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第三届“江南文化·岭南文化”对话在华南师范大学举办。本届对话主题为“融汇·共进·跨越：地域文化的传承创新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主办，华南师范大学承办。
“多姿多彩的地方特色传统文化，共同构成璀璨的中华文明，也助推经济社会发展。”2019年以来，从“对话·互鉴·展望”到“交融·创新·发展”，再到“融汇·共进·跨越”，“江南文化·岭南文化”对话已成为推动长三角与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互鉴、智慧汇聚，助力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开放型学术交流平台。
新时代新征程，江南与岭南的融汇共进尤需转化为协同发展的实践动能，服务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与城市高质量发展。在本届对话中，沪粤两地的专家学者聚焦于此，从历史与现实、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等多个维度，跨学科、多视角地展开深入探讨。
源流：交相浸润，互有滋益
江河奔涌，皆是文明的血脉。
“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有类似的演进历程。”在题为《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交融与共进》的主旨演讲中，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长、长三角江南文化研究学术共同体学术委员会委员熊月之指出，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的发展，都是在不断南下的中原人和本地原居民的文化交流融合中进行的。中原文化的影响程度，从北到南呈梯度效应。从海洋文化方面看，江南与岭南均为中国海洋文化核心区，都具有悠久的海洋联系、海洋开发、向外发展的历史。江南与岭南都是中国与欧美世界联系的前沿地区。相较而言，岭南接触来自阿拉伯地区与欧洲方面的西方文化，比江南更早、影响更大。从对外联系的角度看，同样存在一个梯度，东南沿海地区，自南向北，广东最甚，福建其次，江浙又其次。
“如果将上述文化差异性的两个梯度综合起来看，便很能看出江南与岭南两地的文化特性。”熊月之分析指出，就受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影响而言，梯度自北而南，即中原地区—江南地区—岭南地区，逐渐递减；就受西方文化影响而言，梯度自北而南，逐渐递增。一个递减，一个递增，江南与岭南的文化特性就相当明显。
古往今来，在中华文化整体格局、文明版图与思想脉络中，江南文化和岭南文化一直是两种具有鲜明个性、突出特点和显著地位的区域文化形态，也是在中华文化古今演进、时空变迁、历史转换进程中发挥过关键作用、作出过重大贡献，甚至在一些时候直接影响或决定中华文化历史走向的两种区域文化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考察，其价值和意义就不仅仅关乎这两个地区、两种区域文化形态，而且关乎整个中华文化整体格局、结构形态及其历史性变革、时代性走向的某些重要方面。”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广东省高等学校“珠江学者”特聘教授左鹏军进一步指出，关于江南文化和岭南文化的研究，既是区域性、局部性的，又是超区域性、整体性的；既是属于江南、岭南及相关区域的，又是属于整个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融汇：超越地域，取精用宏
江南烟雨岭南风，千年文脉共潮生。
“岭南书院的发展并非孤立，它与中国书院文化的主流，特别是江南书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岭南书院文脉的传承与创新及其现代发展》为题，暨南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广东省作协原主席、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蒋述卓在演讲中强调，关于岭南书院与江南书院的交流，最典型的例子是朱熹理学思想的南传。朱熹一生开办、修复、主讲了70所书院，最重要的是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他从庐山到武夷山，把书院从山林办到沿海地区。朱熹与他的门人在漳州力推理学，极大地推进了闽南地区思想文化的繁荣和进步，形成了朱熹理学思想的闽南学派，使闽南地区成为“海滨邹鲁”。朱熹理学在漳州的成功推行，也影响到岭南地区。朱熹的弟子廖德明曾任广州提刑，在广州、韶州推行理学教育。朱熹的再传弟子陈去华也在岭南传播朱熹学说。广州的番禺书院、粤秀书院等都以《四书章句集注》作为教材。
“第二个典型例子则是明代心学在岭南书院的传播。”蒋述卓指出，明代中叶，陈献章在江门讲学授徒，提出“学贵知疑”的理论。其学生湛若水创建的“甘泉学派”与江南王阳明的“阳明学”被时人并称为“王湛之学”。王学粤军中的方献夫（南海人）与湛若水等兴书院，讲圣学。薛侃（潮州府揭阳人）师拜王阳明，在潮州创办宗山书院传播王学。这些都反映出当时岭南文化与江南文化的交流、交融。
“绾合江南与岭南，苏轼可能是历史上最具有标识意义的人物。”以《苏轼：在岭南遇见江南》为题，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彭玉平在演讲中指出，江南的文化魅力，加之江南经济的发展，对厌倦甚至要逃离政治的士大夫来说，自然具有难以替代的优越性。苏轼晚年经过镇江金山寺，在妙高台看到李公麟为自己所作的画像，回顾一生跌宕，写下了“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之句，其中惠州与儋州皆在岭南。一生三分之二的功业在岭南，苏轼对岭南的认同，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换句话说，因为岭南成就了苏轼绝大部分的功业，所以“岭南”应该是苏轼最重要的生命符号。
苏轼之所以“不辞长作岭南人”，除了岭南丰富的物产、亲切的乡邻之外，更与苏轼在岭南找到了生命归属有关。彭玉平感叹，苏轼对惠州情有独钟，皆因“惠州城下有江南”。“原来苏轼在岭南遇见江南，这是因为他的江南记忆在岭南被激活，还是岭南的山水景物模糊了江南与岭南的关系，这个问题因为太美，我们就不必去追寻其中原因了。”他进而指出，苏轼想在岭南终老而未成，最后在矛盾之中终老江南。江南与岭南，似乎在苏轼的生命中只有过程的意义。但是在苏轼66年的人生旅程中，如果没有这接近12年的江南与岭南生涯，那苏轼的人生不仅是不完整的，而且很可能欠缺了最为精粹的部分。
从江南望向岭南，从岭南发现江南，这种深沉的情感联系与思想寄托，不仅属于悠远的过去，也指向辽远的未来。
共进：以文化人，辉光日新
文化积淀着血脉与精神，连接着历史和未来。
“从文化来源、结构形态、内涵构成等方面来看，江南文化和岭南文化都具有相当显著的多元性、交叉性、综合性特点，从而具有和获得了较为突出的变化性、适应性和融合性，也形成了相应的文化能力与文化价值。”左鹏军进一步指出，这是江南文化和岭南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取得后来居上之势的重要文化资源和内在动力，也是其具有较强生命力、适应性、持续性的重要内在因素。而且，这也是江南文化和岭南文化两种区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演进与变革、转换与创新作出显著贡献的内在资源和深层动力。
因河而兴，因海而盛——江南文化孕育的上海地处东海之滨、面向太平洋，如同南海边的岭南文化孕育的珠江三角洲，海洋文化因子源远流长。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长三角江南文化研究学术共同体学术委员会委员戴鞍钢指出，近代上海开埠通商，为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在上海的融合提供了历史契机，并因域外异质文化尤其是以欧美近代文化为基础的西方海洋文化的加入，呈现更加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的会通互动，直接助推了江南、岭南乃至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演进。中国首家近代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的成立和经营，就是其中生动的篇章。
“中国首家近代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在上海的成立和经营，无疑是一项创举，它一举打破了‘中国招商局未设以前，江海轮船之利悉为洋商所占逮’的局面。”戴鞍钢指出，后任轮船招商局总办的广东香山人郑观应曾评述，“轮船招商一局，实为中国振兴商务之权舆”。自问世后，轮船招商局历经坎坷，但一直作为中国轮船航运业的主干企业，在助推包括沪粤两地在内的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历程中，贡献突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作为国有骨干企业，更是名扬中外，发展迅速，贡献卓著。追溯源头，上海开埠后可谓得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融汇之先机。其中，以沪粤两地为主的有识之士创办和经营了轮船招商局，至关重要。
“轮船招商局是江南‘开放严谨’与岭南‘冒险重商’文化交汇的鲜活案例，彰显了文化融合产生的制度创新、市场拓展与国家自强三重功能。”戴鞍钢进一步指出，这为今天长三角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提供了历史参照，未来区域合作应继续激活各自文化基因、共拓蓝色经济新航道。
跨越：繁盛多元，生生不息
大海以自我更新而成其浩瀚，文化因守正创新而生生不息。
“在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的双重语境下，岭南与江南两大文化圈的当代实践，为人文经济视野下的地域文化创新提供了典型范式。”谈到人文经济视野下的地域文化创新发展，华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教授，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李凤亮指出，这一理论范式在当前中国实践中展现出特殊意义——岭南与江南的文化创新，既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密码，又在现代化进程中展现出惊人的创造力，其发展轨迹揭示了文化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的内在规律，亦勾勒出文明传承与创新的时代图景。
地域文化创新不是简单的“复古”或“求新”，需在发展中寻求动态平衡。谈到以区域文化创新推动人文经济高质量发展，李凤亮特别提到“强化区域协同，形成文化集合”。他提出，岭南与江南的文化创新实践，昭示着人文经济发展的三大趋势。一是从资源依赖到价值创造。文化创新不再是对传统资源的简单搬运，而是通过符号重构、技术赋能实现价值跃迁。二是从地域封闭到全球对话。在地化传承与全球化传播的统一，使地域文化成为文明互鉴的载体。三是从经济附属到价值引领。文化创新正在重塑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范式。
触摸岭南与江南的风物，往往能在细节中感受文化的变迁。“一杯小小的饮品背后，往往蕴含着深刻的地域文化内涵。”在题为《从咖啡馆到茶楼：饮品空间叙事的沪穗比较》的主旨演讲中，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东方英才计划领军人才徐剑指出，江南文化传统长期秉持规则意识与契约精神，这在上海的咖啡文化中有着生动体现。通过实地观察不难发现，上海核心商圈的咖啡馆中的社交活动具有较多的国际化特征和商务气息，但同时又往往会默契地保持着适度的社交距离和“边界感”。反观广州茶楼，则呈现出另一幅以情感为纽带的传统社交图景。与都市白领享用咖啡饮品的独立性不同，广州早茶强调共享、交流与互动，同时在语言习惯等方面又有着明显的地方性，这也体现了岭南文化中的地域特色和凝聚力。“可以说，强调情感联系和传统文化的社交模式，是岭南文化认同中的重要基石，也是广州这座城市能够在快速变迁的现代社会中始终保持自身韧性，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所在。”
“饮品空间的演变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部浓缩的城市发展史。咖啡馆与茶楼跨越时空的对话，诠释了中国城市文化多元共生的格局。”徐剑指出，上海和广州的空间文化实践表明，在坚守根脉的同时积极拥抱变革、拥抱创新，既是中国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独特性格，也必将为世界城市文明的多样性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从历史走向未来，当文化自觉成为发展自觉、传统智慧对接现代文明，岭南与江南的文化实践正在书写“以文化人、以文兴邦”的崭新篇章，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独具东方智慧的文化方案。
文/广州日报评论员 杨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