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9）
1906年，梁启超与梁思顺（右一）、梁思成（左一）、梁思永（梁思顺前孩童）的合影。照片上方为梁启超题字：《新民丛报》时代，任公及顺、成、永三儿。
梁启超写给长女梁思顺的家书手迹。
解玺璋在梁启超故居留影。
省立中山图书馆展览现场（孙珺 摄）
“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这是他在《三十自述》中的自我剖白。然而，在评论家、学者解玺璋的《梁启超传》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那个站在时代浪尖的启蒙思想家，更是一个在柴米油盐中活得通透、在儿女情长里爱得热烈的“人”。他既谈家国天下，也算油盐账本；既写千古文章，也不拒绝理财——这位大学者，用一份硬核的“理财经”和满纸深情的家书，托举起“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家族传奇。
解玺璋笔下的梁启超，既能在时代的惊涛骇浪中“横刀立马”爱国报国，又能在书斋与客厅间“精打细算”。他留给现代人的启发是双重的：育儿上，用爱与“不惑、不忧、不惧”的格局去培养子女完整的人格；理财上，用学识与远见实现经济优裕，支持孩子们深造学业。他践行了他提倡的“学问是生活，生活亦是学问”的理念。
《梁启超传》增补最新史料
解玺璋的《梁启超传》在写法上别具匠心——以梁启超一生为纵轴，以他与康有为、黄遵宪、严复、谭嗣同、孙中山、袁世凯、胡适、徐志摩等数十位关键人物的交往为横轴，以点带面、以人带史。这种结构既让读者看到梁启超作为思想家、政论家、学问家的多重面相，也让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人物的碰撞中鲜活再现。
此次增订本尤为珍贵。解玺璋根据“南长街54号梁氏函札”（梁氏后人最新公开的珍贵信札）、马勇主编的《严复全集》等最新史料，新增了《梁启超与兄弟》《梁启超与严复》《梁启超与宋教仁》三个整章，同时补写了《梁启超与王国维》等章节的内容，弥补了旧版对梁启超晚年清华国学院时期着墨不足的缺憾。全书还收录了400余幅罕见的清末民初历史照片，部分照片、手稿系首次面世。
教子有方的父亲
400封家书热烈表达爱 指导子女具体而开明
梁启超出身广东新会。明代大儒“白沙先生”陈献章的心学思想对家乡新会的文化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受白沙诗教和村族风气的影响，梁启超家族在世代耕读传家的传承中，形成了爱国报国、自强进取、乐观简朴、孝悌友爱的家风。
到了梁启超这里更是教子有方，成就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罕见的“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佳话——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人当选院士，其余六人也成为各个行业的精英。
梁启超希望子女都养成健全的人格，成为兼通中西的现代人。他尊重妻子，爱护儿女，注意营造平等友爱的家庭氛围，让孩子们在爱的教育中茁壮成长。他一生写给子女的家书超过400封，有些信刚寄出便提笔续写下一封。他唤长女梁思顺“大宝贝”，次女梁思庄“小宝贝”，戏称儿子们为“不甚宝贝”——舐犊之情，跃然纸上。
1928年，他为思成筹划职业未获回应，便转而去信“责备教导”的长姊；晚年住院，他仍不忘“安抚”孩子们：“我进医院有三个礼拜了，再不写信，你们又不知道怎么抱怨了……”这份慷慨表达的、热烈而平等的父爱，让分隔各地的梁家子女始终紧紧凝聚。相较于中国传统内敛的“严父”形象，梁启超思想现代、情感炽热，成了孩子们最愿亲近的“朋友”。
“不惑、不忧、不惧”：
子女教育不是塑造，而是成全
1922年，梁启超在苏州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不惑、不忧、不惧”三达德，认为教育应分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教人明辨、豁达与坚毅。这也是他教育理念的核心。解玺璋在传记中阐释了这一理念，认为梁启超是把家庭教育作为《新民说》的试验场，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身体力行。梁启超以修身为本，强调学问需“优游涵泳，使自得之”，反对填鸭式灌输。
他对子女的指导具体而开明——思成因伤延缓出国而焦躁，他开导：“人生之旅历途甚长，所争决不在一年半月。”思成担心自己只会画图变成画匠，他引用曾国藩“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劝其安心。思庄大学未考好，他安慰：“‘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他甚至鼓励女儿不必完全听从他的话，自己体察做主。思永想去西部考古，他即刻回信：“我极赞成，所需旅费美金二百，即汇去”……
他在《与孩子们书》中坦诚地写道：“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这种在亲情中保有独立、平等交流的姿态，才是其教育成功的核心密码——不是塑造，而是成全。
深藏不露的理财高手
从“兄弟同心”到“父女共理”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位大学者、思想家还是一位理财高手。他不守旧、不故步自封，乐于拥抱股票、公债等新鲜事物，但他更高明的地方在于，不亲自下场操盘，而是将财政大权全盘托付给专业出身的二弟梁启勋。
解玺璋介绍，梁启超本人不管日常经济事务，全部交由二弟梁启勋打理。梁启勋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金融专业，回国后一直在银行任职，专业能力过硬。而梁启超本人则虚心接纳新事物——民国初年，有学生在天津办工厂搞股份制，他便去购买原始股，还鼓动二弟和身边朋友一起认购。河南有朋友开办矿务股份公司，他也大量购入原始股。
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对于理财的原则是稳健、复利、不投机，目的是养家、育才，备不时之需，而不是聚敛发财。他看中某种公债，但“没有闲钞就不买”，这是他实操里的核心准则。
他对子女一视同仁，亲手教授女儿理财之道：将海外投资全权交给长女思顺打理，让她学会看汇率、买公债，并鼓励她规划家庭预算。在那个年代，他给了女儿驾驭金钱、经济独立的底气。
从“兄弟同心”到“父女共理”，梁启超家族的财务管理既专业又温情，各司其职，彼此信任。这份深厚的亲情与扎实的品格根基，才是家族财富得以稳健运转的真正底色。
对话解玺璋
“他是民国时期最成功的父亲”
广州日报：您曾说“梁启超在心里装了30年”，从上世纪70年代末大学时写论文算起，到2025年增订本问世，如今跨度将近半个世纪。这50年间，您对梁启超的认识发生了哪些重要的变化？
解玺璋：我对他的了解是不断深入的。大学时的理解很肤浅，当时关注的是他如何办报，对他并没有深入去了解，这些年一步步深入，每一次阅读他的文章都有新的感受。这是一个丰富认识和纠正偏颇的过程。现在我对他的认识相当于从小学进入中学阶段。
广州日报：梁启超一生写了超过百万字的家书，在信里对孩子们的情感表达很热烈，这种情感表达在当时极为罕见，在您看来原因是什么？您在书中将梁启超的育儿经验总结为“不惑”“不忧”“不惧”，您为何会选择这三点？
解玺璋：他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你看他写文章，包括处理对外的人际关系，都是偏感性的方式。虽然他是理论家、思想家，理论论述严密，但处理人情世故时是情感驱动的，是一个坦诚热情的人。
他的家庭教育思想和实践，既以中国传统儒学为根基，又融汇了近现代倡导科学、民主的新思潮。他对于子女的教育可以说是他的《新民说》的试验场，特别注重对于人的精神方面的塑造。在我心目中，他是民国时期最成功的父亲。
那时候的大学者有很多，但年轻人却对梁启超的文章情有独钟，这是因为他的文章对青年人的思想进步很有帮助，年轻人看完有收获，而他自己也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
广州日报：梁启超一生最受争议的标签是“善变”——他自己也说“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交战”。您一直强调“变中有不变”，能否说明这种“不变”到底是什么？
解玺璋：用今天的话讲，“变”就是与时俱进。他会顺着时代发展调整自身思想，不是闭门空想，而是愿意接纳现实出现的新变化。借用梅兰芳先生的话来形容，就是“移步而不换形”：根本的理想不变，策略路径可以调整。更深层的根源来自他早年的家庭教育。在他们那一代人心中，国家独立、富强是终极目标。无论思想如何变化，最终都要回归到这个目标上来。只要有利于国家走向独立富强，他就愿意改变自己的主张。
郑振铎曾经写过文章说，很少有人敢于公开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梁启超就可以坦荡地说，我从前说得不对，现在有新的看法。
广州日报：您在书中尽量“不做个人评判，把各方观点交给读者”，但作为写了50年梁启超的人，您心里对梁启超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解玺璋：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对任何人都是赤子之心。距离梁启超离世快一百年了，但我们至今仍能从他的思想中获得启发，感受其思想带来的震撼。我内心是非常感谢他的。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孙珺
图：出版社、受访者等提供（除署名外）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吴嘉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