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上午，“城脉千年——广州建城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系列学术讲座”第五讲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举行。广州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曾玲玲以《在域外寻找广州：清代外销艺术品的征集与展示》为题，讲述了近二三十年来，我们如何通过海外发现的大量材料，丰富对广州的认知。
曾玲玲在讲座中
“域外”保存着大量有关广州的材料
曾玲玲指出，2003年，在“18—19世纪羊城风物——英国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藏广州外销画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山大学历史系刘志伟教授发表题为“在域外寻找广州”的演讲。他指出：“这个域外的广州、广州的域外，有着独特的活力，是最多元、最开放的广州，也是最值得今天的广州人民珍惜的文化遗产。”
那么，什么是“域外”？曾玲玲解释，它指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方航海国家纷纷东来，与广州进行的海上贸易历史，这段长达两百多年的早期全球化贸易历史在西方被称为中国贸易时期（China Trade），但是在中文文献中鲜有记载，是大部分人并不熟知的“域外”。刘志伟教授呼吁的“在域外寻找广州”，是指到“域外”寻找这一时期与广州历史相关的各种资料。这一研究方法不仅使关注点由“本地”转向“域外”，更借助他者的记载与眼光，发现之前我们并不知晓或并未关注的广州历史诸多细节。
本世纪初前后，广州地区的高校和文博机构对“域外”广州的寻找已经开始。以广州博物馆为例，从2001年伊凡·威廉斯（Ifan Williams）先生捐赠70多幅通草水彩画开始，20多年来广州博物馆在广州市政府和文化、财政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下，在海内外系统征集中国贸易时期广州外销艺术品，至今已形成年代系列完整、材质丰富、器型多样、工艺鲜明的外销艺术类藏品。征集方式以捐赠和购买为主，来源既有研究学者、私人藏家，也有文物商店、古董公司。其中一些标志性事件更是加速了相关品类文物的入藏，如2006年瑞典“哥德堡”号仿古商船访华抵达广州，中瑞两国携手在广州博物馆举办“中瑞陶瓷贸易遗珍”展。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亲临开幕仪式。这次重要的外事活动及专题展览大大推动了广州地区博物馆广彩专项征集工作。2008年中瑞两国再次合作举办“哥德堡号带我到广州”展览。2006—2013年广州博物馆向瑞典西方古董公司分批征集18—20世纪初外销欧洲的广彩、粉彩、青花瓷。2013—2016年，广州博物馆连续向英国纹章瓷专家大卫·霍华德先生及其遗孀安吉拉·霍华德征集外销纹章瓷，并于2015年底在广州博物馆推出国内首个以公立博物馆藏品举办的“辉煌印记——广州博物馆藏清代外销纹章瓷”展。2016—2023年广州博物馆分批向美籍华人梁学培、余翠雁伉俪征集外销丝织品，包括外销床罩、马尼拉披肩、服饰、挂件等，在此过程中也接收其无偿捐赠的数百件近代旗袍、鞋履等。
至今，广州博物馆收藏了17世纪以来各类广州外销艺术品3000余件，包括：外销画、广彩、牙雕、贝雕、玳瑁、银器、折扇、漆器、织绣品，此外还有版画、档案书信、货物单、订单、研究书籍等辅助材料。这些文物和资料基本囊括了清代广州口岸最具代表性且在中国乃至世界具有较高水平的各类技艺；同时也较广泛地反映了17世纪以来先后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各国定制商品及流行风尚、艺术情趣，从早期海上强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再到瑞典、法国、奥地利、19世纪新兴的航海国家美国以及日本等国。
“域外”文物实证广州是中西交往的重要门户
“面对每一件回到原产地广州的外销艺术品，我们不禁会问：它是怎样生产出来的？它的订购者、生产者是谁？它是怎样被运往海外市场？经历了怎样的使用流传过程？”曾玲玲说，刚开始面对这些回流的藏品，大家几乎无从下手，因为在中文材料中很难找到相关的记载，“但是与海外征集同步开展的一系列展览筹备工作，让我们与西方博物馆、研究学者、文物公司、私人藏家充分沟通，紧密合作，在筹展过程中我们同步收集尽可能多的藏品原始信息、流传经过及海外研究成果，也逐渐了解相关领域的资料保存和研究学者情况，结合中文文献有关当时海外贸易制度和地方史籍的记载，不断加强对相关藏品的整理研究，这个过程为我们开启了一扇通往域外寻找广州历史的大门。那是一个此前我们并不熟知的广州。”
“城脉千年”展中展出的清广彩十三行商馆大碗
“城脉千年”展中展出的广彩珍珠地狩猎纹镶卷草纹铜饰方口盖瓶
地理大发现以后，随着西方航海国家到达南海海域逐渐形成的贸易网络，以及全球化背景下广州贸易体制的确立与粤海关的管理模式，依赖季风和洋流航行的帆船，将遍布东西航线上的各个港口连接成纵横交错的贸易网络，也因此形成了中国贸易的季节性规律与一整套制度与程序。广州作为中国南大门，自公元前后开始已是海上贸易的重要枢纽，在18、19世纪中国贸易时期成为至关重要的口岸城市，甚至一度成为欧美航海国家与中国海上贸易的唯一港口。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外销艺术品，它们的生产、销售都以广州为重要基地，又或者经腹地转运至广州加工制作再外销海外。许多原材料来自海外，例如象牙、犀角、贵重木材由原产地东南亚运至广州；许多出口产品则来自外地，如丝绸、茶叶、瓷胎的供应地包括江浙、福建、江西等地。便将广州与其原材料供应地、商品腹地、顾客所在的海外市场连接起来，构建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外销艺术品贸易网络。
曾玲玲说，聚焦外销艺术品中的丰富图像，生动形象地展现西方人眼中的广州形象，既有帆船水乡及园林宝塔庙宇城墙等城市万象，又有官员商贾市井人物等芸芸众生，还有丝绸茶叶瓜果虫鱼等中国风物，实证18—19世纪的广州作为中国对外交往和贸易的主要口岸，不仅是中国连接外部世界的重要门户，也是世界认识古代中国的重要窗口。
从“物”到“人” 芸芸众生造就了广州世界都会的气象
曾玲玲指出，文化传播和交流是双向互动的，18、19世纪中国外销商品在欧美传播了中国文化，掀起了“中国风”，西方的技艺和审美也同时经广州传入中国。各国流行的工艺和装饰风格，通过中国贸易迅速地经广州口岸传到中国，如意大利白加白工艺、法国洛可可风格和烟叶纹、德国迈森瓷厂的港口图、欧洲机械制钟油画玻璃画珐琅彩等等。欧美国家不同时期流行的设计图样和风格、元素快速反映到广州外销艺术品中。可见，外销艺术品虽是中国制造，却也离不开西方参与设计，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这是中西合璧、双方智慧凝结的成果。
著名海交史学者、中山大学教授蔡鸿生指出：“口岸史的研究，应当是经济史和文化史的综合研究。既不能见物不见人，更不能见‘器’（物质文化）不见‘道’（精神文化）。”在中国贸易时期，除了各种各样令人叹为观止的外销艺术品，最活跃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人”，包括粤海关监督、外商、行商、事仔、使节、随团画家、大班、船员、买办、工匠、订购者及其后人等等，许多都是不见于史载的“小人物”，但却为清代的广州造就了世界都会的气象。刘志伟教授认为，18—19世纪在广州从事制作各种外销工艺品的人员可达25000人之众。
曾玲玲指出，围绕清代外销艺术品的收藏和研究，经过20多年的努力，如今在中国形成多个收藏重镇，呈现多材质、多主题、多学科合作研究的良好态势，让更多的文物回归历史现场，成为人们了解当时社会情境的重要媒介。通过把对“物”的研究与“人”的研究结合，广州也在不断丰富城市历史发展脉络与不同人群活动的故事情节，进而重新审视广州在中国、南海海域乃至全球化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而在未来，仍有许多未知在等待我们一起去探索、发现”，她说。
文、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卜松竹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周婉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