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12月10日~11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的经济工作进行了重要部署。明年宏观经济政策将有怎样的走向？如何防范化解的重点领域风险？广州日报记者对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进行了专访。
刘典
广州日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这意味着经济调控政策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刘典：新表述的核心是政策逻辑从短期集中刺激转向“存量盘活+增量精准+长短兼顾”的协同治理。这一变化源于2025年经济企稳回升，前期超常规政策成效显现，同时为规避政策边际效应递减、适配“十五五”开局的结构优化需求。存量政策聚焦挖掘沉淀资源，如清理财政结转资金、通过REITs盘活闲置资产、优化信贷存量结构；增量政策精准补位，包括扩大超长期特别国债至1.8万亿元、专项债规模提至5万亿元，以及消费品以旧换新扩围、探索房地产稳定基金等。明年，货币政策将延续适度宽松，预计全年降息0.2-0.3个百分点、降准1个百分点，结构性工具重点支持科创与绿色领域。这将推动2026年经济在4.4%-4.9%的合理区间增长，实现稳增长与提质增效双重目标，内需主导作用与产业升级动能进一步增强。
广州日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您对三个区域协同发展与良性竞争有怎样的期待？
刘典：从战略布局看，三大中心有望基于各自的资源禀赋和战略定位，构建一个错位发展、功能互补的“国家创新三角”。京津冀中心的优势在于“从0到1”的原始创新突破，其核心驱动力是北京密集的顶尖高校、国家级科研院所和央企总部，角色更接近于国家战略科技的“头脑”和“源头”，主要解决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的攻关问题。长三角中心的优势在于“从1到100”的产业创新和一体化协同，其拥有最完整的产业集群、强大的供应链组织能力和活跃的资本市场，角色是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的“主引擎”，重点在于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则在于“从100到N”的国际化应用和商业化拓展，凭借其“一国两制”的独特制度优势、高度国际化的市场环境以及与国际规则接轨的便利性，角色是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超级联系人”和科技成果国际化的“桥头堡”。
要实现协同发展，关键在于构建畅通的要素流动与共享机制。首先是人才与知识的流动。需要打破地域壁垒，鼓励科研人员在三大中心间柔性流动，共建共享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科学装置，形成跨区域的学术共同体。其次，是资本与产业的联动。可以探索建立跨区域的科创基金，引导长三角和粤港澳的产业资本精准投资京津冀孵化的前沿技术项目，同时利用大湾区的市场环境进行全球范围内的并购和资源整合。最后，是政策与规则的对接。最具挑战性也最具潜力的，是推动三大区域在数据跨境流动、知识产权跨境保护、科技金融服务等领域的规则互认和制度创新，特别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先行先试，再将成熟经验向长三角和京津冀辐射，最终为国家层面建立适应新时代的国际科技合作规则探索路径。
当然，协同发展也面临挑战，主要是如何破除行政藩篱和地方保护主义，真正让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展望未来，三大中心的协同并非追求“平均主义”，而是要通过良性的竞合关系，形成一股指向“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合力。京津冀提供创新的“种子”，长三角培育成“参天大树”，粤港澳则将其推广至“广阔森林”，共同构成中国参与全球科技竞争与合作的核心支柱，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而强大的动力。
广州日报：在“创新驱动”的背景下，提出“优化供给，做优增量”，会给哪些相关产业带来新机遇？
刘典：今年，我国多行业价格战缓解、利润率回升，工业企业利润由负转正至3.2%，产业正从低水平竞争转向“创新驱动、质量提升”。此时提出“优化供给，做优增量”，将精准赋能多领域产业机遇。科技创新领域，AI、半导体、算力基础设施获重点支持，工业AI、医疗AI等垂直应用加速落地；在高端制造领域，智能装备、航空航天、新能源装备受益于政策贴息与研发支持，制造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维持100%；绿色低碳领域，光伏行业集中度（CR5）将升至76%以上，储能、氢能储运及碳交易服务迎来扩容，叠加“光伏+储能”模式推广，出口增速预计达45%；现代服务业与传统产业升级也将受益，生产性服务业、银发经济快速发展，钢铁、家电等行业向高附加值、智能化转型，政策通过“投补贷”联动与税收优惠，引导产业聚焦“含新量、含绿量、含金量”提升。
广州日报：您对明年的国际政治经济走势有怎样的预判？由此预判推演，我国将采取哪些举措来“更好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
刘典：2026年全球经济将延续“增速放缓、分化加剧”态势，经合组织预测增速为2.9%，其中美国降至1.5%、欧元区维持1.0%-1.2%，通胀压力逐步回落但贸易保护主义与地缘博弈仍存，中美经贸摩擦持续但全面“脱钩”可控，产业链区域化重构加速。我国“更好统筹国内经济与国际经贸斗争”，将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对冲外部不确定性”。对内聚焦“办好自己的事”，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通过社保待遇提升释放消费潜力，推进产业基础再造工程突破“卡脖子”技术，同时扩大设备更新与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对外深化高水平开放，推动RCEP红利落地，例如中马电子原产地系统上线降本20%，拓展中东、拉美等新兴出口市场，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通过内外协同，既筑牢国内经济基本盘，又在国际竞争中巩固产业链优势，将外部压力转化为转型动力。
广州日报：“持续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仍然是2026年的重点工作，具体而言，我国经济发展还有哪些“重点领域风险”？具体如何防范？
刘典：2026年需持续防范化解的重点领域风险包括：房地产市场的房企债务违约与库存压力，目前民营房企借新还旧缺口仍存，部分城市房价仍在筑底调整；中小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上升与净息差收窄风险；物价偏低引发的通缩压力，可能抑制企业投资与居民消费。
要防范化解这一系列风险，关键是坚持“稳中求进、标本兼治”。例如，房地产领域通过2500亿元保交楼专项借款、3000亿元专项债收购存量商品房做保障房，以及优化房贷利率政策稳需求。金融风险方面，要强化监管协同，增强机构资本实力；通缩与产业链风险则通过扩内需促消费、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发力，以及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文、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钟达文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李光曼、钟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