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穿越古今，纵贯南北，流淌了2500年的漫长时光。在大运河的演变过程中，沿线很多遗迹遗址已被埋入地下，有待考古发掘去重新发现，从而丰富并完整大运河的悠久历史。2024年是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在这一年中，江苏大运河沿线有哪些重要考古发掘，揭开了多少大运河不为人知的往事呢？
常州寺墩遗址
寺墩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寺墩遗址位于常州市天宁区郑陆镇三皇庙村，是一处以新石器时代崧泽—良渚文化遗存为主体的中心聚落遗址，年代距今约5500—4500年。早在1973年，寺墩遗址就已经被发现，1978—1995年陆续开展了五次考古发掘。2016年，寺墩遗址纳入“考古中国——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课题”中，2019年正式重启发掘，工作重点集中于墩体周边的核心区域。
近年来对寺墩遗址的考古发掘，主要发现了崧泽文化的墓葬区、木构遗存和良渚文化的砌石遗迹、建筑基址等。在崧泽文化的墓葬区，考古专家清理了墓葬40座，对木构建筑遗存进行了局部解剖。对于寺墩遗址良渚文化遗迹的考古发掘证明，良渚文化时期，寺墩遗址已形成以圆形土墩、周围台地和双重水系环绕的聚落形态。圆形土墩的墩体残高11.8米，墩顶曾有大型建筑，墩底由青灰色“草包泥”堆筑而成。墩体东侧台地上发现两处良渚文化贵族墓地，出土有“日月山”等刻符的大口缸残片，是环太湖与海岱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即存在密切联系的例证。
近年来，对寺墩遗址的考古发掘表明，寺墩遗址在距今5000年前后即已呈现出较高的社会发展水平，并逐步走向繁荣的良渚文明，为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为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有力证据。
张家港东山村遗址
东山村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东山村遗址位于苏州市张家港市金港街道东山村，是一处以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堆积为主的新石器时代大型遗址。东山村遗址于2008—2010年进行过考古发掘，曾被评为“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23年以来，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围绕明晰遗址内部布局和确认遗址宏观结构两个方面，再次开展对东山村遗址的主动性考古发掘。截至目前，共发掘新石器时代大型红烧土堆积4处、墓葬17座、房址1座、灰坑20座、灰沟1条、水井1口、柱洞3个。
东山村遗址揭示出十多座崧泽文化大中型墓葬，其中的M115属崧泽文化晚期高等级大墓，出土随葬品31件，陶器22件，玉器多达9件，是目前发现的崧泽文化等级最高的墓葬。从目前揭示的情况看，东山村遗址的崧泽文化墓地，整体面积在13000平方米以上。新发现的祭祀广场及祭祀坑等相关遗迹是东山村遗址考古中的首次发现，是崧泽文化早期史前礼制萌发和社会复杂化发展的高度表现，为阐释东山村遗址阶层分化、礼制发展和文明加速发展的形态和模式提供了重要资料。
两年来的考古发掘证明，东山村遗址是“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代表性遗址，是研究长江下游早期古国文明的典型遗址。崧泽文化高等级墓地、大型房址、红烧土祭祀广场、祭祀坑以及大型墓葬与小型墓葬实施分区埋葬等重要遗迹，显示出东山村遗址存在高于一般聚落且稳定的政治实体，社会已进入古国阶段。
兴化草堰港遗址
遗址远景（自西向东）
草堰港遗址位于江苏省兴化市千垛镇，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年代距今约7200—6900年。2022年以来，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南京博物院等单位持续开展考古工作，取得重大突破。
草堰港遗址总面积80000余平方米，被近2米厚的自然淤积层所覆盖，特殊的低海拔湿地饱水埋藏环境使得大量有机质遗物得以完好保留。草堰港考古中，专家发现房址、灰坑、灰沟、水井等遗迹200余处。已清理的房址多用芦苇与木材作为建筑材料；灰坑集中分布于发掘区西部，部分用芦苇席铺底，可能为贮藏坑。一定数量的灰坑内填埋有木板或圆木，系木构建筑材料。目前，草堰港遗址已出土陶、骨、石、木、玉、蚌等各类遗物2800余件。陶器中，釜占主导地位，其次为罐、钵、豆、箅、支脚、盖等；骨器数量众多、打磨精美，有耜、靴形器、镞、镖、锥、针等，其中鹿角靴形器已出土300多件；木器有钻木取火器、纺轮、浮漂等，其中钻木取火器为目前国内所见最早实物。动植物遗存极为丰富，炭化植物遗存以水稻为主，动物骨骼遗存主要为家养动物猪和野生动物鹿、獐等。
草堰港遗址为长江以北地区仅见的滨海湿地型史前遗址。大量动物遗存及巨量人工栽培水稻等植物遗存的发现，对于研究区域史前生业经济、稻作农业的发展与传播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江淮东部地区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草堰港遗址文化面貌新颖、内涵丰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填补了江淮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空白。
苏州塘北遗址发现苏州地区最早青铜器
四枚铜箭镞
2024年11月，苏州独墅湖西侧正在发掘中的塘北遗址，出土了4件商代晚期铜箭镞，这是目前苏州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铜器，提升了学界对商代晚期环太湖地区社会发展水平的认识。
塘北遗址位于苏州独墅湖西侧，是一处崧泽文化晚期至明清的大型遗址，现存面积约23万平方米。2024年3月，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现了崧泽文化时期土台1处，遗迹以墓葬为主。此外，还发现了马桥文化、“后马桥文化”、西周、春秋时期的生活遗存。
“后马桥文化”时期遗存为2024年的重要发现，主要分布于发掘区北部的台地之上，发现的大量陶瓷器、石器及骨器、铜器等遗物，灰坑、水井、红烧土等遗迹，初步还原了环太湖地区晚商至周初的生活、生产图景——以水稻为代表的种植业，以狗、猪为代表的畜牧业，以网坠、石镞等为代表的渔猎业，以及以石器、骨角器、铜刻刀等为代表的手工业等。“后马桥文化”器物融合了本地、宁镇（梯格纹、刻槽盆）、中原（青铜镞）、赣鄱（圈点纹）等地区的文化因素，体现了塘北遗址与周边地区较频繁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应为晚商至周初环太湖东部地区的区域性中心遗址。
此次发现的四枚铜箭镞与商代晚期部分铜镞形制相似，具有典型殷商文化特征；专家认定苏州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铜器。目前，这些箭镞上的采样已送至中国科技大学，将通过同位素分析来确定其具体产地。
南京发现东吴重臣张昭墓
《三国演义》连环画中的张昭形象
2024年11月，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宣布，在南京南部新城油库公园地块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三国东吴重臣张昭家族墓。2022年，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南京南部新城油库公园地块的勘探中发现了576座墓葬。2023年11月开始的考古发掘中，专家发掘了砖室墓42座。其中，编号为M171的墓葬为竖穴土坑砖室墓，平面呈“凸”字形，由墓道、墓坑、砖室、排水沟等组成。尽管早年遭到盗扰，但此墓仍出土金印、金镯、铜弩机等遗物。
M171墓中的两方金印成为解开墓主身份之谜的关键，印文分别是“辅吴将军章”“娄侯之印”。据此，考古专家判断M171的墓主是三国时期的东吴重臣张昭。在张昭墓附近，考古专家还发现其他七座同时期的砖室墓，出土青瓷卣、青瓷罐、青瓷砚等青瓷器。这些墓葬以M171为中心，自西向东分布，朝向基本一致，并设有复杂的排水系统，共同构成张昭家族墓地。
张昭墓是南京继丁奉家族墓后发现的又一东吴重臣墓地。墓葬虽经盗扰，墓葬本体遭到破坏，但基本形制保存较好。对于研究南京六朝墓葬，尤其是孙吴贵族墓葬具有重要的价值。
《三国志·吴书·张昭传》记载，张昭，字子布，彭城人，早年渡江避难，辅佐孙策平定江东。孙策去世前，将弟弟孙权托付给张昭，希望他全力辅佐。张昭是孙权的重臣，对东吴政权的建立和稳固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孙权每次出征，他都会镇守后方，领幕府事。孙权代理车骑将军后，重用张昭，任命他为军师。张昭性格刚直，对于孙权敢直言劝谏，所以孙权对他又敬又畏。孙权称帝后，准备设立丞相，大臣们推荐张昭，但孙权内心对张昭有所不满，先后用孙邵、顾雍二人为相。嘉禾五年（236），张昭去世，享年八十一岁，谥号“文”。
子盐码头遗址
子盐码头南段
子盐码头遗址位于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真州镇城南社区商会街、都会街南侧。清乾隆两淮盐运使卢见曾所撰《仪征县都会桥子盐码头碑记》记载，子盐码头位于九龙桥与都会桥之间，是春冬河水干涸时，子盐出江的中转站，搭载子盐的小船停靠在子盐码头，由挑夫运送至黄泥滩，再上小船至捆盐洲入江。该区域以前即为子盐码头，后由于年久失修隳圮，被民居侵占，运送子盐船舶无法停靠，且该地区繁华，人烟密集，经常有奸人在挑夫运盐时乘机攫取，致盐多散失，因此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三月二十八日至九月初二日复建子盐码头。
2024年6月至10月，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子盐码头遗址进行了全面考古发掘。考古表明，子盐码头遗址位于十字河西北岸，为东北—西南走向，呈弧形，宽4.8－5米，全长约80米。码头由踏步石梯和垂带石组成，踏步石梯残存十三级台阶，由长方形条石垒砌而成，最底层台阶下栽有密集的圆木地钉作为码头基础。码头南、中、北端共有4根长条状垂带石，饰有如意云纹和“福禄寿喜”纹饰。子盐码头遗址东连都会桥、拦潮闸，西连九龙桥，是长江、运河交汇处的重要历史见证，在大运河、长江航运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是目前仅存的江北运口遗迹，对研究和展示大运河、长江航运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盐城盐业考古
沙井头遗址发掘现场
盐业考古是江苏地域文明探源工程的九大课题之一，其中盐城的盐业考古旨在揭示我国古代最大海盐生产地两淮盐场的大致面貌，突出了以盐城为代表的两淮盐业考古在全国盐业考古及盐业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近年来，盐城盐业考古重要收获包括：位于盐城市亭湖区的沙井头遗址，其所在区域可能是西汉盐渎县城所在地，为理解汉代中央政府对盐业生产的有效管理提供了考古支撑；位于盐城市东台市的缪杭遗址，考古发现揭露出与盐业生产中引蓄水、淋卤等工艺流程相关的遗迹，为江苏首次较为完整揭露的一处唐代盐业生产聚落；位于盐城市大丰区的后北团遗址，是一处自南宋延续至明清的制盐聚落，首次在江苏通过考古发掘完整揭露出一处明代盐灶。
2022年初至今，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盐城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盐城串场河沿线区域、大丰、东台等地区开展了专项调查，发现了东台如意村遗址、东台西溪遗址等反映盐业生产运输管理等不同类型盐业遗址点超百处。
从汉代沙井头遗址，到唐代缪杭遗址，再到明清后北团遗址，实证了江苏盐业在制盐工艺、盐业运输管理等方面的连续性与传承性，为明清两淮盐业在全国盐业中的重要地位追溯到了源头，为理解历史时期盐业在国家管理与社会运行中的重要价值提供了考古资料。
淮安城市考古
庆成门城门、城墙等示意图
淮安是大运河上的重要节点城市，有“运河之都”的美誉。2021年以来，淮安市文物部门对庆成门、新路、板闸镇三处遗址进行了发掘，获得了一系列和大运河有关的考古发现，丰富了对运河历史的研究。
庆成门遗址原为淮安旧城西门，通过考古发掘，基本摸清了遗址的保存状况，廓清了庆成门的布局、结构和排水设施，展现了五代到明清淮安城门演变、城墙营造技术；新路遗址位于淮安区河下街道新路村，是一处保存完好，规模较大的典型街巷遗址，布局合理，功能完善，商业和生活气息浓郁，推测与河下地区盐业活动背景密切相关；板闸镇遗址系清代早中期板闸镇东街南侧区域，也是淮安地区继泗州城之后发现的又一处大型灾难性聚落遗址，遗址内遗迹类型多样、功能完备、布局规整、结构分明，其编芦作屋的建筑方式独具地域特色。
淮安庆成门、新路、板闸镇遗址三者由南向北，依次分布在大运河东岸，依托河道设施和公署机构，凭借漕运、盐运、榷关并集一隅的优势，以商业和服务性行业为主要支撑，共同构成了淮安运河沿岸的城镇群，深刻揭示了明清时期的河道变迁与治理、城市发展及人地关系演变。
这三处遗址是在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后淮安重要的考古发现，同时发掘了古城、古镇和古街巷，在全国运河城市中也极为少见，彰显了淮安乃至江苏在大运河沿线的重要枢纽和节点地位，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这一宝贵遗产提供了考古支撑。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于锋
