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31岁的陈先生（化名）因突发剧烈头痛、呕吐被紧急送往医院，诊断为高血压导致的脑溢血。这本已足够凶险，但更令人震惊的是，医生在他的左肾上腺发现了一个巨大肿瘤，双肾也布满了多个大小不一的肿块，最终被确诊为von Hippel-Lindau综合征（VHL综合征）。
VHL综合征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肿瘤综合征。由于VHL这个抑癌基因发生突变失活，患者一生中在多个器官系统都有很高风险发生肿瘤。
“VHL综合征的狡猾与危险之处在于其高度的隐匿性与全身性。它可能像陈先生一样，以高血压危象、视力问题或头痛等看似不相关的症状作为首发警报，深层次却是多器官肿瘤在悄然生长。”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泌尿外科主任医师董培教授提醒，面对这种涉及全身的遗传性疾病，公众亟须建立两层关键认知：一是警惕“家族聚集”与“一人多病”的信号；二是一定要认识到“早发现、早干预、终身监测”的重要性，争取高质量的长期生存。
隐匿的威胁：VHL综合征极易漏诊误诊
VHL综合征具有极强的遗传性，如果父母一方患病，子女就有50%的遗传几率；约20%的患者为自身新发突变，无家族史。
“简单来说，是身体里一个叫VHL的抑癌基因发生了突变，失去了功能。”董培解释说，“这就好比土地本身有了问题，在这片土地上，各种‘杂草’——也就是肿瘤，就容易在不同地方长出来。”
这些“杂草”可能生长在大脑、脊髓、视网膜、肾脏、胰腺、肾上腺、内耳等多个关键部位。肿瘤通常在青少年至中年期间陆续出现，呈现出“多发、多部位、多次发生”的特点。
正是这种隐匿性和多样性，使得VHL极易被漏诊、误诊。陈先生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他以“突发脑溢血”这种危重形式起病，才揭开了全身多发性肿瘤的冰山一角。
“大众需要建立三层意识。”董培强调，“一是风险意识，识别高危人群，关注家族聚集和一人多病现象；二是预警意识，留意视力模糊、头痛头晕、难以控制的高血压、腰痛血尿等身体信号；三是行动意识，知道该怎么办，对于有风险者要去遗传咨询门诊或罕见病诊疗中心进行基因检测；对于确诊者及家庭，要终身监测专业管理。”
治疗理念转变：从“最大耐受”到“最小有效”的精准干预
面对如此复杂的疾病，传统的治疗模式往往力不从心。过去，患者可能需要在不同科室间奔波，每个科室只处理自己领域的肿瘤，缺乏整体规划。
“这容易导致治疗‘碎片化’。”董培打了个比方，“比如泌尿外科医生看到肾肿瘤就切，切完后患者肾功能受损，就转到肾内科；神经外科处理完脑部肿瘤，可能又忽略了肾上腺的问题。”
更为严峻的是，由于患者通常年轻、肿瘤多发且复发风险高，如果每次发现肿瘤就积极切除，很可能在中年时就耗尽肾功能储备，不得不依赖透析生存。
“我们的治疗策略已经从过去的‘积极切除’转变为现在的‘功能保全、主动监测、精准干预’。”董培说，“我们必须为患者的未来数十年预留足够的肾功能储备。”
基于这一理念，董培教授团队提出了VHL系统性管理的核心框架：“一个中心，两大支柱，三重防线”。一个中心，是以患者和家庭为中心的长期管理计划；两大支柱，是终身规律的筛查与多学科诊疗；三重防线，则是阶梯式的干预策略。
治疗目标不是“根治”，而是“在正确的时间，用正确的方法，处理正确的病灶”，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佳的生活质量和最长的生存期。
多学科诊疗实践：构建动态的“监测—决策”闭环
在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VHL的管理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一站式”精准管理方案。
“我们不是临时会诊，而是建立在常态化、制度化的多学科联合诊疗模式之上。”董培介绍。这个固定的MDT核心团队包括泌尿外科、神经外科、内分泌科、影像科、病理科、遗传咨询等多个科室专家，定期召开MDT会议，为每位患者制定个体化方案。
对于陈先生这样的复杂病例，MDT团队作出了一个关键决策：暂缓手术，先进行药物新辅助治疗。
“患者当时面临脑溢血康复，无法急诊手术。我们给他采用了新型靶向药物进行治疗。”董培说。VHL基因失活会导致HIF-2α蛋白堆积，驱动肿瘤生长，而新型靶向药物能直接抑制HIF-2α，从源头阻断通路。治疗6个月后，陈先生的肿瘤明显缩小，高血压得到控制。
此时，MDT团队才为他实施了手术：切除了病变肾上腺，并对肾脏的大肿瘤进行了局部切除。术后继续药物治疗，目前病情稳定。
“药物治疗的新进展正在重新定义手术的时机、角色和范围。”董培指出，以HIF-2α抑制剂为代表的新型靶向药物，不再是手术的替代品，而是成为了手术的“赋能者”和“战略伙伴”。
贯穿生命全周期的管理：从个体治疗到家族性防控
治疗远未结束。由于VHL的遗传特性，陈先生的家庭也进入了医疗团队的视野。基因检测显示，他5岁的女儿也携带致病基因突变。
“我们为他的女儿制定了终身的定期监测计划。”董培说。同时，当陈先生和妻子表达二胎生育意愿时，团队建议他们通过生殖医学技术，筛选出不携带致病基因的胚胎。
“我们相信这种治疗策略不仅控制了疾病，更大程度上是拯救了这个家庭，甚至是让这个家庭获得了新生。”董培表示。
这一案例完美诠释了现代VHL管理的核心理念：多学科协作、药物与手术协同、治疗与生活质量并重、从患者到家庭的全程守护。
作为泌尿外科专家，董培在手术技术上也不断创新。他在全国率先开展的“无管化机器人辅助肾部分切除术”，使早期肾肿瘤患者术后无需留置各种管道，当天即可下床，第二天就能出院。
“我们不仅是‘手术匠’，更是患者肾脏健康的‘终身规划师’。”董培如此定义自己的角色，“我们的目标一是杜绝肾癌导致的死亡；二是最大程度延缓肾衰竭的发生，让患者终身摆脱透析。”
未来展望：将遗传病转化为可管理的慢性病
在董培教授团队的精心管理下，VHL患者的生存期得到了显著延长。
“好几年前，国内VHL相关性肾癌患者普遍生存期还维持在两年左右，但我们团队可以到57个月。”董培透露。这一数字的背后，是系统化管理理念的胜利。
VHL的系统性管理是一个“监测—评估—决策—干预”的动态循环过程。成功的标志不是一次性切除了所有肿瘤，而是通过精密的“健康监控系统”，在数十年间，用最小的干预代价，维持患者最高的身体功能和生活质量。
“将一种严重的遗传病，转化为一个可管理的慢性病，这是我们的目标。”董培指出，未来VHL的治疗将从“控制”到“功能性治愈”迈进，管理层将构建全国性患者登记与协作网络，社会认知层面将实现从“罕见”到“周知”的变革。
“我们希望，当一个家庭得知VHL诊断时，他们的反应不再是绝望和无助，而是能够冷静地启动一个清晰、有序、有希望的管理计划。”董培说，“VHL将不再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家族诅咒’，而是一个虽然伴随终身，但可预测、可控制、可管理的慢性病。”
文、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张青梅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吴婉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