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风刺骨，氧气稀薄。在长江源头，海拔4500米的高原上，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塑像，手指前方，目光坚毅。
小学生白马措毛自豪地告诉我们：“他叫索南达杰，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
30年前，这是悲壮的一幕。青海省治多县索加乡，三江源腹地，在和藏羚羊盗猎者的斗争中，索南达杰不幸牺牲。他是长江源生态的保卫者，也是三江源文化的保护者。
从此，在凛冽的山风里，在严寒的高原上，屹立起一座丰碑。一代代年轻人听着他的故事，接过他的使命。
从源头到江尾，滚滚长江东逝水。千百年来，有多少中华瑰宝，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之中；而又有多少人，前赴后继，守护着长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注长江文化。在2020年11月14日召开的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他指出：“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
如何推进长江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如何激活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带着这样沉甸甸的问号和课题，在甲辰年的秋冬，我们开始了一次跨越千里的长江文化考察，寻找答案。
长江文化考察队深入三江源头。
代代恪守的保护之责
让我们先把目光投向散落在长江沿线的文物点位，来看看各地是如何保护千百年流传至今的祖先馈赠的。
位于长江上游的重庆，是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华夏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通道，留存大量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大足石刻就是其中代表。
千百年的风风雨雨，岁月更迭，经世不朽的石窟杰作依然惊艳人间。摩崖造像五万多尊，如何守护，是个难题。
大足村民世世代代守护着石刻。
“在石刻所在的洞窑前，有一些简易窝棚。一些安静的身影，数十年如一日守在这里，常是夜宿其中，吃住不离，只为保卫石刻的安全。这些人是当地的村民，他们还有另一重身份——大足石刻的义务文保员。”讲解员李凤这样向我们解释。
她说，不知从何时开始，当地村民担起对石刻的义务保护工作，自发组织轮值，甚或举家出动、父死子继，现在年龄最大的有80多岁了。
把宝贵的岁月，献给满山沉默的石像，值得吗？面对我们的困惑，李凤说：“值！”几乎每个大足人从小都会被教育一句话：“保护石刻。”这份守护的情愫，流淌在大足人的血液中。
王学豹便是其中一位守护者。他指着三面崖壁旁一块不足4平方米的空地说：“我在这里陪了它们18年，直到去年才搬进隔壁新修的小屋子里。”
18年，6000多个日日夜夜，王学豹掰着指头想了半天，“8天，最多只有8天我没睡在这里。”
18年里，来这里的外人并不多，大部分时间就他一个人。和他打交道最多的，就是这三面崖壁的佛像。
孤单吗？
“习惯了，刚开始的时候晚上还是有点怕，时间长了，就不怕了。”王学豹说。守了18年的崖壁上究竟刻了什么？王学豹坦言自己并不懂，“我只晓得它们是国家的宝贝，我的工作就是守好它们。”
镇守长江的乐山大佛最怕水的侵蚀。
乐山大佛始建于唐713年。自矗立江畔以来，大佛就一直面临着一道巨大难题——如何抵御日晒雨淋风化剥蚀。
在大佛脚下，我们碰到90后小伙王成，他毕业后成为了乐山大佛的守护者。而他的前辈们有：郭培谦，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对乐山大佛开展本体修缮的负责人；马家郁、黄克忠，两位对大佛病害进行系统研究治理的第一代国内专家……
“前辈们都是默默无闻地扑在对大佛的保护上，他们不追求名利，只求对得起自己肩上的责任。”王成和我们说起一件事——乐山大佛百年之后再“洗脚”的新闻。
听来有趣，当时却凶险万分——2020年8月17日至18日，因上游持续强降雨导致青衣江、岷江水位持续上涨，洪水已经漫过大佛的脚趾。
18日下午，乐山大佛石窟研究院老院长彭学艺就坐立难安了。近半夜时，看雨越下越大，他就冲了出去。
突击队很快建立。凌晨时分，一个个沙袋，沿着又湿又滑又陡的九曲栈道，以击鼓传花的方式，经每个人的手，堆叠到大佛的脚下，围起一道坝。最终洪水没有对大佛造成直接伤害。
江流不息，风涌不止。
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显示，长江沿线共有不可移动文物30.6万余处，约占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总量的39.8%。
为了守护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有这样一群人，一代代传承着，坚守着，是诚心，更是毅力；是情怀，更是责任。
新与旧的和谐相融
我们再把目光放大，放大到文化遗产和周边的历史环境、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它们紧密联系息息相关，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现代化进程中，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是文化遗产保护必须直面的问题。
怎么样加强整体保护的理念？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的东流镇，是东晋大诗人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地方，他在这里做过县令。
我们来到东流镇上的老街，意外而惊喜，发现它竟然还保留着千年前“而无车马喧”的意境。
东流老街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时下流行的“精装古街”：没有时髦的网红店，没有“我在东流很想你”，一副“素面朝天”的样子。
明清时代的徽派建筑有1000多幢，都有青砖小瓦马头墙，珠檐飞角鱼悬梁。原住民仍旧住在街上，多数做点小生意。这和一些过度商业化开发的古镇有着天壤之别。
李庄里修旧如旧，看不到今古夹杂的景象。
如果说，东流古镇保护的是原汁原味，那么四川省宜宾市李庄则是另一番新与旧的双重风景。
抗战时期，重庆、成都、昆明、李庄，长江流域的这些城镇成为中国的大后方。这四大抗战文化中心中，李庄是唯一的镇。
我们去的那天，游客陈先生正从李庄的同济大学医学院旧址走出来。“喜欢这里安静的气氛，是一个古镇该有的样子。我对之前的历史并不了解，进来看了一圈，很值。”
作为历史文化名镇，每逢节假日，李庄都会迎来潮水一样的人群。在2024年国庆长假，这座古镇日均游客达6万人。李庄，又该如何消化？
“早在规划之初，李庄就定下了保护古镇不变样、在古镇的郊外保留田园和江景的自然风光基调，还营建了博物馆以及具有食宿功能的建筑群，与主打历史风貌的老镇互为补充。”李庄古镇景区管委会规划保护部部长严静这样向我们介绍。
李庄古镇现有保存完整的明清街巷18条，不可移动文物95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5处。
严静回忆，2013年前后，李庄古镇启动东岳庙等古建筑抢救性保护时，根据历史档案与资料，明确建筑的空间形态，编制文物保护修缮方案，“原则是‘不改变文物原状’，从材料到修缮工艺都要最大程度还原历史。”
在对古建筑进行修缮时，强调寻找老砖老瓦老手艺。“比如张家祠内精工雕刻的‘百鹤祥云’窗，在李庄是‘独一份’，对色彩把握与材料选用提出了很高要求。”
我们惊叹，在李庄里面，即使本地居民因房子陈旧需要修缮，也是有特别要求的：以古法修缮，保持原有风貌。所以来李庄古镇，你看不到今古夹杂的街巷风貌，看到的是古树古宅古路，还有传统业态。
保留原貌，保留历史，在古镇附近新建设施、分流游客，这是新与旧的“组合拳”。李庄给出了一个很好的启示。
宝墩遗址要建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保护也不是将文物和文化遗产束之高阁，好的保护是让文物和文化走进人们日常生活，浸润人们的精神世界，这也是新与旧的另一片风景。
四川宝墩遗址展馆被一大片田野包围，近处是一片黄豆田。你会看到孩子们在田间采摘成熟的黄豆。没错，这是一个研学基地。
孩子们除了在展馆里汲取历史与考古知识，在模拟发掘区用探铲进行露天考古，还可以在这一片田野中体验农耕，无缝衔接先民们的劳作过程。
“我们有一门课程叫‘一把铲子’，这把铲子既是考古的铲子，也是代表新农业的铲子。”成都市新津文旅集团的郭俊向我们介绍，希望以这种考古农耕结合的文旅互动，让更多的人熟悉了解成都平原的稻作文明起源。
未来他们还有一个新目标，就是打造一个集遗址展示、考古研究、休闲观光等功能于一体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秋阳下，小道旁，一丛丛的“千层金”袭来阵阵草木香。我们抬眼看去，越发觉得这片遗址朴实无华得就像一粒稻种，却蕴藏着了不起的生命力。
2024年12月4日，中国“春节”申遗成功。至此，我国共有44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总数居世界第一。
文物和文脉的城市共生
让我们再把坐标放大，放大到一个城市、一个区域。从巴山蜀水，到荆楚大地，再到吴越江南，一方水土养育一方百姓，一方百姓保护一方文脉。
每一地的文化遗产都和当地文脉息息相关，如何做好文化遗产和当地文脉的协同保护？
这意味着，在实际保护工作中，不仅要聚焦文化遗产的保护，更要着眼于将文化遗产纳入整个文化区的视域下一体保护。
在湖北，楚式漆器是荆楚文化的重要元素，当地已经把楚式漆器的保护纳入荆楚文化的整体保护中。
邹传志，1970年出生在湖北省荆州市，是楚式漆器髹饰技艺第四代传承人。而今，他不仅聚焦楚式漆器的保护，同时还在全身心搭建荆楚文化传承平台。
三苏文化与城市文脉共生。
在四川眉山，三苏文化的保护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重要文化。眉山以三苏文化命名的道路就有100多条，连眉山的城市标志都是苏东坡头像与瓦当的组合。
曾担任眉山市三苏祠博物馆文物部主任的徐丽说，三苏祠历史上有文字记录的修缮达30多次。2020年以来，各级财政共投入文物保护资金8600余万元，先后组织实施三苏遗址遗迹文物保护工程项目10余个。
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来探望苏轼，他们送酒、送糖、送花、送捞汁海鲜，还给苏东坡写信写段子，这是倾诉，也是隔了时空的对话。
我们读到了一封写给苏东坡的信，是一位丁姓大学生写的。信中说，在人生最困苦的时候，苏东坡的那句“惟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是最能开导他的。
“这些年轻人感动了我们，让我们觉得自己做的保护研究工作是值得的，这是一场双向奔赴。”三苏祠博物馆研究员翟晓楠动情地说。
飞越长江，我们从点到面到城市，看到了保护、融合、共生……这就是对长江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的答案，告慰历史，告诉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