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走出贵阳中院的杨妞花(右二)接受媒体采访。 林珏瑶摄
从河北邯郸到贵州贵阳，最快的高铁也要近7个小时才能抵达。从三年前寻亲成功至今，杨妞花已经在这条路上往返数次。路的一头，是她从5岁被拐至今生活了近30年的地方；另一头，有她儿时生活的老家和家人。如今，当年拐卖她的“人贩子”余华英，在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贵阳中院)接受审判。
去年至今，余华英案每一次开庭前，杨妞花都会提前两三天赶到。她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接受媒体采访、联系其他被害人的家属、帮他们安排住宿……她一着急就容易上火，这两次到贵阳，嘴唇起了泡，额头上冒出痘痘，爱美的她照着镜子有些无奈。
作为受害者，杨妞花亲手将加害自己的人贩子送上了法庭，她迫切希望余华英能早一点受到法律的制裁，给自己、早逝的父母以及其他被拐家庭一个交代。
10月11日，余华英拐卖儿童发回重审案一审在贵阳中院开庭。贵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余华英曾拐卖17名儿童。因案情重大，该案择期宣判。
等待宣判
2023年7月14日，贵阳中院开庭审理被告人余华英拐卖儿童案；2023年11月28日，该案在贵州省高院二审开庭；2024年1月8日，贵州省高院作出二审裁定，发回重审……每次提起案件的时间节点，杨妞花总能快速又准确地回忆起来。
1995年冬天，5岁的杨妞花和父母、姐姐在贵阳生活，被邻居余华英拐卖到河北邯郸一户聋哑人家。在新的家庭里长大、结婚、生子后，杨妞花决定寻亲。2021年6月，她找到了自己的家，得知父母因自己被拐伤心过度已经去世。
她决心把当年拐卖自己的“人贩子”余华英告上法庭。2022年，杨妞花向贵阳警方报案，一个月后，余华英被抓。随后，余华英被以拐卖儿童罪提起公诉。2023年，余华英被贵阳中院一审判处死刑，二审法院以原判漏罪等为由，裁定发回重审。
从二审裁定发回重审至今9个月，杨妞花几乎是数着天数过日子。心里焦急的时候，她问公安、问检察院、问律师，“到底到哪儿了？到底咋回事？怎么还没弄清楚？”
实际上，余华英将受到的处罚似乎没多少悬念：2023年，贵阳中院一审对余华英以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贵州省高院二审以原判漏罪等为由发回重审，今年10月11日，贵阳中院重审一审开庭，贵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余华英自1993年至2003年期间，伙同另外两人，在贵州、云南、重庆等地流窜，物色合适的儿童进行拐卖，共计拐卖17名儿童，在一审和二审所认定犯罪事实基础上，拐卖儿童的数量增加了6名。在这种情况下，她几乎不可能被轻判。
杨妞花回忆，在该案一审、二审、重审一审中，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均为死刑。因案情重大，本次重审一审并未当庭宣判。
杨妞花希望判决越快越好。她想给去世的父母一个交代，也想放下这桩事。至于余华英，她在一审开庭见过一面后，就不愿意再面对，等到这个案子执行完，她不会再提起这个名字。
“希望下一次宣判的时候，能真正地拿到结果。”10月11日，走出法庭的杨妞花说。
做回杨妞花
“杨妞花”这个名字，成为父母留给杨妞花为数不多的念想。
但自从5岁那年被余华英拐到河北邯郸农村之后，她便失去了这个名字。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陌生的称呼——“李素燕”，成为了她被拐这26年里唯一的身份标识。
在记忆深处，她一直记得父母给自己起的名字“杨妞花”，小名“杨妞妞”。她迫切地想要改回来。认亲之后，她为这事多次找过相关部门。但被告知，必须要有明确证据证明她曾经叫作“杨妞花”。直到去年拿到判决书，上面载明“李素燕”原名叫“杨妞花”，她据此才能去申请。
今年6月，杨妞花从快递站拿到新办好的身份证。回到自己经营的美容店里，杨妞花看着手中的身份证直流泪。她拍了一张照片发给姐姐杨桑英。
“你看，我跟你一样姓杨了。”
“哎呀，恭喜你。”“爸爸得多高兴啊。”姐姐说。
看到姐姐的回复，杨妞花发了一个小孩在地上打滚的表情。
拿到新身份证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杨妞花沉浸在失而复得的兴奋之中。无论走到哪里，她都忍不住想要掏出那张崭新的身份证，向别人介绍：“我叫杨妞花。”
反击“人贩子”
如今再提到“杨妞花”，很多人会把这个名字和寻亲、打拐联系到一起。她寻亲的故事被写成书出版，也有影视公司找到她，想把她的经历改编成影视作品。
今年9月底，电影《浴火之路》在上海举办首映礼，邀请了杨妞花观影。出发前，杨妞花只知道自己被安排发言，但到了现场后，她没想到自己会被如此“隆重”地介绍——“5岁被拐的女孩”、“26年后将人贩子送上法庭”，这是现场主持人介绍她的关键词。
这部影片讲述了被拐儿童父母反击“人贩子”的故事。这些家长们，有的为了找孩子没吃没喝仍在坚持，有的在寻亲过程中很乐观，却在找到孩子后发现孩子已离世，受不了打击跳桥……看到这里，杨妞花忍不住流泪。
电影里，穷凶极恶的“人贩子”最终下场凄惨——有的在雨夜被雷劈中，有的则被水泥淹死。
看完结局，杨妞花心里特别痛快。她觉得电影情节和现实生活很像：将她拐走的余华英，很快将受到法律严惩；当时为余华英提供落脚点的中间人王某付，如今已年过九旬，孤苦无依，晚景凄凉；而另外一名参与拐卖儿童的男子龚某良，也因早年的一场意外而离世。
回想自己把余华英送上法庭的经历，杨妞花分享观后感时，把自己比喻成“可以咬人的兔子”。“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我们就是虎和狼，可以冲破困住我们的笼子，去撕咬坏人。”
从寻亲者到志愿者
成为公益性寻人网站“宝贝回家”志愿者这三年来，杨妞花收到很多私信，向她求助的大多是被拐儿童。“我可以找家吗？怎么能够让家里人知道？会牵扯到养父母吗？”这些是他们最常问的问题。
她想到一个办法——在社交账号上发布自己和养父相处的日常。寻亲成功后，她会带着聋哑养父到姐姐家里一起过年，陪他一起去北京玩。她希望通过这些视频，告诉想找家但不敢找家的被拐儿童们：“你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去找，找到(亲生父母)之后，决定权在你们手里。你们只会多一个爱你们的人，不会影响你们的生活。我在找到家之后，生活也没有被影响。”
一开始，杨妞花听到很多质疑甚至骂声，有人骂她的养父是“买家”，但杨妞花还是坚持更新。时间久了，这个方法“很管用”——有被拐儿童看到她发的视频后，愿意主动站出来采血，和亲生父母比对DNA。三年来，她已经帮助过十多个被拐儿童找家人。也有一些寻亲家长找到杨妞花，向她咨询维权的经验。
这次到贵阳参加庭审前，杨妞花随身携带了两张照片——一张照片是年轻时候的妈妈，正如她记忆里那样，爱穿白色的衣服，把长长的头发扎成马尾辫；另一张照片是年轻时候的爸爸，怀里抱着小时候的她。
有记者问，你会把照片带进庭审现场吗？她摇了摇头。她不想让父母看到“余华英那副德行”，而是希望用这两张照片向大家描述“人贩子”给她带来的、那些用言语形容不出的痛苦：“孩子被拐之后，影响的不光是被拐的人，在这个家庭里的其他小孩也不幸福，父母也不幸福。”
10月11日，余华英拐卖儿童发回重审案一审开庭，杨妞花走出法院时，被媒体的摄像机和话筒包围，在她身后，是高举着孩子信息牌的寻亲家长，期盼能借此机会让被拐儿童的信息得以扩散。
经历了长达7个多小时的庭审，杨妞花的声音透露着疲惫。但她仍然详细地回忆庭审中的每一个细节：谈及自己家庭的遭遇时，她注意到余华英正抠着手指；而当两人目光相对时，余华英依旧眼露凶光；情绪激动的寻亲家长试图冲向余华英，被工作人员及时拦下……
杨妞花不忍心拒绝每位到访的记者，哪怕她已经把这些故事重复讲了一遍又一遍。她格外珍惜每一次发声的机会。尽管在社交平台上已经拥有上百万的粉丝，但她始终担心自己的力量不够。她希望通过接受采访，让更多人关注被拐儿童以及寻亲群体。正如她这次开庭前把父母的照片带在身边那样——“我想让更多人能够关注到拐卖事件，也希望判决能够震慑人贩子。”杨妞花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