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访谈③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近日发布。《决定》就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作出部署，指出“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近日，记者专访了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张斌表示，在当前形势下，我们更加需要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合力。
之所以强调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就是因为在宏观经济治理过程中容易出现各种政策不能协同发力，甚至宏观经济政策存在冲突的地方。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内需不足，经济活跃度还不够，这跟政府支出下降有很大关系，所以财税体制改革当前的发力点在于要增加政府支出，适度扩大中央政府债务规模。
——张斌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中央向来高度重视推动各类政策协调配合
记者：《决定》就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作出部署，提出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有何深意？
张斌：科学有效的宏观经济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央在宏观经济治理中向来高度重视推动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完善宏观经济治理”，要求“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逆周期的宏观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也会受到科技、教育等多个领域政策的影响。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在政策取向上的一致性，不仅涉及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还包括其他各类政策的协同发力。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要求“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
此次《决定》要求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反映出我们对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认识在不断深化。
记者：《决定》指出，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是否更加迫切？
张斌：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工程，需要综合施策，以确保宏观经济治理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之所以强调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就是因为在宏观经济治理过程中容易出现各种政策不能协同发力，甚至宏观经济政策存在冲突的地方。比如，当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宏观政策取向应该是扩大内需，增加信贷，提升市场活跃度。但是同时我们还面临着化解债务的压力，对提高总需求带来新的挑战。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并提出要确保各项政策“同向发力、形成合力”。
此次《决定》也指出，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也体现了我们的政策连续性。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回暖向好的同时，也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更加需要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将各项政策举措汇聚成合力，转化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推力。
记者：从大的方面讲，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要把握哪些关键问题？
张斌：一方面要正确把握经济发展质和量的关系。“质的有效提升”要求我们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升级，增强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而“量的合理增长”主要表现为经济平稳运行，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从辩证关系看，“质的有效提升”离不开“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支撑，而“量的合理增长”往往是“质的有效提升”带来的正向产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我们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位置。
另一方面，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之间的有机结合，这是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的必然要求。在进行政策体系设计时，需要综合考虑不同政策在政策目标、传导机制、时间效应等维度的不同特性，加强政策统筹协调、放大政策协同效应。《决定》明确指出，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都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也为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提出了明确的指向性要求。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要为高质量发展服务
记者：《决定》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在您看来，财税体制改革的发力点在何处？
张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要为高质量发展服务。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内需不足，经济活跃度还不够，这跟政府支出下降有很大关系，所以财税体制改革当前的发力点在于要增加政府支出，适度扩大中央政府债务规模。目前财政的支出增速距离年初制定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接下来，需要扩大政府支出，确保政府支出不拖累名义GDP增长。
依靠逆周期政策工具，扩大广义信贷，这是被反复证明能够在短期内解决需求不足问题的政策工具。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一工具。无论是降低政策利率，还是中央政府通过增发国债、提高支出水平，都能有效提高广义信贷增速和给定金融资产下的支出比例，在短期内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消费。
判断发债空间的关键是通胀。通胀的背后是储蓄和投资两股力量的对比。如果储蓄远大于投资，说明社会资源就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这时政府增加债务和增加支出不会带来通胀压力，反而会把没有被充分利用的资源利用起来。这种情况下发债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应尽早发债。
记者：《决定》还指出，要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这是否有很强的现实指向性？
张斌：过去地方政府事权与财力不相匹配的情况一直存在。因为中央大量委托，地方事权多而财力跟不上。适当将事权上收，会提高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此次《决定》中的措施将使地方财力进一步提升，与其事权相匹配；同时也强调了要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一方面增加地方财力，另一方面增加中央事权，使得事权和财力更匹配。《决定》还明确指出，中央财政事权原则上通过中央本级安排支出，减少委托地方代行的中央财政事权。不得违规要求地方安排配套资金，确需委托地方行使事权的，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安排资金。这将大幅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记者：《决定》指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具体到当前来说，我们的货币政策应该如何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张斌：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撑，要通过不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体制机制。《决定》提出，积极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就是具体要求。
我们的货币政策过去两年有很多行动，但要实现货币政策的目标，比如更充分的就业、比较温和的通货膨胀、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货币政策还需要进一步发力，货币政策威力巨大。我们的债务规模很大，我们还有一个几十万亿元规模的股票市场。通过政策利率调整，能大幅改善企业、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同时，带来资本市场价值的提升，也会对我们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形成支撑。通过大幅度降低政策利率，居民的钱包会鼓起来，包括债务利息的节省和资产估值的提高，进而有利于拉升中国经济的“温度”，提升全球对中国经济的预期。
记者：从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的角度看，我们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保持取向一致性是否也非常关键？
张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是最主要的宏观调控政策，增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取向一致性尤为重要。在进行政策协同时，要综合考量财政、货币政策在政策作用机制、政策时效、适用领域等方面的差异，考虑各自的政策空间，确定政策组合，让各类政策协调配合、相互补充，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合力。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肖欢欢
图/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