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在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通过“放管服”改革，依法向各区下放了一系列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以激发基层活力、提高行政效率。经过调研发现，尽管放权成效显著，改革仍需深化，面临一些挑战。广州市政协委员、市台湾同胞联谊会秘书长陈以怡建言，放权赋能各区，提升末端执行效能。
陈以怡表示，根据经济发展情况、政策可行性情况及相关基层的现有承接力，广州市各区可审批的权限取得不同成效。改善营商环境方面，大量企业登记、经营许可等事项下放至区级甚至街道，实现了“就近办、网上办、一次办”，审批时间大幅压缩。提升行政效率方面，各区政务服务中心功能增强，可办理事项数量成倍增长，群众办事便利度不断提高。优化社会治理方面，城市管理、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市场监管等执法权限下沉，使得占道经营、违建等问题的发现和处置更及时、更有效。
放权应以提升市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最终目标。调研发现，尽管放权成效显著，改革仍需深化，面临一些挑战。
一是权责协同有待加强，个别领域存在“市里放权、区里接不住”或“放权不彻底、责大权小”的现象。二是区域发展均衡性，各区承接能力和创新活力存在差异。三是事中事后监管能力，部分领域权限下放后，基层的监管专业力量和手段需同步强化。
陈以怡表示，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首先，注意权限边界。放权事项以市政府公布的权责清单为准，重大规划、跨区域事务等仍由市级统筹。放权的核心目标是让最贴近市场、最了解企业需求的区级政府，拥有更灵活的调控工具和更快捷的响应能力，以打造差异化的区域产业竞争力。从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从普适性政策向精准化调节、从资源直接分配向营造发展生态转变，强化区级政府职能。落实监管责任，按照“谁审批、谁监管”的原则，确保放权后市场秩序稳定。及时做好动态调整，根据实际效果，定期评估和优化放权清单，保障政策的适应性和蓬勃性。
在产业扶持与投资调节方面，建议由市级设定战略性产业发展方向和赋能清单，下放政策制定措施、资金管理权限到区级基本层面执行。在项目审批优化方面，建议在已下放备案权限的基础上，进一步下放或委托部分企业权限，探索“区级预审、市级备案”的快速通道。
在财政与金融工具创新方面，允许并鼓励各区在市级指导下，设立和运作本区的产业引导基金、创业投资基金，赋予其更大的投资决策自主权。利用市场化和专业化手段，吸引社会资本投资本地重点产业，实现“一区一策”的金融支持。下放部分中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偿资金池的管理权限，允许各区根据本区企业特点和风险状况，调整补偿范围和比例。缓解辖区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调动金融机构服务区内企业的积极性。鼓励各区在企业开办、工程建设审批、跨境贸易等领域，开展更多原创性、差异化的“微改革”“微创新”，市级予以备案和推广。
在市场环境与要素保障方面，增加土地利用与供应弹性，在符合市级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的前提下，赋予区级更大的产业用地供应方案灵活性。鼓励村集体、企业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农房，如探索点状供地、租赁供地、村级留用地、混合产业用地供应、存量工业用地提容增效的具体审批，保障优质产业项目的空间需求，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完善人才政策与服务配套，在市级人才框架下，允许各区自主制定更具吸引力的区级人才认定标准、奖励补贴和生活服务配套政策（如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绿色通道等），区级精准、快速的服务是吸引和留住高层次人才的关键。
陈以怡认为，广州向各区下放经济调节权限，应遵循“战略统筹、分类放权、赋能基层、结果导向”的思路。其核心是将产业发展动能、要素配置权限、政策创新空间更多地交给区一级，让他们从“政策的执行者”更多地转变为“发展的设计者和驱动者”，这需要清晰的权责边界、强大的数字治理能力和完善的监督反馈机制作为保障。“我们相信，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放权赋能，将全力推动政策靠前发力、项目靠前实施、措施靠前落地，确保我们的行政权力放得下、接得稳、用得好、见实效，为广州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持续深化改革注入强劲的驱动力。”陈以怡表示。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黄庆、杨朝露、方晴、赵越、苏赞、武威、刘春林、周洁莹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杨耀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