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政协要把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促进民生改善作为重要着力点，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愿望，抓住民生领域实际问题做好工作，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十四届广州市政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党委政府的工作重点在哪里，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里，以“百姓提案”工作机制推动协商民主在基层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逐步探索出一条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地方路径，为经济社会发展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超大城市治理，是一道世界级难题。广州常住人口超过2200万，经济总量超过3万亿元，城市在生长，治理的复杂度也在攀升。群众的诉求日益多元，社会治理难免存在视野盲区、触角盲区。如何让城市治理的神经末梢更敏锐？如何让政策的制定更贴近群众需求？广州市政协的答案是：把提案工作的大门打开，群众中有无数的“诸葛亮”，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力量。
自2021年探索推出“百姓提案”工作机制以来，广州市政协始终坚持把提案工作植根于广大群众之中。2023年“百姓提案”小程序上线至今，市、区两级共征集线索7006件，经培育审查立案2686件，一大批建议得到采纳办理、落地落实。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套逐步完善的工作机制，也是一条正在打通的民意通道，更回答了“群众的智慧如何进入城市治理”这个深层命题。
“百姓提案”人苏赞（左）与市政协委员郑子殷（右）参加“委员话民生”节目。
好建议从街巷中来
城市生活的痛点，往往最先被群众感知。哪些地方有短板、哪些政策有缺憾、哪些群体遇到困难，生活在一线的群众最有发言权。不少群众不仅看到了问题，还带来了思考和办法。
但感受再深、想法再好，如果无法进入决策视野，就很难推动真正的改变。打热线，解决的是个案，但当问题涉及系统性堵点时，普通人的智慧能否有常态化路径被看见、被采纳？“百姓提案”打开的，正是这样一扇门：帮“有问题、有分析、有方案”的群众智慧，接进城市治理的决策链条。
水务系统高级工程师曾颖委每天上下班都会经过几段新建道路，这些路迟迟未移交市政管养，乱停乱放愈演愈烈。他了解情况后发现，这并非个别现象：有些小区周边道路建成近十年才移交市政，长期沦为“巨型停车场”。
这不是一条路的麻烦，而是一类工作衔接的盲区。曾颖委在“百姓提案”小程序上，从工程师的专业角度提交了规范化建议，从一个每天路过“堵点”的有心市民，成为一名热心帮政府职能部门“出主意”的“百姓提案”人。近三年来，他的“百姓提案”已有10份被认领并作为正式提案提交，9份立案。
律师陆丹做过15年法官，转型执业律师后常年接待街坊和企业的咨询。物业纠纷、平台用工维权、数字安全，个案诉讼解决的是“一个人”的麻烦，深层堵点依然存在。他在“百姓提案”小程序上线后第一时间参与，三年多来累计提交59件，涉及民生、数字经济、营商环境等领域，成为小程序上提交数量较多的人之一。
社工余婉雯在社区一线服务多年，周边街坊总是亲切地唤她“余姑娘”。在偶然的上门评估中，她发现一位反复投诉护理员的老人，其实是患了认知功能障碍。她没有把这个发现停留在个案层面，在老龄化加深的背景下，老年认知功能障碍群体正在成为超大城市治理必须面对的课题。于是，她带着团队在越秀、海珠、荔湾、白云等区调查，最终形成了一份《关于创新性将老年人口认知功能早期筛查识别纳入政府普惠性服务的建议》。
民建会员、民营企业家戴志明把目光投向产业。他关注到广州咖啡产业的潜力与短板，带着问题赴上海、杭州、苏州、合肥等地调研，对比不同城市的产业生态和运营模式，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这份建议从调研中来，有对比、有路径、有落点。
成为“百姓提案”人，共同点很清楚：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城市治理的具体场景中，看见了路权归属的真空地带、个案背后的制度缝隙、亟待关注的群体、产业发展的真实痛点。他们的建议大多来自一线，有具体场景，也有操作路径。
这正是“百姓提案”工作机制的第一重价值：不是让群众停留在“反映问题”，而是引导他们“提供方案”。政协是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群众中有无数的“诸葛亮”。“百姓提案”工作机制，让群众的意见建议充分表达、让提案建议更接地气，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智慧来源也就更加广泛、更加鲜活。
陆丹作为“百姓提案”人代表参加市政协“百姓提案”工作推进座谈会。
好方案靠打磨出来
发现问题是一回事，解决问题是另一回事。一份提案要进入决策程序，光有“真问题”还不够，还要有可落地的路径、可操作的方案、可评估的效益。
余婉雯是社工专业出身，社会调查、社会统计是看家本领。发现认知功能障碍的个案后，她带着团队做调查，又通过个案访谈做定性研究，测算早期筛查所需的投入和效益。最终形成的《关于创新性将老年人口认知功能早期筛查识别纳入政府普惠性服务的建议》，经九三学社广州市委员会培育提交，获评当年市政协的优秀集体提案。2025年，深化老年痴呆防治纳入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十大民生实事”，社区筛查体系逐步搭建。
“提案不能只提问题，更不能变成投诉。要讲清原因，拿出解决方案，还要考虑政府的成本投入和政策效益。”余婉雯说。
陆丹为自己的“百姓提案”建立了一套严谨的“生产流程”：一线走访收集民意，查法规、查权威报告、查外地案例作支撑，联合高校师生、行业协会座谈修补漏洞，最后逐条比对现行法条，确保建议合法、可落地。为写外卖配送“最后一百米”的“百姓提案”，他走访了广州20多个小区、数十名骑手，记下大量真实案例，发现超时罚款、小区“一刀切”禁入、社保缴纳缺位等共性问题。这些来自一线的细节，后来成为提案中最有说服力的部分。
调研还要“多走出去、多比较学习”。戴志明为写关于推动广州咖啡产业发展的“百姓提案”，赴上海静安区实地参观星巴克生产线，了解从烘焙、零售到文化输出的完整生态；走访杭州、苏州、合肥等地，对比不同城市咖啡节庆的运营模式。正是这次调研，让他在对比中加深了对广州咖啡产业的认识，提出了更有针对性的建议。
这里有一个关键机制在发挥作用：政协委员认领与联合培育。“群众的建议大多是‘毛坯’，需要专业力量打磨成‘成品’。”市政协办公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市政协委员郑子殷与“百姓提案”人梁志图、苏赞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提案共研团队”：政协委员对接部门、获取数据；“百姓提案”人提供一手案例、持续追踪。郑子殷在广州市政协十四届五次会议上提交的25件提案，有相当一部分就来自这两位“百姓提案”人。
变化是可见的。郑子殷记得，刚开始梁志图、苏赞写的“百姓提案”，语言个体化、情绪化；渐渐地，他们开始用政策语言、数据逻辑和制度视角去完善建议。“他们现在写建议不是在诉苦，而是根据收集的群众诉求，对照现有政策，看哪些需要优化。”郑子殷说。
“百姓提案”就是群众提供“真问题”和“真思考”，政协委员提供“专业能力”和“政策视角”，两者结合，才能产出“真管用”的建议。
“百姓提案”人何有贵与市政协教科卫体委、提案办理单位开展调研。
把提案办成才是最终标准
提案的价值，最终要由落地来检验。而落地，往往不是某一个部门的事。“百姓提案”的办理，常需要多个部门坐到一起，把各自的责任厘清，把各自的资源调动起来。
陆丹关于外卖“最后一百米”的“百姓提案”办理协商会，就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样本。在协商会上，市场监管部门、街道、物业协会、外卖平台、骑手代表坐到了一起。骑手现场讲述每月因小区通行限制被罚款数百元的困境，物业代表诉说安全管理的压力。原本对立的双方，通过提案办理协商搭建的平台面对面沟通。平台当场承诺优化算法弹性时限、增设骑手驿站，街道同步试点分类分级小区准入机制。一场协商会，让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找到了突破口。
他还提交了另一份关于修订物业管理规约示范文本的建议，同样进入办理程序。市住建部门启动专项调研，采纳了核心修改建议，新示范文本已进入草案起草、公开征求意见阶段。新规落地后，全市数以万计的小区将有统一合规的范本，物业纠纷有望从源头减少。
曾颖委关于老旧小区房屋自主更新的“百姓提案”，同样牵动了多部门协同。2024年前后，他查阅数据发现，广州2000年前建成的房屋数量庞大，随着房龄增长，安全隐患日益突出。他聚焦“自主更新”路径，建议建立“政府引导、业主主体、市场参与”的机制。在这份“百姓提案”的办理中，市住建局先后组织两次专题座谈会，推动相关条例修订。花都区首个自主更新项目，已于2025年1月完成产权登记。
“百姓提案”人何有贵是“北雁南飞”的新广州人，喜欢从旧报刊和方志里挖掘史料。他发现二沙岛、海心沙、广州塔一带百年前是珠江江防的重要防线，于是写下一份“百姓提案”，希望在城市中心植入炮台印记。提案经市政协教科卫体委深化调研后正式提交。“我全程参与提案办理，提案落地的每一步主办单位都与我进行了沟通。”何有贵说，政协专委会与提案办理单位的紧密协同，让建议高效落地。去年，十五运会开幕前，这份提案落地了：游客登上广州塔88层，望远镜旁的导览里多了炮台点位的标注；江畔的亭子里，图文讲述着铁链锁江的往事。尘封的历史，成为可被看见的城市记忆。
关于社区慈善的“百姓提案”也在改变基层慈善基金运作流程。过去，社区慈善基金请款流程较为复杂，钱转不动，互助就活不起来。这份“百姓提案”提交并立案后，市民政局召集多个部门协调沟通，明确将采纳建议进一步优化基金使用制度。提案必须给出路径、依据和可行性，才有意义，苏赞认为：“其实基层有很多好的做法，我们通过‘百姓提案’把个案经验提炼出来，转化为对策建议。”
通过“百姓提案”的办理，在政协的协商平台上，相关群众、政协委员、职能部门聚在一起，面对面沟通、探讨解决路径。原本分散在不同条线的力量，在一份提案的办理中被串联起来、凝聚起来，共同推动一件事办成。
职能部门听到了来自一线的真实声音，群众看到了政府解决问题的诚意和行动。一份提案的办理，往往不止于解决一个问题，而是推动一类问题解决、加深彼此理解。
“百姓提案”人余婉雯在工作中。
让城市的事成为你我的事
“百姓提案”从征集到落地运行，依靠的是一套多方合力的机制。群众的“好点子”提交后，政协便牵头接过培育的任务。陆丹关于外卖“最后一百米”的“百姓提案”，经市政协专委会组织座谈，补充了政策和数据，再由认领的委员加入产业视角，最终转化为正式提案。余婉雯关于老年认知筛查的“百姓提案”，先在九三学社广州市委员会的年度答辩中梳理思路，再由市政协委员认领、修改。戴志明关于咖啡产业发展的“百姓提案”，是在民建广州市委会、天河区政协组织的调研中逐步成形的。
三份提案，三条路径，逻辑一致：群众提供一线视角，政协委员注入专业判断，政协参加单位提供组织支撑。这正是“百姓提案”工作机制的关键：把不同的人聚到一起，各自贡献擅长的部分，搭建一个多方协作、共建共治的治理网络，聚到一起，各展所长、协同发力。
聚到一起，就有了合力。一座超大城市治理的厚度，就藏在这种“聚”的能力里。“聚”，正是人民政协的独特作用所在。政协是统一战线组织，是专门协商机构，能把不同界别、不同专业、不同群体的人团结起来，围绕共同关心的问题对话协商、凝聚共识。“百姓提案”工作机制，建立了更加动态开放的系统，让政协与民意的大江大河交融共生、激荡共鸣，将千万市民转化为城市治理的“智囊团”。
群众的参与感，也在提案办理的接力中生长。如今，曾颖委依然保持着观察的习惯。同事朋友知道他爱写提案，常主动递来线索。有人问动力是什么，“好听点叫情怀，不好听叫喜欢折腾。”他笑了，“就是觉得，大家的生活能不能更好一些。”
苏赞是记者，他说记者是连接的角色，可以弥补信息差，但提案能推动问题真正解决。“我不想只停留在报道层面，而愿意参与推动问题的解决。”
梁志图说，每当看到自己所提的“百姓提案”有了推动都很开心，“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陆丹说，以前自己是城市的使用者，现在自己是城市的共建者。当越来越多的市民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主人翁意识也在一次次参与中被唤起。
超大城市治理，需要广泛凝聚共识，需要汇聚各方智慧，靠制度，也靠人；靠自上而下的推动，也靠自下而上的参与。
“百姓提案”让群众的智慧有渠道进入城市治理的决策链条。群众提建议、政协委员接力、职能部门办理、问题最终解决的完整循环。一件件事办下来，群众对这座城市的信任就攒下来了。
当一件件“百姓提案”从民意中来、到民生中去，当一个个“金点子”转化为一项项惠民政策，作为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形式的协商民主，在广州就有了可感可知的创新抓手。一座城市的治理，正是在这样齐心协力的接力中，变得更加扎实，也正是因为这份共荣共生，才让脚下的这片土地，成为你我更好的广州。这座城市的未来，也将因为这份共同参与，变得更实、更深、更有底气。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杨朝露 通讯员：邹捷
图/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