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中旬的一天上午，上海一家医院门诊大厅人头攒动。陪诊师张爱(化名)的手机不停震动，她一边快步走向神经内科候诊区，一边在电话里跟客户说：“张叔叔，您先别急着去B超室，心内科的就诊号马上排到了，先看心内科。”
挂断电话，她又从背包里抽出另一位老人的病历本，核对报告单上有无漏项。一上午的时间，她辗转三个科室，帮两位老人取药、陪一位外地来沪患者完成了问诊和检查预约。
如今，陪诊服务已经成为一些患者的就医刚需，陪诊师这一职业开始“走红”。
2026年7月1日，上海市实施《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服务面向全体60周岁以上老年人，不设户籍限制。次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这是国内陪诊行业首个国家标准，将于2026年11月1日起实施。
在受访专家看来，陪诊服务是贴合民生需求、极具社会价值的便民服务，未来可以在上海地方试点经验与国家标准的基础上，依法厘清陪诊服务边界、压实各方责任、补齐保障短板，让陪诊行业在法治轨道上健康发展。
国家标准规范陪诊行业
“服务在于陪，重点在于诊。”在北京从事陪诊服务的沈女士说。
她向《法治日报》记者分享了对陪诊服务全流程的理解：服务前，全面梳理患者病史、检查报告、用药情况，根据病情规划检查项目；就诊当日，负责取号、排队、整理病历；服务结束后，发送包含诊断、用药、医嘱等在内的全部就诊记录。
如果不熟悉患者就诊医院，她还会提前一天去医院熟悉环境。
“有的医院规模很大，不同的检查项目可能在不同的大楼，提前走一遍，可以避免就诊当天患者来回折腾。”她说。
在上海从事陪诊服务的何女士则向记者补充了一些“隐性工作”，比如，帮外地患者规划在上海的住宿、交通省钱方案，指导患者适用异地就医医保政策等。
首都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孟彦辰告诉记者，《方案》是国内首个将老年助医陪诊全面纳入公共服务体系的地方制度，是陪诊服务规范化的地方范本。其将老年助医陪诊纳入专项职业能力考核体系，使从业者实现了身份的合法化、标准化；明确服务标准化，统一了服务质量要求；推行统一身份牌亮证服务，实现了服务全程留痕、关键环节可溯源；明确划定行业红线，严禁借陪诊名义违规加号、贩卖号源，从制度上隔离了灰色产业链。
孟彦辰还认为，《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的发布，从国家层面统一了陪诊行业的服务机构资质、人员要求、服务流程、隐私保护、应急处置、质量评价等核心规范，为陪诊行业规范化提供了统一标尺。
“未来要以国家标准为核心框架，细化全链条操作细则。后续可优先在超大城市、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推行上海持证上岗、备案监管、红线管控模式；在基层、农村地区简化适配，以国标基础规范、平台主体责任、价格公示、隐私保护为核心推进陪诊服务规范化，进而实现行业有序健康发展。”孟彦辰说。
明确陪诊服务主管部门
今年36岁的曹先生是河南人，2025年初转行进入陪诊行业，在当地创立了一家小有名气的陪诊公司。
“一上午可以完成七八个订单。”他介绍说。
据他观察，目前，陪诊行业门槛低，从业者水平参差不齐。有的从业者缺乏系统培训，不熟悉医院流程和诊疗逻辑，有时候不仅帮不上忙，反而会耽误患者就诊。
另外，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一些地方的陪诊服务收费标准并无统一规定，半天收费从150元到300元不等。
在孟彦辰看来，陪诊服务兼具生活照料、医疗辅助、便民服务等多重属性，国家层面尚未确立牵头主管部门，容易存在监管真空或多头监管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医药法律与伦理研究中心主任刘鑫认为，在发展陪诊服务的过程中，亟须尽快明确陪诊服务的主管部门，实现对陪诊行业的常态化、实质性监管。
“若确定主管部门统筹监管，可以最大程度解决陪诊行业从业人员资质参差不齐、准入门槛偏低、服务收费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刘鑫说。
孟彦辰建议，主管部门确定后，可以牵头统筹市场监管、民政、人社等部门协同联动监管，同时搭建统一的投诉举报与纠纷处置渠道，实现违规行为快速核查、从严处置。
构建多元协同治理体系
在两位受访专家看来，陪诊行业规范化发展，是一项覆盖制度、准入、服务、价格、监管等的系统性工程，需构建多元协同治理体系，在保障行业良性发展的同时，守住患者权益与医疗秩序底线。
“从顶层制度层面，加快推动陪诊师纳入职业分类大典，明确其社会化医疗辅助服务从业者的职业定位，清晰区分其与医护人员、养老护理员的职业边界。”孟彦辰说。
她还建议落地分层化准入管理模式：针对老年人、残障人士、重症康复者等困难群体的助医陪诊服务，推广上海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持证上岗、亮牌服务制度，实现全员备案可查；针对普通市场化陪诊服务，强制要求所有机构、平台从业者完成岗前标准化培训，涵盖医疗基础常识、应急救护处置、隐私保护规定、医患沟通规范、服务红线准则等内容，杜绝无证无训上岗。
“同时建立行业负面清单与禁入机制，对存在隐私泄露、倒卖号源、重大服务过失的从业人员实施终身行业禁入。”孟彦辰说。
在刘鑫看来，陪诊服务行业的规范化建设，不仅要依靠人员培训、考核发证等前置流程，行业还必须建立人员管理机制，实现对陪诊服务人员的有效约束和动态管理，真正做到“抓得住人、管得住事”。
“从法治视角审视陪诊服务行业规范化建设，完整的合规治理体系应当包含两大核心：从用工管理与风险保障层面来看，服务机构必须与在岗陪诊人员签订劳动合同，这是行业合规运营的硬性底线，绝非可选项；从服务供需权责界定层面来看，患者的陪诊服务需求，应当通过正规服务机构对接，严禁与私人订立服务约定。”刘鑫说，此外，服务需求方必须与服务机构签订服务合同，明确约定核心服务条款，具体包括服务内容、服务时长、服务强度、收费标准等关键事项，以书面合同形式约定双方权利义务。
受访专家还建议，要发挥行业协会桥梁作用，依托国家标准开展常态化从业人员培训、技能考核、服务评级，建立行业自律准则，引导市场良性竞争，淘汰不合规主体。
“支持职业院校、正规培训机构开展专业化陪诊人才培养，提升行业整体服务素养。同时健全风险分担机制，引导从业机构统一购买相应商业保险，覆盖患者就诊途中意外受伤、资料遗失、隐私侵权等风险，降低双方损失。”孟彦辰说，还要依托消保委、行业协会建立纠纷调解机制，明晰民事委托关系中的服务义务与侵权责任划分，减少双方纠纷。
记者手记
穿梭在北京某医院人头攒动的门诊大厅，看着步履蹒跚的老年患者、焦灼茫然的外地患者，记者读懂了陪诊服务被需要的底层逻辑。这份新兴职业的兴起，背后是无数普通人的就医难、看病烦，是城市医疗体系里最朴素的温情补充。连续几天的采访，记者既看见了陪诊服务温暖人心的烟火底色，也目睹了行业野蛮生长的隐忧，更见证了标准化改革为这个新兴行业带来的蝶变新生。
在多家医院走访时，记者见过最动人的就医温情。陪诊师提前规划路线、细致梳理病历医嘱、耐心安抚患者情绪，帮助不会使用自助设备的老年人挂号交费，替异地就医的患者安排食宿……这些琐碎又细致的服务，解决了很多患者“看病找不到路、问诊说不清楚、术后无人照料”的难题。对于需求方而言，一位靠谱的陪诊师，不仅是跑腿办事的帮手，更是就医路上的“安心依靠”。因此，从零散的个人互助到规模化的民生业态，千家机构、数万从业者的涌现，印证着陪诊服务贴合民生、适配需求的社会价值。
但温暖的民生赛道上，曾长期存在“杂音”。例如，低门槛入行、无标准服务、无统一监管等。但令人欣慰的是，从上海将老年助医陪诊纳入公共服务体系、打破户籍限制、划定行业红线，到陪诊服务国家标准发布，一套标准化、专业化的行业治理体系正在加速成型。曾经无序的陪诊服务市场，逐步有规可依、有章可循；曾经的资质、培训、监管短板，正在全方位补齐。
陪诊服务，始于便民，贵在守正，重在规范。它承载的不仅是一份职业，更是无数家庭的就医期盼，是城市医疗服务的温度延伸。标准护航、监管聚力，正是为良性业态保驾护航、为民生暖意守住底线。
期待在制度与标准的双重赋能下，陪诊行业能够告别野蛮生长。让每一位从业者持证上岗、依规服务，让每一次陪诊都专业暖心、安全靠谱，让这份扎根民生的便民服务，真正成为群众就医路上的一束暖阳，在法治轨道上实现行业发展与民生福祉的双向共赢。
法治日报 记者 赵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