出新意超凡蹊……”
谈月色有“梅王”之誉，1935年创作的《蟠龙墨梅通景》四轴长达一丈，蔡元培、于右任等五十余位名人题跋，成为民国书法墨迹集锦。1936年夫妇两人在南京举办书画篆刻展览，观者如潮。时人疑其印作为蔡守捉刀，蔡守作诗回应：“哀翁六十眼昏昏，治印先愁臂不仁。老去千秋有钿阁，床头翻误捉刀人。”
黄宾虹晚年作品上使用的印章，有很多是谈月色所刻。
1941年蔡守去世后，谈月色在南京印铸局供职，眼界日阔，治印形成独特风貌。她博采众长，尤擅玺印、汉碑印与圆朱文印，最独到之处是将瘦金书体融入篆刻，以精湛书法与冲切并用的刀法，将瘦金书体飘逸挺秀之风致在印石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赓续传承 师古不泥古
追求个性 锐意创新
“在艺术变革和西方美学思想影响下，百年岭南印坛涌现出大批印风独立的印人。”梁晓庄总结道，“如易孺的陶印、李尹桑的古玺、邓尔雅的隶楷、简经纶的甲骨、罗叔重的魏碑、冯康侯的汉碑、黄文宽的汉金、吴子复的野意、丁衍庸的岩画、张大经的玺陶、谈月色的瘦金，这些印人绝非简单重复黟山印风，而是形成师古不泥古、追求个性与创造性的风尚。”
这种开拓进取的人文风气，让岭南篆刻始终充满活力。正如著名篆刻家韩天衡、张炜羽所评：“岭南印艺——突破黟山，锐意创新。在20世纪印坛，与上海印坛相映照的，当数岭南。”
岭南印坛在新中国成立后步入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1962年，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创办“文史夜学院”，开广东篆刻专业教学之先河；1963年，广东省书法篆刻研究会成立，掀起群众性书法篆刻热潮。改革开放后，广东省书法家协会通过举办篆刻学习班、中外交流展、评奖活动，出版专集，成立篆刻委员会等举措，推动各地印社纷纷涌现，让广东篆刻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黄文宽煤饼藏印 张大经精盐修印
“当代岭南印坛影响最大的当推冯康侯和黄文宽。”梁晓庄曾如此评价。二人相互推崇，在创作中各辟蹊径，更积极组织印社、培养后辈，对印学推广倾注心血，堪称南粤印坛“瑜亮双璧”。
黄文宽既是岭南著名律师，又是书法篆刻家，毕生痴迷黄士陵篆刻，耗尽心力收藏其原作两百余方。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印石，黄文宽想出了绝妙的保护之法：他取53方挚爱印石，将半干煤饼凿出凹槽，印石裹三层棉纸嵌入其中，再填煤末至摇晃无声。这些“特殊煤饼”被悄悄码进储物间的旧缸，上堆杂物。正是在煤饼的“伪装”下，这批艺术珍品得以安然度过风雨。而当他转售百余方印章给钱君匋时，因担心路途颠簸致印石开裂，特意将印石封蜡保护，“连累”钱君匋的学生陈茗屋用牙刷细细清理许久。这份对艺术的赤诚守护，让黟山派的火种得以延续，黄文宽的名字也因此深深镌刻在岭南篆刻的史册上。
自视缺然 黄文宽刻
另一位印家张大经以写意洒脱、饱含金石韵味的风格自成一派。张大经常说：“诗、书、画、印要统一，我刻印讲刀法，画画也讲刀法。”他曾赠人山崖图，笔锋如刀劈斧凿，恰是其艺术理念的生动写照。
中国书法家协会原副主席陈永正曾深情回忆自己向张大经请教的往事。当时，陈永正屡次恳请拜师学印，都被张大经婉拒，却总在刻成新印后得到他的悉心指点。“刻白文要在尾巴处看到‘燕尾’，‘燕尾’就是两个刀一个口，你千万不要刮印。”更令人称奇的是张大经独特的修印技巧。当印章刻得过于锋利时，他不建议用砂纸打磨，而是取一小撮精盐放在掌心，将印面轻置于盐粒上细细摩挲。原来，精盐颗粒均匀，既能磨去锋棱，又不伤印文筋骨。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岭南印坛杭州开展
“恩师黄文宽、张大经、马国权的艺术与收藏人生对我的影响甚大，为我的创作与研究打下了扎实严谨的根基。”梁晓庄的书斋中珍藏着300多方名家印章与150多套珍贵印谱，这些不仅是摹古求新的创作史料，更是文化渊源研究的翔实考据，构成一座沉甸甸的实证宝库。
十余年来，梁晓庄循着前辈“点滴积攒”的治学路径，多方搜罗广东印人资料与印章原作，先后编撰《岭南篆刻丛谈》《广东印学年表》《岭南篆刻史》等著作，既搭建起地域印学研究的系统框架，又让粤地印学文化得到有效传播。从20世纪80年代起，他先后在广东省书协书法学校、广东画院、广州美术学院及全省各市书协授课，为无数篆刻爱好者传道授业，培养的大批人才中，不少已成为广东印坛的骨干力量。
十丈珊瑚是木棉 花开红比朝霞鲜 梁晓庄刻
步入21世纪，岭南篆刻的传承在新一代印人的推动下愈发系统规范。广东南方印社定期举办各类篆刻展览与交流活动，开设篆刻高研班、岭南篆刻学堂，让传承有了更坚实的平台。在刚刚开学的南方印社高研班上，梁晓庄将四十多年的学艺创作心得倾囊相授：“1979年和1981年，我先后得到张大经、黄文宽、卢炜圻老师指导学习刻印。黄文宽老师印风挺劲秀雅，张大经老师古朴雄强，两种不同的印风给我带来了不同的学习方法。初入门时，大经老师说由汉印入门，但汉印线条斑驳，难以理解，可从赵之谦、冯康侯仿汉印一路风格入门，因他们的印章讲究虚实呼应、黑白对比，用刀深厚，笔意明显，易于理解。所以我是边临赵之谦，又临汉印。后来，又从赵之谦、冯康侯的文字入印得到启发，即‘印从书出’，就是把各种不同风格的篆书入印，可以创作出各种印风的印章。”
黄士陵“书远每题年”印章，在2019年春拍中，以218.5万元成交。
如今，岭南印坛的薪火正通过更广阔的平台照亮远方。8月20日—9月14日，“从岭南到江南——西泠印社广东社员作品展暨广东南方印社员作品展览”将在杭州开展，身为中国书协与西泠印社“双理事”的梁晓庄，继《粤咏撷英印荟》之后，近期更以岭南名胜楹联为题材，用篆刻的形式“二度创作”，让历史文心与艺术魅力碰撞生辉。
如何鉴赏篆刻作品
篆刻艺术是篆法、章法、刀法和边款等方面的完美结合。所以，欣赏篆刻艺术之美可从篆法、章法、刀法、边款等方面来切入。
篆法
篆刻的艺术生命根植于书法，又独成一类。书法讲求笔法，篆刻讲究篆法，篆法在篆刻艺术中占有首要位置，点划和结构可以反映出事物的形体美。篆字具有象形的因素，每一点划都构成一个形体，能引起人对现实生活中各种事物形体美的联想。篆刻的线条同书法的线条一样是力的凝聚，是生命活动的“踪迹”。篆刻家需熟知金石文字的种种线条变异，并融情入线，方能创作出具有生命力度的线条。
章法
每个入印文字的篆法及相互依存布排，就构成印面的整体章法。章法决定了作品的整体美感。书法家、篆刻家邓散木在其著作《篆刻学》中，以建筑为例，阐述了章法在印章创作中的核心地位。如同建筑师在构思时需先审视地势，再确立间架，最后才能依据构思进行创作，章法核心是对比关系，如平正、疏密、轻重、开合、虚实等，但又需彼此和谐，这与中国哲学阴阳对立统一的思想一致。
刀法
从刀法上看，文人以石治印，运刀镌刻之方法、技巧即谓之刀法。将融合字法、篆法、章法的墨稿转化为朱迹，在刀石触发之间产生不同的线条质感和风格，进而传递其笔意和刀趣，刀法之美便蕴含其中。
黄士陵“书远每题年”印文及其边款
边款
边款是篆刻家借以说明刻印缘由或借物抒情的重要途径，边款内容包罗万象，隽永可读，或谈艺品评，或叙情述怀，耐人寻味。形式亦多姿多彩，图文并茂。印人在此充分展现其书法、绘画、字学、文学素养，所以边款不仅增加了篆刻的艺术意涵，还是独立的审美对象，值得细加品赏。
此外，还可了解印人的成长经历、从艺历程等背景信息，能更全面、深入地理解他们的作品。
读印
“书远每题年”印为黄士陵为好友欧阳耘（字务耘）所刻，该印边款“务耘道兄属刻唐句，仿汉荡阴令张君表颂额字应之，未识能得其脚汗气与否也，黄士陵”。“务耘”即为欧阳耘；“荡阴令张君表颂”，即汉隶《张迁碑》碑额篆书。
印文“书远每题年”句，出自唐代诗人李约《从军行》“路长唯算月，书远每题年”，意为：从军离家遥远，寄一封家书要以月计算，所以要注明写信的年份，以免家人产生误会。这也折射了黄士陵远离故土，对千里之外的家乡的思念和伤感之情。
对于印文构思的匠心之处，篆刻家徐正濂分析：“书”字横画的各异、“年”字横画的参差、“题”字“页”部第一横的长出，都是经过精心的计算，从而表现得意趣横生。“年”字下边的空白，留得妙不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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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关雅文、周娴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倪明、李巧蓉
图/受访者供图（除署名之外）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赵小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