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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铜鼓岭的风很大。
风从山脊掠过松林，吹动墓碑前的白菊，也吹到那尊雕塑的脸上。少年十六七岁的模样，嘴唇紧抿，一只手高高举起，五指张开，像在向天空喊话。基座上刻着三个字：
“天下人。”
黄本洲在这尊雕塑前站过很多次。他曾是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文化站站长，如今是城口镇公共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来铜鼓岭的人，无论是研学的学生、基层的党员，还是远道而来的游客，常常在雕塑前停下来问同一句话：
他是谁，为什么叫“天下人”？
为了把这个答案讲清楚，黄本洲坚守了十年。
一句话从口口相传里打捞
故事最初不在书本里，而在城口附近村子老人的记忆里。
2016年黄本洲开始担任城口镇文化站站长。为挖掘当地的红色历史，2017年他跑遍铜鼓岭周边的村庄。铜鼓岭西面是八方丘村，东北面是大水坝村，方圆几公里都是当年的战场，村里人世代都能说起那场仗。
“枪声，他们在自家院子里就听得到。”黄本洲说。
老人们讲述的，是战斗之后的景象。打扫战场的第二天，有村民上山去捡子弹壳，在荒田坑的溪边发现了几名还没有牺牲的重伤红军战士。
据大水坝村流传下来的说法，1934年11月6日上午，当地村民挑着饭团下田，路过茶树山时听见微弱的呻吟，循声在大石岩下找到了3名伤员。其中一个，就是那个十六七岁的少年。他靠着石头，脸色灰白，右手却仍死死攥着枪。
村民蹲下来问他：“你是哪里人？”
少年的声音断断续续。他说自己当红军两年多了，从小没爹没娘，是红军教他拿枪、教他打天下。他说敌人的血海深仇自己报不了了，请乡亲们也拿起刀枪。最后一句，他几乎是喘着气说完的：
“我是天下人。”
说完，他闭上眼，手始终没有松开那支枪。
“天下人”三个字，就这样从一个没有留下姓名的少年口中，传到村民耳里，再传到黄本洲这一代人手中。
“那么年轻的战士，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黄本洲说，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他被那种崇高的信仰深深震动。不同村子的讲述并不完全一致，他一处处核对、一点点拼凑，还原出大致的原貌。后来人们为雕塑命名，用的就是少年的这句话。
很多人渐渐明白，“天下人”代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
血色铜鼓岭
少年所在的那场战斗，是红军长征入粤以来最惨烈的战斗之一。
1934年10月下旬，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开始战略转移。11月初，红军主力进入粤北仁化，奇袭并占领城口，突破了国民党军精心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城口这座群山夹峙的小镇，一夜之间成为关系红军主力安危的咽喉。
国民党军不甘心。其独立警卫旅第三团团长彭智芳，从广州乘专列北上，再换军车急奔仁化，抢先占领了铜鼓岭高地，修筑工事，企图把红军堵死在山谷之间。铜鼓岭由此成了一道血色关隘。
11月4日，奉命阻击的红一军团二师六团一部，在铜鼓岭北面与早已守候的敌军遭遇。敌人占据制高点，轻重机枪居高临下扫射；阵地前还摆出一排排白花花的银圆，扬言打死一个红军赏十块。红军没有退。待敌人冲近，年轻的战士们跃出战壕，迎面扑上去，打起了白刃战。刺刀捅弯了就用枪托砸，枪断了就用拳头，拳头不行就扑上去撕咬。
激烈战斗持续两天，红军以牺牲100多名官兵的惨烈代价，粉碎了敌人增援城口、消灭红军的企图，为主力部队在城口短暂休整、继续西进创造了条件。后来当地老人回忆，那天的铜鼓岭“像整个山都在吼”。
如今，106国道旁的铜鼓岭战斗遗址上，红军烈士纪念碑高高矗立。山上还留着当年敌人挖下的战壕。2019年10月，广东省内唯一一座以红军长征为主题的纪念馆——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在城口开馆，成为新的红色教育基地。
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图/韶关市人民政府官网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
黄本洲讲这个故事，常常带着一种凝重的语气。他对孩子们说，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千千万万先烈用生命换来的，“这是我们亲自看到的地方”。他对前来缅怀的党员干部说，要不忘初心，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研学的孩子有时几百人站在墓园的坪上，他也一遍遍把这个无名少年的故事讲给他们听。
真正让这段故事延续下去的，并不是讲述本身，而是讲述的传递。黄本洲逐渐意识到，一个人的声音再稳定，也无法承载一座山的记忆。他开始把重心转向“培养讲述者”。
他组建青年讲解员队伍，建立红色讲解员专班，让年轻人从背稿开始，走到遗址点实地讲解，再回到课堂复盘表达。他对细节要求极严，从站姿、语速到情绪节奏，都逐一纠正，但从不保留方法。
年轻人第一次站在铜鼓岭遗址前讲解时，往往紧张、停顿，甚至忘词。他就站在一旁，不打断，只在结束后慢慢指出问题。有时候一句话要讲三遍，但他从不急。
几年下来，这支队伍逐渐成形。有的青年成为学校红色课程讲师，有的进入文旅讲解体系，也有人回到村镇成为基层文化工作者。他们不再只是“听故事的人”，而开始成为“讲故事的人”。
黄本洲的角色，也在悄然变化。他不再频繁站在最前面，而是退到队伍后面，更多承担“培养人才”的工作。他常说一句话：“我讲得再好，也只是一个人讲；他们讲好了，才是城口在讲。”
黄本洲经常在“天下人”雕塑前讲解
讲述在接力
离开原有文化站的岗位后，黄本洲没有离开讲解现场。只是身份变了，从“负责讲的人”，变成“随时可以回来的讲的人”。
黄本洲依旧常常出现在铜鼓岭、纪念馆、红军街，有时带队，有时只是旁听年轻讲解员的现场表达。听到不够准确的地方，他会在结束后轻声补充；听到讲得好的片段，他也会点头，不多说一句。更重要的是，他开始更系统地整理城口红色故事，把多年搜集的材料重新归档、校对、补充，与本地学校教师共同编写讲义，让红色文化真正进入课堂体系。
黄本洲还持续参与各类志愿服务和文明实践活动，把讲解从“景点”延伸到“社区”，从“游客”延伸到“居民”。有时在村里的小活动室，他面对的只是十几位老人，也依然认真讲完一整段历史。
年轻一代讲解员逐渐成长起来后，黄本洲开始有意识地“放手”。一些大型活动，他只到场，不上台，让年轻人独立完成全流程讲解。他在一旁听完后，再给出细致修改意见。他说，这样才算真正的接力。
傍晚时分，铜鼓岭又起了风。山脚下，“天下人”的雕塑仍然伫立，少年抬手的姿势没有改变。
不同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能够清楚回答那个问题：他是谁。他是一个少年，也是无数少年；是一段故事，也是一个群体；更是一种被不断讲述、不断接力的精神。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卜瑜
图/资料图片（除注明出处的图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