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明领袖来掌舵，革命磅礴向前进”，《长征组歌》中的这句歌词，表现的是遵义会议后红军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
党中央于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极其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位于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子尹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是到遵义参观游客的必选打卡地，一年四季游人如织。毛主席亲笔题写的匾额前，不时有游客合影留念。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举行扩大会议，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得到与会多数同志支持。
在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之际，陈列馆运用等身幻影成像技术，制作短片，重现了会议情景。遵义会议陈列馆副馆长张小灵告诉记者：“这段短片所有对话均出自史料记载，没有任何艺术加工，可以让观众更真实地感受当时的情景。”
经过激烈争论，遵义会议作出下列决定：一、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委托政治局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政治局常委再进行适当分工；四、取消“三人团”，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委托周恩来为党内对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定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从此开始逐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市长征学学会会长曾祥铣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移师黔北开启转折之路
中国革命在遵义实现转折，与此前召开的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所作的准备密不可分。
“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湘江血战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7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面对严重挫折，党和红军内部对“左”倾错误领导不满的情绪达到高潮，广大红军指战员思索着中国革命到底走往何处，中央领导层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并发生了激烈争论。
中央红军抵达湖南通道后，中央几名负责人于1934年12月12日召开非常会议，研究解决处于危机情况下的红军行军路线和战略方针问题。会上，毛泽东提出，红军必须西进贵州，避实就虚，寻求机动，在川黔边创建新根据地。
1934年12月13日，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当天，中央红军突然改变行军路线，转兵贵州，并于12月15日攻占贵州黎平。
贵州省黎平会议纪念馆馆长张中俞认为，“通道转兵”是一次战术转兵，让红军暂时脱离险境，但“为什么会惨败”等战略分歧仍未解决，“红军处于关键而又难以决策的时期”。
在此背景下，周恩来于1934年12月18日在贵州黎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红军向何处去的问题。
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后接受了毛泽东等多数人的意见，通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新的军事战略指引下，挥戈西进，连克剑河、镇远等县城，于1934年12月下旬抵达乌江南岸，把十万敌军甩在湘西南，使得蒋介石企图在沅江以东“围歼”红军的计划彻底破产。
伟大转折后的新起点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于1935年1月至3月先后来回四次渡过赤水河，巧妙穿插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期间，党中央召开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上未能完全解决的组织领导、军事领导、常委分工等问题，成为遵义会议的完善和继续。
一渡赤水之后，在中央红军向云南扎西集结的行军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2月5日开会讨论常委分工问题，明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
2月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张闻天根据遵义会议精神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全面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失败的教训，系统总结和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系统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相应的战略战术，深刻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
二渡赤水后，红军中央纵队于1935年3月9日进入今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苟坝村。3月1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讨论的方式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也即新“三人团”），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苟坝会议后，毛泽东构思并实施了“调出滇军，甩掉追兵，假道云南，进军四川”的战略构想，亲自指挥红军三渡、四渡赤水，后南渡乌江，佯攻贵阳，挺进云南，于5月9日渡过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吴秉泽 农村金融时报记者 姬晨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