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图书馆坚持为视障读者服务10年，她最大的收获，是拥有两个名字：“李芷筠”和“李子君”。后一个名字是她为视障朋友而取的——因为“芷筠”的笔画实在太复杂了，他们很难从微信上找到她的名字，继而联系她，提出自己的阅读需求。
2023年，由她主持并实施的《盲文书刊穿点“衣”畅游书海》项目入选《2022-2023全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优秀典型案例》，是唯一入选的图书馆案例。
这个创新对她来说其实很普通，只不过是在工作中发现视障读者遇到的“卡壳点”，然后设身处地、千方百计地解决它。解决一个个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卡壳”，是李芷筠和团队伙伴繁忙工作中琐碎的日常。
这些常常被忽略的“卡壳”，却是阻拦视障读者如明眼读者一般畅游书本世界的障碍。
“‘无障碍’其实是从业者对不同文化的认可，比如对于视障朋友来说，盲文、盲道、听觉、触觉，都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李芷筠说，融合首先是文化的认同。
然而，满打满算7个人的工作团队，要为视障读者实现阅读无障碍这样“痴心妄想”的目标，除了全心全意为爱发光，还不得不面对现实的种种困难：广州图书馆藏书超过1000万册，盲文馆藏只有5000本，每年只有200-300本被借出；广州市超过76000的视障朋友中，只有近1500人是在册视障读者；有的视障朋友忙于生计无暇阅读，有的渴望读书却不知道何处可寻找资源......
要为这座城市的76000人打通文化的无障碍之路，他们只是推动改变的一环。除了他们，还需要谁一同行动，他们是否已经参与进来，该如何形成推动变化的力量……这些问题，我们都想得到答案。
广州读书月系列活动启动了
小小改变消减找书难障碍
4月23日是第29个世界读书日。
顺着盲道走进在广州图书馆北一楼西区，有一个视障人士服务区，这里是李芷君和团队工作的主阵地。盲道左侧是视障岗，李芷筠和她的同事们时常要在此轮流坐岗，接待读者。往前走是视障人士专用的电脑区域，视障读者可以使用电脑上的争渡公益版读屏软件进行上网学习。旁边还有两台视障辅助阅读器，低视力或者色度感应有障碍的读者可以通过倍数放大、调节色差等操作来阅读书本。
再走进去是盲文馆藏区域，厚厚的5000本盲文书刊在架上等待被视障读者选中。《盲文书刊穿点“衣”畅游书海》项目就在这里落地。
过去，视障朋友要寻找自己想要的盲文书，要在书架上一本本地寻找。他们寻找的方式是抽出书本，翻开封面，用手摸第二页上的盲文标签。如果没有找到，要合上封面，再摸索着把书插回大致的位置。这样的方式既低效，又麻烦，视障读者往往很难找回书本原来的位置。
“我们一旦看到视障朋友在找书，会连忙过去协助他，但是他们内心渴望自己能解决问题。”李芷筠发现这样的情况后，曾向盲文出版社提出希望出版社能在书本出版前就把盲文标签做在封面上，“如果做在凹凸不平的书脊上，标签比较不稳固，也不利于视障朋友‘读’到，如果在封面上，他们只要把书抽出一半，就可以迅速摸到书的名字，也可以很方便地放回原处。”
蔡东恺正在盲文书架间整理盲文书刊
然而，目前全国只有一家盲文出版社，盲文出版的工作量巨大，三审三校工作费尽人力，暂时没有余力去做更多更新的工作。
2019年，李芷筠决定自己动手，尝试制作标签——一开始，每一个盲文的点，都是她亲手戳出来的。这个实验经历了很长时间，一个是手工操作速度很慢，其次是她不停摸索哪种材料、哪种工艺能够让这些点更加持久，更能与环境融合而不突兀。
在解决书本标签的时候，她也同步探索解决分区标识的问题。当时，视障人士服务区内的盲道没有与其他阅读区进行区分，且视障人士计算机上网区、阅读区等区域也并未设置便于视障读者获取的导示标识。她调查发现，有高达97%的视障读者认为有必要在盲文书刊上增加对应的盲文标识；而视障区的书架上并未分类制作盲文标识，视障读者也将无法了解身旁书架的图书类别。因此，她针对版面内容陈述、装帧、厚薄等内容编制了《盲文书刊标签制作规范》，列出盲文标签书写和粘贴等要求。
此后几年里，她和团队还联合社会多方力量推出“共融共帮盲文文献标识无障碍改造”项目，推进盲文文献无障碍改造的实施。通过固定在书架上的盲文标签，视障读者不仅可以快速定位馆藏类别，而且能独立找到所需盲文书刊的所在处。
如今，这个“实验”还在继续，因为李芷筠的“野心”是把盲文标识覆盖在整个区域。而这个“系统工程”需要她、团队以及大量志愿者持续的推进：“对于视障朋友来说，这个工作很必要，因为这是他们阅读广州图书馆空间的方式。”
推动无障碍阅读是润物细无声的工作
他们的服务是润物细无声等待改变的历程
精细化服务残障朋友，是日积跬步的工作，是润物细无声的日常，是耐心等待改变的历程。
在过去几年中，李芷筠和团队围绕视障读者创新了大量服务模式：发起阅读微心愿，拓展图书资源并送书上门，满足视障读者的多样需求；举办视障读者交流日，为他们提供走出家门、增强社交的机会；开设“牵手盲童，共读好书”融合阅读空间体验活动空间，培养视障孩子的阅读习惯；举办新年音乐会、诗歌朗诵比赛，为视障朋友提供展示自我的舞台；开设无障碍影像展播，培养一批口述电影志愿者，让视障朋友像明眼人一样走进电影院实现看院线电影的梦想；发起“学识之眼”志愿服务，为视障朋友提供电子书服务；还有视障智能App培训、粤韵传书听说节目、非视觉摄影培训、伴读计划等......
“太卷了。”蔡东恺笑着透露，“说起我们每年的活动KPI本来是100场，筠姐带着我们一下给干到200场。”
李芷筠是这个属于文献流通部的视障读者服务团队的“精神领袖”，团队中年龄最小的“95后骨干”、也是大家最愿意推出来作为“代言人”的蔡东恺经常用“狂热”“自愧不如”来形容她。
李芷筠（左一）把视障读者当作朋友
每个轮休的日子，李芷筠总是兴高采烈，可以带几本书回家尽情地扫描，给视障朋友多制作几本电子书；跑到周边城市义务给视障朋友的才艺比赛活动做主持人，跟他们一起秀出生命的精彩......
蔡东恺曾经“异想天开”主动分摊她的工作，想让她能轻松一点、好好休息：“事实证明我太天真了，她马上又自己‘开发’了一堆新活。”他终于理解，“没事找事”和“自找苦吃”，是因为她已不把服务视障读者当作工作、职业，而是可以追寻终生的事业；她不把视障朋友当作服务对象，而是自己的朋友。“这样的高度我达不到。”蔡东恺坦言。
自称为“小蔡”的蔡东恺，并不如他说的“没有高大上的觉悟”。作为一名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他曾经在多个一线工作岗位服务，来到广州图书馆，他从一开始的疑惑“为什么图书馆需要社工”，到清楚理解到“图书馆员就是活跃在图书馆里的社会工作者”，也只不过3年时间。
在广图里，时常能看到他奔跑的身影，每一天，他似乎都有花不完的精力：穿梭在复杂的员工通道间，拖着各种物料“赶场”，在志愿者的求助召唤中突然“现身”，恨不得有四只手可以更快地为视障读者扫书、回微信、送书......
据“知情人”透露，“小蔡老师难得的休息日都是用来躺的，因为不躺上班就没法冲”。也有人发现，长假还休不到一半的蔡老师在活动接踵而来、志愿者手忙脚乱的时候悄悄地回到岗位，又开始新一轮的奔跑。
李芷筠和蔡东恺到广东实验中学高中部开展口述电影培训
“做了这个工作后，会发现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没有被注意到的需求。没有别人注意到不要紧，只要你留意到了，它就是你肩上的责任，你就必须做。”蔡东恺说，“当然你也可以不去管它，但是不忍心，良心过不去。比如有位视障读者在书架前摸索着找不到自己要的书，你好意思不去理他吗？”
3年的工作中，蔡东恺把自己从“社交恐惧分子”训练成了“社交恐怖分子”，主要原因是团队的前辈们都非常低调，他只好无奈担当起“门面”：“筠姐不愿意露脸，只愿意踏踏实实干实务，洁姐也内敛，其他前辈也都只愿意躲在幕后，我这个圆脸只好偶尔站出来了。”
“洁姐”是文献流通部报刊音像组主管、副研究馆员陆秋洁。温婉的她话语不多，却是团队最可靠最坚实的后盾。“她负责许多部门下达行政事务和业务指导的工作，不管我们活动有多忙，她都能够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当大家活动很忙的时候她会到现场帮忙，当服务台没人坐岗的时候她会自己顶上，而且她还会关心我们的工作进度并提醒我一些容易忽略的事情，比如提前招募志愿者、设计海报、发短信告知读者等。”蔡东恺透露，陆秋洁又被大家称为“班主任”，因为她就像是一个大姐姐的存在，只要你需要，她总是在，温柔而有力量地决定、执行，从来没有对大家说过一句重话，也从不揽功，而是支持着团队每个人的想法，协助大家实现，并希望每个人都有展现自己的机会。
团队合影（左三为陆秋洁）
这位80后馆员同时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因为工作多、家离广图远，这么多年来，她每天早上6：00起床，8：00前准时在图书馆出现，开始一天马不停蹄的工作。
蔡东恺提起进入广图的面试上，自己曾被问到“能力、责任和态度哪一个更重要”。他还记得自己的回答是“三个都很重要”：“因为能力决定自己能不能完成任务，责任决定了做事的底线，态度决定了能把事情做得多好。”
“很幸运，我在一个在这方面有共识的一个团队里。”蔡东恺说，“很多人觉得来图书馆是很幸福的事情，我们觉得自己作为服务者来到图书馆，同样很幸福。”
视障阅读区域现场
他们都聚集在广图这个“大社区”里
广图是一个很大的“社区”，每一天，至少有两三万人来到这里，周末可达5万人。每一天，蔡东恺在这里遇到不同的人，最多接触到的是视障读者、志愿者，或者同时是视障人士，又同时是志愿者的朋友。
陈池林是广州市启明学校的老师，也是支持这个视障服务团队的志愿者。一开始，李芷筠到学校上门送书，需要送来一些书本的盲文目录给学生们选择，陈池林协助完成这个工作。慢慢熟悉起来，他们经常一起探讨无障碍改造的话题，陈池林会从视障人士的角度提供一些建议和思路。尤其在广州图书馆搬迁到珠江新城之后，视障服务区扩大了，李芷筠看到很多完善的空间，时常听取视障朋友们的意见，陈池林也会到现场体验，并提出一些建议。
这些建议非常细致、实用，李芷筠不厌其烦地了解、研究，并请他作为盲文和盲文材料的“技术支援”。于是，陈池林作为一名志愿者，开始了近10年的协助工作：“10年来，从一个个小标签开始，我们一步步实现目标。”
让他坚持下来的，除了为其他视障朋友服务的想法，还因为李芷筠强烈的推动力。“我记得没花太多时间，筠姐就自己学会盲文了。”陈池林为此惊叹，“有很多盲文的工作她都能自己做了，只有数量太多，她实在忙不过来，才需要找我帮忙。”
口述电影活动现场
蔡东恺笑称自己经常给来自社会各界的志愿者“打鸡血”，尤其是青年学生志愿者们，接手各种繁琐的服务工作的时候，也总是充满热情：“这种热情不仅仅是能帮助他们的热情，也是实现自我价值的热情。”
直接受益于馆员和志愿者的服务的，是广州市区乃至周边区域的视障朋友，视障读者冼广翎就是其中的一名。曾经参加过10次广州图书馆“盲人诗歌散文大赛”的冼广翎获奖无数。后天失明的她已近70岁，却一直持续学习，不断进取：2000年左右，她已经开始学习读屏电脑，2001年开始自学医学并于2006年入读广州中医药大学，后又考入北京联合大学。阅读是她从小到大的兴趣，也是失明后仍然坚持不懈的习惯，写作更是她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她的一篇《我要做闪耀生命火花的强者》让听者动容。
“写作对于我来说是阅读的延续，不仅仅是抒发感情的方式，也是表达观点的方式。”冼广翎说，广州图书馆给了她很好的创作与展现的机会，“我在这里‘看’过了100多场口述电影和纪录片，参加过非视觉摄影，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活动，被大家细致地照顾着，很感恩。”
在她这篇2023年获得“广东省第九届盲人散文创作大赛”散文创作一等奖的“成名作”里，有这样铿锵有力的一段话：“我，爱图书馆，爱读书，更爱生命的价值！每一个脚印，流淌着辛勤的汗水。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才能被称为真正的人？我要做闪耀生命火花的强者。”
他们的口号是“携手并肩圆梦阅读”
没有热情的服务，很难带着温暖和关怀。而光靠馆员的热情，很难撬动这座城中的视障朋友的阅读热情。
每一天在广州图书馆出入两三万人里，不一定有视障读者；每一场为他们而特制的活动，可能也不过有几十位视障朋友参加；全市76000名视障朋友里，仅有1500是在册视障读者，而全市现在公共图书馆读者注册率已经达到了29%，即3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是公共图书馆的读者。
有的专家提出过，不要搞这种面对特殊群体的活动，因为这“挤占到了健全读者的公共服务资源”。蔡东恺对此感到气愤：“我不认为到馆率适用于特需人士的服务领域。”他看到的，是许多增城区、从化区乃至周边东莞市、佛山市的视障朋友，专门打车前来参加活动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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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盲文阅读馆藏5000册、专门的视障人士服务区，还是一系列的无障碍基础设施建设，或者链接更多社会资源，都是为了让更多视障朋友能走进来。“其实我们都不怕自己太累太忙，我们怕这些资源不能被充分使用，怕有热情想要阅读的读者不知道去哪寻找资源和机会。”蔡东恺说，这几年，他们开始增加更多送上门的服务，李芷筠甚至考虑如果“看”电影需求的视障读者能集中10人以上的话，可以尝试带上投影仪和电脑“送口述电影上门”。
与此同时，如何让更多视障朋友“找上门”，如何打通信息仍然不对称的现状？他们希望能够打通与残联系统的资源库的对接，了解视障朋友聚集的区域、年龄层分布、兴趣诉求等，为他们提供更多符合他们口味的活动。蔡东恺透露，接下来他们还会尝试做分级阅读的工作，更加科学有效地培养不同年龄段的、特别是青少年视障朋友的阅读兴趣。
然而，要实现这些和更多的目标，除了需要来自残联系统的支持、社会各界资源的链接，还需要资金的投入。为了回应视障读者的需求，馆员们自掏腰包买了盲文教材、投影仪、扫描仪、打印机......视障读者在深圳图书馆使用盲文打印机后念念不忘，提出希望，但因为价格实在太高了，馆员们只好悻悻作罢。“如果有一台盲文打印机就好了。”蔡东恺总是念叨着视障朋友们的念想，“这个‘障碍’好难克服。”
当然，沮丧不过3秒的乐观主义者小蔡很快振作再次上岗——有限的空间并不能阻挡他们继续大展拳脚。他们深知自己的责任：“阅读是每个人学习和追求梦想的方式，不管是明眼读者，还是视障读者，每个人都没有区别。”而且他们也找到一条探索无障碍阅读的路径：“其实我们不是刻意挖视障读者面临的障碍，然后去解决，而是从优势视角出发，侧重关注他们的梦想是什么，想要什么书本，想借助阅读去实现什么梦想，我们来帮他们实现。”
蔡东恺俏皮地问：“是不是听起来是一回事？其实出发点真的不同。”
听说，这个7个人的馆员团队有一个口号——“携手并肩圆梦阅读”。他们的意思是，这个阅读的梦，既是视障读者的，也是志愿者的，还是馆员的。在这个帮助人们实现梦想的资源宝库、展现自我风采的舞台，撬动76000人阅读梦，是包括但不限于这7个人的责任。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林琳、苏赞 实习生：盛清泉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郑洪达、曾加逸（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